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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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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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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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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三卷本，中德文对照），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诠释学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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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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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苦难与奋斗
第一讲家庭和中学时代
第二讲北大记事
第三讲反右斗争
第四讲陕西十五春秋
第五讲重回北京
第六讲德国之行
第七讲台湾讲学
第二部哲坛与问学
第一讲贺门子弟
第二讲学问经世
第三讲格义与诠释
第四讲中西诠释比较
第五讲哲学建构
第六讲学术事业与期望
第三部附录
春蚕到死丝方尽记冯友兰老师
贺师与斯宾诺莎
回忆洪谦教授
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维特根斯坦
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
学生访记2013年上学期末我们访问了洪汉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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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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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1999年开始，大略11年间，我在台湾先后任教于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诸大学。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湾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我离开台湾杏坛前两个月，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关启匡、陈嘉骏和林柏宏诸博士生要对我进行专访，同时参加的还有世新大学的王立业、李玉馨，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哲欣、谭宇权和政治大学的李彦仪。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两个月与他们作了共十余次访谈。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
我一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铁蹄的炮火声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难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当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我随家迁到江苏无锡。1951年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我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此期间，也引发了我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美好的前程似乎翘然已待。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哲学研究时，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在当时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年方19岁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在斋堂艰辛的劳动中，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了我继续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咸阳专区永寿县工会，承担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治学热情，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我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我在该年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自己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备。
但是，正如有人说的，这种提前毕业于我并不是福而是祸。正当我准备在哲学上发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是政府研究机关，主要为政府政策服务，它没有研究生院。在这里，我不仅失去了很多学术资源和条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没有培养自己的学生。
不过，这一切并未阻碍我继续研究哲学的决心和毅力。1983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的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我于1984年10月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头衔，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学人的唯一一个哲学名誉博士；1992年又获得国务院认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德国的学术深造使我在此后30年以传介和发展诠释学为核心。1990年后，我多次赴德国、我国香港等地讲学。2000年退休后，赴台湾地区各大学讲学十余年。1994年,我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的译著《真理与方法》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学术上我是很低调的学者，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子。台湾学生曾问我，到这个年龄我对于自己的哲学自我评价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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