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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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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郡县制的展开》为纸屋正和先生多年两汉制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史料，对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结构、展开过程与运作实态做了全面、精细和扎实的分析考察。全书以何种机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处理实务的问题为中心，重点考察了西汉和东汉共计四百年间，郡、国和县、道、列侯国、邑的统治形态及吏员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并涉及了上计、考课制度的变迁。其中不少研究是国内研究鲜有涉及的方面，是汉代制度史研究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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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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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屋正和，1947年生，鹿儿岛县人。九州大学文学博士。历任福冈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助教授、教授。专攻秦汉史。著有《漠畴代たおける郡县制の展开》（朋友书店，2009年）及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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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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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汉代郡县制研究的课题和视角
前言
一、郡县制先行研究的讨论
二、本书的考察范围及考察内容
三、本书所引用的历史资料
第一编西汉前半期地方行政的状况
第一章西汉前半期县、道的行政
前言
一、县、道的管辖事务
二、县、道吏员组织的系谱和职能
三、西汉初期县、道的吏员组织
结语
第二章西汉前半期郡国的职掌和二千石的任用
前言
一、郡、国掌管的任务
二、郡、国任务的界限
三、高祖、惠帝、吕后时期郡、国二千石的任用
结论
第三章文帝、景帝时期郡县支配的变化征兆
前言
一、文帝、景帝时期郡、国二千石任用的变化征兆
二、显示县、道行政界限的诸事例
三、县、道吏员的不法行为与郡、国二千石作为监察官职能的强化
四、由劝农来看县、道吏员的局限
第二编武帝时期郡县制的展开
第四章武帝时期郡、国的守、相职权强化
前言
一、守、相职权强化的情形
二、上计制度的充实——职权强化的背景之一
三、察举制度的整顿——职权强化的背景之二
四、守、相对征收租赋的干预—一职权强化的背景之三和强化的过程
五、县、道吏员组织的改变和地方官回避本籍地任用制度的强化
结语
第五章武帝的财政增收政策与郡、国、县、道
前言
一、财政增收政策的担当官署
二、中央直属官署和郡、国、县、道
三、财政增收政策与郡、国、县、道的性质
结语
第三编西汉后半期郡县制的诸相
第六章西汉后半期郡、国及其守、相规制的强化
前言
一、对郡、国及其守、相间接规制的强化
二、上计、考课制度的展开
三、上计、考课的局限
结语
第七章西汉后半期的中央政界和郡、国
前言
一、轻视郡、国二千石的风潮
二、由郡、国二千石录用为公卿
三、外戚、佞幸政权和郡、国的二千石
四、中央政界和地方行政
结语
第八章尹湾汉墓简牍和上计、考课制度
前言
一、先行研究中所见的上计、考课制度的程序
二、尹湾汉墓简牍中郡政相关木牍的性质
三、五号木牍正面（“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的探讨
结语
第四编县、道的长吏和郡、县的属吏组织——郡县吏员组织的变迁
第九章西汉末地方官府的构成——从吏员设置状况考察
前言
一、西汉时期郡、县的吏员组织和汉律
二、不置县尉的县、列侯国
三、东海郡乡数和乡的构成
四、百石之吏和斗食、佐史
结语
第十章两汉时期县、道长吏的任用形态及其变迁
前言
一、西汉前半期县、道的长吏的地位
二、西汉前半期县、道长吏的任用
三、西汉后半期以后县、道长吏的任用
四、东汉时期县、道长吏任用的变迁
五、汉代官制史上的二百石关口
结语
第十一章两汉时期郡府、县廷的属吏组织和郡、县关系
前言
一、西汉后半期以郡、国的守、相为中心的行政局限
二、郡府、县廷属吏组织的再探讨
三、郡、国和县、道关系的变迁
结语
附章王莽时期的地方行政
前言
一、王莽的地方行政改革
二、王莽地方行政改革的局限
三、东汉郡县制的恢复
结语
……
第五编东汉时期地方行政的停滞
第十二章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和三公制度
第十三章东汉时期地方行政的变迁
终章汉代的郡县制和州牧、刺史
后记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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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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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二年（前115年）九月，派遣博士中等，分别循行，抵达之处发布谕告，使无重困之处。
元鼎四年（前113年）十一月，行幸荥阳，归途中至洛阳。
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行幸雍，祭祀五畴。于是越过陇山，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
武帝积极派遣使者，并亲自巡幸各地。武帝除了派使者巡行天下搜寻社会实情之外，还派遣执行特别任务的使者及归乡的官吏，顺便广泛视察地方的形势并让其汇报。还有武帝中期以前，如果说皇帝巡幸的话，一般就是往雍、甘泉而已。武帝元鼎四年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反复到全国各地巡幸，除了会见郡、国的守、相之外，自己也“济淮、江，历山滨海，问百年民所疾苦”（《汉书》卷四十六《万石君传》）直接与民众接触，详细把握民间的实情。昭帝以后的西汉皇帝，虽然为把握民间实情而巡幸地方的现象没有了，但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九月，派故廷尉王平等五人为始，各位皇帝频繁派使者一事均可在诸帝纪中看到。这样遣使的多数，都是劝告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汉书》卷八《宣帝纪》的本始元年（前73年）春正月条等），以询问“民所疾苦”（《汉书》卷七《昭帝纪》的始元元年（前86年）闰九月条等）、“吏治得失”（《汉书·宣帝纪》的元康四年（前62年）春正月条等）为目的。以上的巡幸、遣使给郡、国，尤其是守、相为中心的行政以有形无形的压力，同时不用说还可把握以郡、国的守、相为中心的行政实际形态。毫无疑问武帝的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以郡、国二千石为主要监察对象的刺史，随着时代发展，其属吏组织也被整备并逐渐强化监察权。昭帝时期的扬州刺史魏相“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那样，当时的刺史大致上都担负着如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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