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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视角独特：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国首届汽车拉力赛
珍贵稀缺性：100张珍贵照片记录的人类历史上**次汽车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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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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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是世界汽车运动的原始之旅，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洲的汽车赛事。这次赛事由巴黎《晨报》主办，中、俄等国承办。参赛车由轮船运抵上海、天津,再到北京。1907 年 6 月 10 日早，5 辆赛车从北京公使馆区的法国兵营出发，开往张家口，穿越蒙古草原、戈壁，抵达巴黎，历时 62 天。巴津尼搭乘博盖塞亲王的赛车，全程跟踪采访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及影像资料。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不仅推动了人类汽车运动的快速普及，而且对世界 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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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吕吉·巴津尼1874—1947：意大利著名记者和作家。1900 年曾被意大利权威报纸《晚间邮报》作为战地记者派到中国报道义和团运动,1904—1905 年又作为日军随军记者报道了日俄战争,在意大利引起轰动。他一生出版了 13 本书,大部分都很畅销。
沈弘：杭州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上世 纪 90 年代起遍访波士顿、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目前承担教育部重点攻关项目“外 国收藏 16—20 世纪来华传教士档案整理与研究”、浙江历史文 化专题研究项目“外国人眼中的浙江和浙江人”。著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晚清印象》等书。
邱丽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教于北京华文学院，研究 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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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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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部由臭名昭著的那桐主持工作，他曾是义和团时清王朝留京的首领，被各方权势判了死刑。事实上在1900年的议和会谈中，已经确定了他的死刑。但他非但没有失去天朝的宠信，如今反而升到类似于外交部长的级别，不但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他一成不变的规则。当时，外务部正严肃地考虑如何从新的可怕敌人中挽救天朝。这个敌人叫作汽车，即使用燃料的“马车”。讨论完全围绕着汽车，就像以前围绕着火车一样。为什么汽车要过来？他们想做什么？外务部长时间的沉思中满是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
中国人难以相信的是，汽车的唯一期望就是来一场从北京到巴黎的旅行，他们的辛苦没有任何报酬，去巴黎可以采用更快、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么解释不通的古怪行为中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原因。外务部坚持认为欧洲想以他们为代价做一些新试验：试验的本质会是什么呢？
庆亲王眼界开阔，倾向于相信欧洲想找出汽车直抵中国的最佳路径，这样就不需要铁路特权了。这些所谓的赛车手自然都是精选的工程师，听命于一位意大利亲王。他们的计划将导致中国铁路公司的全盘崩溃，当时这个公司就位于张家口沿线，而且已经延伸到了南口。庆亲王正是此公司的大股东。那桐把事态看得更加严重，他深信，汽车致力于发现入侵的合适路线。蒙古地区不经常是危险的大门吗？修建长城的目的不就是保卫这边的天朝吗？从此以后，如果一支汽车军队要在义和团刚刚兴起之时借机入侵中国领土，他们很快就能取走外交禁令下的人的性命，什么样的城墙能阻止他们前进？北京到巴黎的赛车手当然就是听命于一位身为意大利亲王的官员。
法国、荷兰、意大利、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对于赢得此次汽车拉力赛都满怀期待，这使得这场赛事更为重要。尤其是前三个国家，喜欢发号施令，让这些严肃的中国人开会商讨一份紧急官方文件。文件要求马上同意在蒙古地区通行，以达成各自目标（对官员或工程师）。该怎么办呢？
祖国的利益要求外务部反抗，他们也的确反抗了。开始是拒绝一切通行，欧洲各国的部长和翻译一次次去找中央政府。外务部请他们喝下午茶，但他们英勇地经受住了所有劝说。毕竟，创立外务部的目的就是对欧洲人说“不”。欧洲人想要港口、矿山、铁路、大学，想要屠杀基督教传教士的赔款，于是清政府发现有必要设立一个防御机构。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现在已经弃置了—其主要职责就是将欧洲人的要求付诸讨论，并一直在讨论，将他们想要的结果放在遥远的未来。义和团运动之后，各方势力都拒绝接受总理衙门，于是清政府创建了外务部，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外务部至少也是有功绩的，他们不再将欧洲人的要求付诸讨论，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不。
然而，就现在已有的条约而言，对仅仅想穿越其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省的外国人，中国无权拒绝他们通行。何况此时，局势已经非常复杂了，之前这些精明的中国人既没有了解，也没有预见其严重性—汽车已经抵达北京了。更进一步讲，虽然有命令严禁汽车自由行驶，除非同意由一头—最多两头—骡子拉着，但汽车对此不理不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穿行。现在，如果还是禁止通行，这些可恶的机器显然将会留在北京。它们会继续扰乱首都神圣的宁静氛围，会在开明人士中引发动荡，会将西方致命的腐化病菌传遍各个角落，令先祖和神鬼愤恨。让它们留在北京，就像让敌人留在要塞，最好还是帮它们速速离开。所以外务部准许通行了，但是，是满洲里！
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竞争。文件、拜会，以及亲切友好的下午聚会，所有都要重来一遍。中国人慢慢失去了阵地，最终他们同意在蒙古地区通行，但却没有提到汽车。意大利公使馆退回了这些通行证。于是外务部发来了别的文件，读起来像是起诉书。“在中国，汽车是新事物，”这些卓越的文件中写道，“所以中国政府对此没有责任。相反，政府认为，驾车者当对任何由他们或他们的汽车引起的伤亡负责。若发生如此状况，当地官员可以没收上述驾车者的财物，以保证损失得到赔偿。”这是煽动掠夺！意大利公使馆同样退回了这些文件，并向外务部宣告，博盖塞亲王一行将按既定日期启程，无论有没有通行证—而且，他们的安全应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外务部徒劳地找出新托词，不想屈从于欧洲的压力（而且他们担心，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打扰蒙古亲王并不明智），最终不得不同意按要求在蒙古通行。但这些通行证不能翻译为蒙文，他们对于坚守住了最后一步很满意，否则这些文件将严重打扰蒙古亲王。除此之外，还要找出一些可以拒绝这些欧洲侵略者的借口，以免成为危险的先例。
对在北京的外交小团体而言，这些谈判成了有趣的谈资。但事实上，这是个严肃的话题。相关事实证明，现在的清政府跟7年前外国入侵之前一样，他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陌生人，同样完全无视人生信条，内心隐藏着同样的自大和猜疑。入侵、屠杀、满洲里的战争，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心智和品性。到处都有一些独来独往的学生，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日程，认为自己可以先于对公使团的最后一击，从当前严峻的局势中发现转机，预知新的暴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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