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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基金博物馆镇馆之作，详解近代历史剧变背后的金融逻辑。
不用数据和图表，直说大事件背后的权贵斗争内幕，用故事说透中国金融。
颠覆常规认知，用丰富的史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近代史切面。
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巍 鼎力推荐；大象公会黄章晋 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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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众所周知，用数据和图表根本读不懂中国的金融。自古以来，无论是研究中国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非市场因素计算在内，甚至还要把所研究的对象与当时的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数据和图表总是枯燥的，而人物关系所带来的种种传奇显然更加引人入胜。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玩火者和珅、胡雪岩的故事几度重演？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孔祥熙、宋子文主导货币战争，功罪谁与评说？筚路蓝缕、锱铢累积，几世辉煌，什么是上海滩金融豪门商道密码？贩夫走卒，饮食男女，江湖变迁中暗藏金融之手？
有人星夜赶考，有人辞官还乡，金融的故事周而复始，给你讲个笑话这次不一样。听过很多道理，依然在金融的羁绊中雾里看花，因为你从不知故事的真相。
中国金融博物馆致力于普及现代金融观念，数年来详细梳理中国金融史，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选15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故事。读懂了这些故事，你就读懂了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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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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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字克念，中国基金博物馆研究员，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人，长期专注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的研究，是当前公共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民间民国史专家。自担任中国基金博物馆研究员以来，并将研究成果通过金融故事会公益讲座向大众普及，本书即为其数年工作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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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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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传说与真相：金融巨头的故事
周学熙：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奠基人
孔宋豪门手中的法币改革
金融功臣孔祥熙
红顶商人胡雪岩
人弃我取的乔家商道
史上第一巨贪和珅：传说与真相
官场中的商人：穆藕初的另类实践
02 传承与商道：金融豪门的故事
洞庭东山的金融豪门：席氏家族
隐形富豪：程氏家族
苏州的金融世家：贝氏家族
03 冒险与财富：上海滩的金融故事
老上海的商帮和银行
上海滩的金融家们
上海滩华人帮会百年沉浮录
04 饮食男女：街面上的金融故事
中国食神：冼冠生
舌尖上的金融：从苏州松鹤楼说起
附录：中国近代金融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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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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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传说与真相：金融巨头的故事
导言
旧时代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名，因为这是父母所赐，不可更改，按照当时的礼法，只有入赘作招女婿，姓名才可以（也必须要）全部换掉。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民国时期的抗日名将薛岳，本名叫薛仰岳，但年轻做士兵的时候，长官将他姓名当中那个仰字漏写，于是他将错就错，从此以薛岳传世。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曾任清末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的周馥也是如此。周氏是安徽东至人，少年时代正逢洪杨之乱，家乡被太平军逼近，
在外出逃难之前，家里人怕他从此不再回故乡，因此将他名字改为復，期待他早日还乡的意思。后来他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做文书，李氏在写给他的文书中将他的名字笔误为馥，从此他就索性改名为周馥了。
这其中的原因没人研究过。我曾猜想，中国古代的权威顺位分别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虚悬一格，就现实层面而言，君要比亲更重要。清末王纲失坠，豪强纷起，居于上位的长官便是他们的小君主，其威权效力还是要高于父母的尊严。因此长官为自己改名（哪怕只是笔误），都是可以和必须接受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但却引发了一些思索。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层层官员的选拔，并非必须通过皇帝的遴选或者中央政府的考试，而是由权贵从自己属下的幕僚、偏将中推举上报，只需取得中央名义上的批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官的确比皇帝更重要。就这样，从曾国藩开始，一个个势力集团在某些代表性人物身边逐渐形成，从军事延伸到行政，从行政延伸到财政，最后或干预政治，或割据地方，无论其利其害，是福是祸，从洋务运动发轫，乃和民国相始终。
由于中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无论是研究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政治因素计算在内。甚至也必须把我们所研究的财经专家、金融家与当时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不过这倒是有利于我们讲金融的故事，人物关系带出的种种传奇总要比枯燥的数据和图表来得更加引人入胜。
周学熙：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奠基人
京师自来水公司这要从袁世凯升官讲起。袁氏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复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历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称帝这个荒唐举动之前，他一直是个精明强悍并踏实办事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对于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对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呼声在国内激起的反响毕竟引起了满洲权贵的疑惧。更重要的是，作为各地督抚的汉族大臣虽然表面上仍听命于朝廷，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却越来越大，已经俨然藩镇，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的两江、两广、湖广、闽浙等总督的东南互保就是个显然的例证。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就有袁世凯，当时他是山东巡抚。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后，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开始训练新式军队，这就是北洋军的发端。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慈禧对袁氏的真实想法，事实是，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了中枢地位当然更高，但手上的实权却失去了。不过至少表面上，慈禧还是和袁世凯非常亲密，经常召他进颐和园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两人正在对答，一个小太监进来和站在墙角的李莲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问他们说什么，李莲英连忙上奏，说紫禁城中的绸布库房着火了，幸好已经扑灭，没造成重大损失。于是慈禧随口问了一句：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袁世凯本来就头脑机敏且勇于任事，当场他就提了个方案，就是在京师开办自来水公司，并派他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周学熙主理此事。当时，北京人生活用水的获取状况很不理想。皇宫和达官贵人都从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么打井，要么买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碱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结满了白垢，很不利于健康。因此即使从民生角度来看，开办自来水公司也是必需的举措。
之前农工商部早就在筹划此事，就是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凯已经不再是地方大员，当然也拿不出钱来开办。周学熙毕竟有着丰富的财经和金融经验，他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发行股票。京师自来水公司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这张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张股票。
北京当然不是水源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项工程共铺设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处水龙头，并且在东直门修建了五十二米（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水塔。这要很多钱，经测算，总额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而这些钱，必须完全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这使得周学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资概念是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很少有人会花重金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片。于是，周学熙只能动用他在天津开设的官银号作担保。天津官银号是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命周学熙创办的，实质上就是官办的天津银行，由这家银号担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购买开始踊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师自来水厂的股票还具有债券的性质，因为天津官银号担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来水厂赚了钱还要享受分红。但是官银号本身也没有吃亏，因为它成了这张股票的经销商。股票通过银号不仅在北京、天津两地发售，还推向了全国的各大商埠，最远的行销地是汉口。
即使通过发行股票筹到了开办费用，周学熙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正常工程的艰难且不去说它，管线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开掘地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尤其是路过坟墓的时候，老百姓会认为破了风水而和施工队大起纠纷。而且施工期间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去世，国葬期间还不许施工。此后的麻烦就更大了。溥仪上台以后，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周学熙在朝中的后台倒了。经过不到两年的建设好不容易自来水厂终于产水、通水、出水，但接下来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满了不信任，不愿意买水。
皇宫里的满洲亲贵是不屑于用自来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为他们认为水龙头里出水看着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龙头里冒气、冒泡的话，老百姓就更排斥了。周学熙只能亲自上阵，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宣传说服，就这样，自来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广开来，逐渐成为民生之必备。
1947年，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创办四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市民要求，表彰了创办人周学熙。周氏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听到消息非常感动和激动，还特意写了两首诗感谢这次表彰。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带着满意和安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周学熙和袁世凯
周学熙是贵公子出身，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周馥。李鸿章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周馥投身他的大营下做个文书，之前只是在大街上摆算命摊的。周馥有一个长处，就是书法非常好。有一天李鸿章翻阅文件，偶然发现其中的一份字迹特别工整清丽，一问之下，写字人叫周馥，于是李鸿章就常把此人带在身边，逐步培养，直到他成为直隶布政使。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替了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来的山东巡抚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时，他的儿子周学熙正在帮袁世凯开办山东高等学堂。
周家和袁家是世交。1868年，十岁的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庆来到南京，认识了三岁的周学熙。在随后的两年内，袁保庆和周馥是两江总督府的同僚，袁世凯和周学熙也成了要好的玩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命令周馥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命令袁世凯前去协助，这是两人共事的开始，后来还结了儿女亲家。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在此期间，考取举人的周学熙却科场困顿，再无长进，遂心灰意懒，想在实业上重开一片天地，于是在1901年投奔袁世凯，开始了两人长达十五年的事业合作。
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成立，将袁、周两人的合作期一分为二。前一时期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重要官员，戮力于直隶乃至北洋地区（如今的京津两市，还有河北、山东、辽宁三省）的工业、财经、金融建设，周学熙襄助甚多。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天津官银号、京师自来水公司和山东高等学堂、直隶工艺总局的设立，还有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都是由袁世凯支持，周学熙操办的。
袁世凯擅长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运筹，经济层面终非强项。但一切经营终究以工业、财政和金融为基础，所谓实业救国，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谈。这方面就需要周学熙这个财经专家的鼎力相助了。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合作伙伴甚至是朋友。1909年初袁世凯被逼下野，隐居于河南家乡。第二年三月份，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已经七十五岁高龄，还以亲家的身份长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坟，周学熙也从北京赶去会合，父子两人一共在袁世凯家住了十天，相谈甚欢。如此殷殷情意对于下台失势的袁世凯而言无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证明了周、袁两家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时局的考验。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压力非常之大。先不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挑战和地方势力在军事上的挑战，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的困窘。清廷原本没有公共预算的理念和举措，到了1911年，才根据当年的收支情况编制了第二年（即宣统四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而事实上，整个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就连一向忠诚有序的北洋军也开始闹饷哗变，在京师重地纵火抢劫。
此时，袁世凯想到了他长久信任的财政专家周学熙，在1912年7月任命周为财政总长，主要负责对外借款事宜。这场所谓的善后大借款曾经遭到过广泛的攻击，但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我们也想不出，以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如不低头向列强借钱，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迅速挽救财政危局？让老朋友从事这项工作，袁世凯是把周学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攻击，清誉受损。第二年四月份借款成功签字，他也黯然辞职了。
这项向列强借款在心理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在技术上起到了杠杆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关键。从此北洋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到1915年，财政收入已经上升至一亿三千万元。
中国财税制度的奠基者
自1912年7月担任财政总长以来，周学熙一方面举行善后大借款的筹措工作，和列强银团唇焦舌敝地反复折冲，另一方面连续向国会提出了三个财政税收方面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意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使得财税制度开始现代化。周学熙认为，清朝的税收体制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穷人纳税繁多；富人反而不纳税；地方截留严重。就此，周学熙设计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两利的财政体系和纳税方案，但还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了。
1915年4月，周学熙被再次征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才开始有时间、有精力推广他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他首先设立新的财政管理体系，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同时将盐务直属于中央；然后整理田赋，公平丈量。他的这些举措开始了中国税收体制的新时代，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
孔宋豪门手中的法币改革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于上海成立。在回忆起当年开幕典礼的时候，后人不无嘲讽地写道：宋老太太满面春风，一手扶着大女儿宋霭龄，一手搀着小女儿宋美龄，后面紧跟着儿媳张乐怡。刚参观过大女婿实业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南市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又前来参观小女婿蒋介石授印、大儿子出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开幕典礼礼品展览。
文中的宋老太太当然就是倪桂珍。她的丈夫是著名传教士宋耀如，国民党元老，也曾是孙中山的金主之一和财务主管。1928年的确是倪氏最为志得意满的年头。她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位还在上学，但大儿子宋子文已是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她有三个女婿，大女婿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后任实业部长）；二女婿孙中山去世不久，开始被尊为国父；小女婿蒋介石则是国府主席，是握有军政实权的国家元首。
这场以蒋氏为核心，以孔宋为两翼的人事安排，标志着国民党豪门政治的正式诞生。此后近二十年间，中国的财政大权基本由孔宋二人掌控。如此以裙带关系固结的政经同盟，给予蒋氏政敌以源源不绝的攻击说辞。但客观考察这一段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因为仅用两年，国民政府由东江一隅而猝然占领全国，缺人才、缺经费，是其面临的最大麻烦。所以，蒋介石如此任人唯亲，似乎也可以理解。
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
国民党向来以革命党自居，尤其重视军事和党务人才，对于财政吸纳，总是以募款为主，不太注重长久有效的经济管理。事实上，国民党也一直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所以很难吸引金融人才前来效命。1924年孙中山联俄联共，好不容易在广州有了一方喘息之地，对于高级官员的选择，也只能简便为之，任命自己能够信任、而又愿意效忠的两位亲戚来主管财政，他们就是孙的妻舅宋子文和襟兄孔祥熙。
孔宋虽然后来声名赫赫，但当时基本没有财政金融经验。当时，从事财政工作，重点并非在于管理能力，而是能否与金融界要人保持紧密亲切的沟通上。这一点，孔宋二人相当欠缺。不过，当时孙建立的广州革命政府仅仅是政令不出珠三角的地方政权，尚无需盱衡全国的财经形势。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呈现出非常奇特的割裂现象。一方面，由于欧战爆发和俄国革命，欧洲对于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需求直线下跌，两湖江浙的农业逐年萧条乃至凋敝；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欧战，列强在中国的工商投资和消费品输入也大幅度降低，由国人举办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银行业开始蓬勃兴起，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无论大阪还是香港，都远远无法与之比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两大国有银行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已转移至上海。由于商股不断注入，导致官股微乎其微，北洋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两家银行的控制。民营银行以所谓的南三北四为代表，立足上海，辐射江浙，连横京津，成为现代工业和房地产业的资金蓄水池，有着愈发显著的社会美誉度和经济信任度。
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地方实力派，对于上海金融界总不敢予取予求。上海的银行家们在政治上受到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的金融业呈自由竞争态势，万一民营银行受到当局压迫，其金融信用就会崩溃，那么无论储户还是业务就会流向外资银行。大局如此，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任何正常的政治家都不会尝试。
上海的金融家的构成比较简单。上海开埠以来，尤其是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苏州、宁波的富商流亡沪上，以旧式钱庄为业。其中有一批善于学习并目光远大的年轻人逐渐进入外资银行和洋行，从推销产品的跑街起步，最终成为买办，进而以家族名义投资金融业。他们是上海滩的老派人物，其代表为席正甫、虞洽卿。
甲午战争以清廷的惨败而告终，1895年后留东学子络绎于途，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他们在日本大部分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的经历各有不同。比如钱新之在辛亥革命后即疏远了国民党，转而为张謇效力，后为北四行在上海经理业务；也有的学子在日本就亲近康梁保皇党，比如张公权，因此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
的时候，命他主管中国银行事务。这些人即是上海银行界的新派人物。要想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无非是和上述新老两派金融家建立互信，保持共信。1927年初，国民党北伐军饮马长江，必须和沪上各界接触以寻求其支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无论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似乎都无法完成任务。
孔宋都是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素无交集。孔氏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太谷服务于桑梓教育事业，和上海金融界极少往来。宋氏倒是在沪上任职五年，但职务不高。而且他回国的时候，其父宋耀如已经去世，家族的人脉余绪已经散去，没有对他事业有多少帮助。孔宋二人与上海滩银行家们既缺乏历史关系，又缺乏人际信任，国民党介入金融界的愿望，看来无法达成了。
正在这彷徨关头，倒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解决了这一难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蒋氏曾在沪上从事证券交易，一面为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一面也为自己的事业开拓新的路径。这场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使得蒋氏对于自由市场体系及金融业人士终身都非常厌恶，这是后话。但这段不长的从业经历也使得他结识了虞洽卿等几位宁波老乡，并保持着亲密关系。1926年夏天，国民党军刚刚准备挥师北进，虞就派自己女婿去广州拜访总司令蒋介石，一探虚实之余，确认蒋氏对于江浙资产阶级的善意和诚意。其后，虞简直成了蒋在上海的代理人，竭力说服满心疑虑的外国领事和沪上金融家，要求他们同样信任和支持蒋介石。
北伐军抵达上海后，银行界愿意承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为蒋氏政权输血达七千万银元之巨，与虞洽卿的折冲调和大有关系。除了这些老派人物的支持，新派人物钱新之也因为与蒋氏的历史渊源，愿意投身国民党政府。钱与蒋介石年龄相仿，辛亥革命时曾一起任职于沪军都督府，关系良好。十五年后重逢，决意继续支持蒋的事业，遂加入南京政府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蒋氏与上海金融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
但是，军国大事，既在税收和公债，也在财政整理，更在规划今后的金融发展方向。新上台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做这一切，有点力不从心。
国民党的金融困境
很多年以后，宋子文来到台北拜访蒋介石。郎舅之间已经十四年没见面了，恩怨已消，但意气难平。蒋对宋说道：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这虽然是玩笑话，但仍可看出蒋对宋的历史评价一直不高。不过，在二十年代末，将宋捧至财长高位，使得其执掌国府财金大权达五年之久的，也是蒋介石的意思。
金融业人士需要长期的技能养成、经验积累和信用培育，而一旦出人头地，其稳定的社会地位和不菲的经济收入，使得此人很难有转行的想法。北洋的政府、军队崩溃，其人才只能流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但金融界人士辗转腾挪，本来就很少倚仗国家力量，如今虽然政权更迭，却并不影响其事业发展，因此对于这个新政权，他们也没有依附性。
所以，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但人才匮乏，只能用宋子文来解决燃眉之急。
中国当时财政收入，有三成多用以偿还前清、北洋政府历年欠下的债务，还有三成多则消耗于无穷的战争之中。这七成开销的解决是当务之急，已经使得宋子文左支右绌。所以，他决定从税务统一开始解决问题。
这大概是宋一生中最得意的成绩。关税得以自主，延续七十余年的厘金苛政得以废止，新的盐税、统税制度得以确立，这些都是税务制度现代化的举措，也为蒋介石敉平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财政支持。财税问题解决的同时，国府决定仍由宋子文操刀，从币制改革入手，由国有资本渗透入银行界，进而统制金融，建立国家金融体系。职是之故，中央银行正式成立，由宋氏兼任总裁，中国的金融改革开始了。
央行成立三个月后，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提出了币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由国家银行（即央行）统一纸币发行权。但要实现这一战略，就战术而言困难重重，只能徐图整理之策。
宋氏所言的困难，倒也是实情。就币制来说，中国积重难返。自明代以来六百年都实行银铜复本位制，但国家的铸币权只限于铜钱，对银两交易基本放任。因此，虽然国内大宗交易都用白银，但政府事实上只保持了铜本位制，对贵金属的流通并不过问。
明末，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海外银币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于是整个清代实行一种十分古怪的货币制度：国家控制铜钱的铸造，民间交易银两和银圆并行，而这两者成色复杂，规制混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海禁大开，口岸林立，各国银币的出入额度愈发汹涌，与各种成色银两的兑换方式也日渐复杂，非常不利于国内的贸易结算。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决定实行国币制度，暂行银本位币制，铸造银圆，重七钱二分，成色银九铜一，这就是货币史上著名的袁大头。
在白银流通五百余年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法定银币。由于规制、成色的统一，国币一经推出，商民称便，加之国家规定，一切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由此袁大头顺利占据了货币市场的主流地位。
欧战时期，银价腾贵，各种如鹰洋等外来银圆都被熔铸，以每年七百万元的销量流向欧洲。这反而为中国解决了货币统一的难题。从此国币银圆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而传统银两仅仅作为计算单位而存在，不再是流通货币。
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政府所面临的金融难题，并非两元并行，而是国家信用体系的确立、纸币发行权的确立，以及币制本位的确立。但宋子文显然见不及此，其开展的金融改革，连改良都算不上，所谓废两改元者，只是再次确认了国币的合法性，并且在制度上废除了以银两为计量单位的结算方式。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举措对于当时的金融进步没有正面帮助，进而言之，中国金融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更加剧烈的根本性革命。
1933年4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各界，无论作为现金交易还是结算单位，银两从此停止使用，这意味着废两改元正式施行。令人诧异的是，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宋子文却于同一天宣布辞职。
孔祥熙上台
宋一直自诩是废两改元的功臣，其辞职并非是对这一政策不满，而是另有原因。1932年初，汪精卫和蒋介石于杭州烟霞洞会商，为救亡图存计，决定捐弃前嫌，联袂入京，共同应对日军入侵东北以后的国难危局。之后一直维持蒋主军（军委会）、汪主政（行政院）的政治格局。但汪氏为人生性不定，意气用事，遇到复杂局面经常会失去耐心，比如，就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因恼怒于张学良不服调度，负气下野。
1933年初，日军攻陷热河，并试图突入长城各口，负责华北军务的张学良引咎辞职。汪觉得挣回了面子，也就回京复任行政院长。在中枢高层，宋子文是张氏的有力奥援，如今张退汪进，宋也不好意思留在台上，只能黯然辞职。
但蒋介石自有安排。九一八和随后一二八的接连爆发，使得蒋意识到，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国策方针反而一下子清晰明确，在金融上，蒋氏决定对外寻求国际借款，对内整理金融体系。之前，他曾派遣孔祥熙以考察欧美实业专使的名义去欧洲洽谈军事合作，一个月前已经回国，正好接手宋子文遗下的职务。而宋辞职后第一个任务即是代表中国政府去美国，参加由罗斯福召集的经济会议，争取华府经济援助。
孔祥熙甫一上台就发现，中央银行建立之初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四年以来一点都没有完成。问题在于，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对于财经问题至少还有理论知识，孔虽然也是耶鲁大学的硕士，学的却是采矿。而且和宋一样，孔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上海金融家中人脉不广，生怕推行金融改革时遭到抵制。于是，他想听听老朋友陈光甫的意见。
陈氏于清末留学美国，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回国后担任江苏巡抚的财政幕僚。袁世凯秉政后，他辞去公职，独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草创时期，这家银行规模还不及钱庄，资本微弱，毫不显眼，但经过近二十年的戮力耕耘，到三十年代中期，业绩在国内民营银行中名列前茅。陈光甫也在行内备受尊崇，其人脉之深厚，信用之卓著，已隐然成为江浙财阀集团中的领袖人物。
陈孔二人相识于1904年的美国，之后往还不绝，互通声气。陈创办上海银行的时候，孔即是原始股东，并长期担任董事。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孔氏负责工商实业，因此与金融界沟通较少。如今他出长央行，经理金融，必须得到陈光甫的支持。
正在此时，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中国的灾难来了。
纸币制度的确立
1933年3月，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决定向英国、日本学习，放弃货币金本位，并决定以购进白银并将之国有的方式，稀释美元的准备金浓度，以求货币贬值而刺激经济回升。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世界的白银都向美国集中，银价高企，市场翻腾。
购银政策伤害最大的，是银本位制的中国。由于白银大量流出，银根抽紧，通货紧缩。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圆兑换券，可以无限制兑换银币，因此无法采取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使通货膨胀，物价回升。物价低落导致生产乏力，许多工厂倒闭。因为白银外销有着超过二成的利润，因此作为准备金和货币的银圆以每月六千万枚的速度疾速外流，仅上海就有十四家银行因遭挤提而破产。
清末到民国，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十几年就有一次金融风暴，而唯一变危为机、化害为利的，只有这次史称白银风潮的金融灾难。孔祥熙显现出了一名杰出政治家、金融家的眼光和手腕。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清廷设立，原本拥有央行职能，但在北洋时代已经民营化，并因为树大根深，资历悠久，屡屡抵制国民党的金融统制。但这次白银风潮中，两家银行均遭受重创，急需政府支援。一直想将它们收入囊中但不能得逞的孔祥熙突然觉得事情简单了，他当然要扶持这两家银行，但所注入的不是资金，而是股本
代表政府资产的官股。但是，如果强行实施，孔氏担心会遭到江浙财阀集团的激烈抵抗，而最大的障碍便是中行总经理张公权。
张氏也是留日学生，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不亲近同盟会，反而是康梁保皇党人。因此，其与国民党向来关系疏远，对南京政府的金融管制极为不满。行政院长汪精卫也深知内情，特于1935年3月22日致电川黔前线的蒋介石，担心孔祥熙的方针事先并未征取中交两行张公权等之同意，恐将因此引起风潮云云。
汪的忧虑极有道理，但他不知道的是，张还是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时候，就与陈光甫关系密切，事实上，中行也是上海银行股东之一。老朋友见面总是容易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孔已经委托陈氏向张公权晓以大义，陈说利害，以配合南京政府的金融统制，而挽白银风潮中的中国银行于危局。
由此，孔祥熙利用金融危机以及和陈光甫的私谊，非常轻松地接管了中交两行，并没有引起政经风潮，反而清除了币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
1935年11月3日深夜，孔祥熙于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召集会议，向银行界领袖突然宣布白银国有，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不兑现纸币
法币。在具体做法上，名义上法币与银圆等量兑换，但各银行可用六成银币加四成票据，向央行兑换十成法币。如此，法币的流动量有了利益驱动力，而币值的合理贬值，使得市面上的通货紧缩一变而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市场回暖，百业复兴。币制改革次年，即1936年成为民国时期经济最繁荣的年份，工业总产值比1927年上升了83.2%之多。
白银国有后，即售予美国政府，换回的外汇对内作为法币发行准备金，对外作为无限制买卖外汇的基金，以稳定汇价，维持国际币信。因此，白银销售这一环尤其重要，简直是法币改革的基础。孔氏就是在得到美国财长摩根索承诺购银的第二天，方才宣布法币改革。但唯恐日久生变，中美之间需要一份长期协议，否则白银滞销的话，会影响整个国家信用体系的确立。中国决定于1936年3月派遣代表团赴华府谈判，孔又想到了陈光甫。
负责购进白银的美国财长摩根索是陈氏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也是终身好友。陈并非政府官员，和国民党也素无经济往来，但基于老朋友孔祥熙的重托，以及对于家国的责任感，毅然接受了任务，也完成了任务。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美国全面援华之前，向华府出售白银而换取的外汇，一直是国民党维系抗战的生命线。
孔祥熙在接手财政部的时候，国民政府账面上只有几千万银圆的结余。仅仅三年以后，也就是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6月30日，中国持有的金银外汇总额已经达到3.8亿美元，可见法币改革及与之配套的白银国有政策居功至伟。正如当时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事，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诚不能比拟。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改革。蒋介石也认为，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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