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高居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
）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公元1903
年克服万难出版了一本详细描写其精神病历程的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以下简称《回忆录》），企图说服世人相信他精彩的妄想与幻觉内容。1911
年，弗洛伊德依据这本《回忆录》发表了一篇论文，也就是这本书，阐述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包括妄想症、自恋、同性恋等议题。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就哲学或精神分析的立场，评论《回忆录》的内容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今这些讨论已经成为常用的教材。
史
瑞伯的《回忆录》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回响，一方面因为他本身是一位成就很高的知识分子，可以把他的整套妄想系统用文字详细地描述出来，公之于世，提供了
很好的研究素材。在当时基于保护他家人隐私的因素，第三章相关的重要线索被删除，反而制造更多想象与臆测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弗洛伊德非但不对这世俗
视为疯言疯语的内容嗤之以鼻，反而对史瑞伯着迷。他提出极有创造力的论述，解读那些妄想歪理，并深入剖析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不断
加入引申、解读或反驳，而且将议题扩大到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似乎令人人有话想说。
弗洛伊德在本文的简介中建议读者先阅读《回忆录》这本书，这样才能理解他的理论。由于《回忆录》尚无中文译本，所以先根据《回忆录》与1956
年鲍梅尔医师（Franz Baumeyer ）依据史瑞伯住院的残存病历写成的论文，以及1992 年娄森医师（Zvi
Lothane）根据病历及访谈资料写的书，将史瑞伯的一生做一简略的摘要。
首先介绍史瑞伯的家庭背景。他出生于公元1842
年，在两岁时，大他两岁的姐姐夭折。他的父亲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外科名医及教育学家，家教极严，但后来因脑伤而有人格改变及情绪障碍，最后在史瑞伯十九岁时死于回肠溃疡穿孔。三十五岁时，史瑞伯瘫痪的哥哥自杀身亡，他只剩母亲及两位妹妹。
三十七岁时，他与小他十六岁的妻子结婚。后来她流产六次，一直没有亲生孩子，在史瑞伯第二次住院时，她收养了一个女儿。
史
瑞伯在四十二岁那年，升任一个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并积极参选议会，但失败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当时的病情是体重遽降及有严重的虑病症状，他担心自己会
死于心脏病，不会好起来。他话很少且情绪不稳定，住院中企图自杀共三次。这次住院中照顾他六个月的主治医师傅莱契教授（Paul
Emil
Flechsig），便是他日后妄想内容的主角之一。他在出院时已改善许多，但仍想象自己少了八九公斤体重，认为医院说他增重两公斤是故意骗他的。
之
后，他的工作表现依然杰出。到五十一岁时，他升任更高阶的德累斯顿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自我要求高加上工作压力大，年底就引发他第二次的精神崩溃，这次住
院达九年，也终结了他的事业。此次发病前的征兆是一些矛盾的想法，在理智与梦幻间接触，内容是关于他又发病了，以及若能当个女人、沉浸在性交的欢愉中多
好。初期症状为失眠、出现杂音式的幻听、忧郁及产生自杀念头。他自述病情的转捩点，是在他妻子因远行探亲而暂时离开他四天时。当中某一晚，他梦遗六次（可
能是妄想式的记忆）。从此之后，他开始幻听到傅莱契教授及其他人或鬼对他说话，被害妄想逐渐成形：他自认是一位遭到猥亵的年轻女子，阴茎被扭断，全身器官
都毁损了，很想自杀解脱，而陷害他的人正是傅莱契教授。他开始感到上帝和他接触，但后来他又认为上帝也是幕后黑手。不久，这个被害妄想演变为夸大妄想：他
的器官经由神迹复原，成为不死之身。但因为上帝只懂得如何处理尸体，他身负救赎人类幸福的重任也就是他必须经历数世纪慢慢转变为女人，再经由上帝的神迹
而受孕，产生新的人种，然后他与其他人会自然死亡，大家才能重新获得喜乐状态，此处指的主要是性欲的快感。再接下来，他妄想女性的神经已经遍布他的全身，
尤其是胸部，他必须不断地从镜子中欣赏他的胸部并接触女性用品，运用想象力让自己如同一个女人不断地享受纵欲，否则上帝会当他是白痴而中断与他的接触。对
于他的婚姻及妻子，他一直很肯定，但因为他的病及长期住院，他愿意结束这名存实亡的婚姻。
在那个时代，抗精神病药物尚未问世。他
的妄想历经数年的自然演变，自圆其说而成一套神奇的理论，令他在道德与情欲间取得妥协。于是他所受的苦逐渐减轻，他的整体生活功能也在逐渐改善中。他于五
十七岁开始写《回忆录》，并要求法院放他出院。但韦伯医师（Guido
Weber
）在专家报告中，认定他的妄想是无法治愈根除的，他的妻子也反对他回家，以致两度被驳回。不过从此之后，他因情绪及生活功能恢复正常，而开始被容许得到更
多的自由；他可以自行外出回家探视、购物、看戏，甚至独自旅行一周。当他第三次陈情时，韦伯医师在报告中指出，他的妄想与幻听虽然持续存在，但不至于妨碍
他的生活功能或危害自己与他人，这才被法院判准自行出院，当时史瑞伯已六十岁了。来年他的《回忆录》也出版了，他过着似乎相当平静的生活，还会写情诗给妻
子，但没住在一起。
直到他六十五岁那年，陆续遭逢老母去世以及妻子中风的变故，他才又发病了。此次他变得难以沟通，大多沉浸在自
己的世界中，起初甚至连大小便都弄得一塌糊涂，虚弱得必须坐轮椅。从他极少数能令人理解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仍有幻听，认为自己的器官正腐败消失、医师是
撒旦，但没再提到以前那些神奇的妄想了。这次住院达三年半，直到1911
年他六十九岁时，在院中死于心肺衰竭。
弗洛伊德的诠释论述，主要是针对史瑞伯第二次发病内容的，他认为那些妄想是来自潜伏已久的
同性恋欲。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人的情欲是由最早期的自体情欲（autoerotism），经过自恋的阶段，再进展到对象爱（object-
love）；起先会找有相同性器官的对象（同性恋），再演变到不同性器官的对象（异性恋），原本的同性恋欲则升华为社交本能，表现在友谊、团队精神，甚至
博爱上。人的这种双性恋本能，可能会因为在某一边受到挫折后而摆荡到另一边，但这只是同性恋形成的因素之一，其他还有无数种可能的心理机制，以及天生体质
的因素。史瑞伯陆续痛失父兄，又没有儿子，以致无法发泄那未被满足的同性恋欲。而在第一次发病时把他治好的傅莱契教授，便成为他移情的对象，代表的是他的
哥哥，上帝则代表父亲。弗洛伊德认为从史瑞伯对上帝的妄想内容，可以看到如同一个男孩的对父亲的矛盾态度：混合着恭敬的服从与难以制服的反抗。简言之，史
瑞伯在潜意识中爱恋他的父兄，但经过否认、移情及投射的种种心理机制，扭曲成上帝及傅莱契教授陷害史瑞伯。后来，弗洛伊德在另一篇论文《一个与精神分析理
论相悖的妄想症病例报告》（A
Case of Paranoia Running Counter to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he
Disease，1915f）中，再一次强调妄想症与同性恋的密切关系，此次依据的案例是一位律师的客户，弗洛伊德受托做诊断会谈，总共只与她谈了两次。
精
神分析的诠释，理想上应是在治疗者与个案一对一的漫长分析过程中，搜集足够的成长史与病史，观察个案泄露出来的潜意识信息，治疗者才试探性地提出来与个案
讨论。然而有关史瑞伯的诠释却不是如此。弗洛伊德不曾见过史瑞伯，也不曾和他谈过话，参考的数据又只有他的《回忆录》中的主观资料。临床经验告诉我们，病
人的报告常常充满盲点，必须经过对谈、澄清、质疑，才能看到疾病的全貌。尤其是妄想症的病人，可能会将妄想内容当作真实记忆。所以许多人质疑是否弗洛伊德
将已想好的理论，套用在史瑞伯的身上，我们没机会从史瑞伯的反应来验证，也无从知道这样的分析能否治好他。类似的批评，也针对弗洛伊德对十五世纪的历史人
物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做的分析论文。但无论读者是崇拜弗洛伊德还是反对他，这都激发了许多的联想与创造力。有的分析师认为史瑞伯的妄想，不应只有同性恋欲的暴发
这一种解释，它可能是一种退化到更早期的状态。例如它可以是潜意识中原始生殖幻想的再活化，包含生死、永生、重生与创造。以精神医学的病理诊断来看，史瑞
伯呈现了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病态：界限模糊与被控制经验，至于他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还是重度忧郁症合并精神病症状，则仍有争议。
1959
年奈德兰医师（W.G.Niederland）提出另一套理论，认为史瑞伯杰出的父亲将所提出的教育理论及姿势矫正器材，应用在当时幼小的史瑞伯身上，实
在是一种虐待，这反映在他后来的被害妄想中，呈现出种种被折磨的惨状。这套创伤理论又激起了一波继续研究史瑞伯的热潮，但后来也受到质疑。至于史瑞伯的父
亲究竟是一位令儿子崇拜的伟人，还是一个冷酷的严父，答案也许在《回忆录》被删掉的第三章中，但现在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
心理
学家萨斯（L.Sass）在他1992
年出版的书《疯狂与现代主义》（Madness and
Modernism）中指出，史瑞伯是个自我意识的狂热者，他那冷酷的认知思考模式，本是用来防御自己的感情，却也成为囚禁自己的监狱，这正是现代人对知
识和权力的过度反应。而这种在理性思考上过度的自我意识及自我联想，会减损自发性的不属于反省的能力，以至于跟行动及经验脱节，无法享受感觉。他引用哲学
家福柯（M.Foucault）的书《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1975），指出史瑞伯的妄想中所提到的上帝的光芒及监视，如同全景敞视（panopticism）的监狱设计。史瑞伯想象上帝无所不
在地监视他，实际上是他自己内化的严苛自我监督。在1992
年出版的书《史瑞伯的抗辩：灵魂杀手与精神医学》（In Defense of Schreber: Soul Murder and
Psychiatry）中，娄森医师收集了更多史瑞伯的家族史及访谈数据，包括史瑞伯养女的。他指出弗洛伊德不应把阉割等同于转变为女性，这样是忽略了史
瑞伯与母亲及妻子的关系，以及他对她们的依赖。正好有关史瑞伯母亲的资料特别少。其实男性对女性认同的欲望，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属于异性关系，而非只是
同性恋议题。谈到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嫉羡，所引发的反对声浪，绝不小于谈到女性的阴茎嫉羡（penis
envy）。女性特质包括顺从、依赖、接纳及怀孕，而怀孕又象征着创造力，透过创造力的挣扎才能有成果。弗洛伊德在《十七世纪之一附魔神经症》（A
Seventeenth Century Demonological
Neurosis，1923d）一文中，再次说明男性对女性特质认同的欲望，指的是男孩对父亲的同性恋态度，想要屈从于父亲，为父亲生孩子。克莱恩
（M.Kleine）在《嫉羡和感恩》（Envy
and
Gratitude，1957）中的说法则是，男性若要发展成功，他可以透过与女性良好的关系、作为她所生的孩子之父亲，以及认同这个孩子，来补偿他未满
足的女性化欲望，包括对乳房及怀孕的嫉羡。埃里克森（E.
H. Erikson）在《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中指出，中年人的核心冲突是生殖繁衍后代的议题，这需要有牺牲自己的能力；先经由相互关系及性关系产生结晶，再逐步投注自我与
爱欲于其中。男性面对这个阶段时，必须克服他早期对女性认同的种种焦虑。贾菲（D.S.Jaffe）在《男性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嫉羡》（The
Masculine Envy of Womans Procreative
Function，1968）中，认为弗洛伊德能够在精神分析的领域，挣扎创造出许多理论，就是能把上述的冲突成功化解的代表人物，而史瑞伯变得很病态，
则是化解失败的对照案例。
在中国台湾，我们参考的史瑞伯《回忆录》以及弗洛伊德全集，大都是由德文翻译的英文版本，其中的文意本
来就很不容易解读，将它们翻译成中文更是不易。本书的译者王声昌医师运用中文的辞藻加以润饰，大大地增强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帮助有心的读者减轻语言隔阂的
负担。而这篇导读，目的是简介此案例出版一百多年来所造成的各种议论。我们希望这样对于精神分析的中文化与普及，可以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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