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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新加坡是唯一被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自1992年邓小平发出学习新加坡的号召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大批官员赴新加坡参加培训和学习，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中高级领导干部海外培训的首选国家，“新加坡经验”为中国政府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新常态下的地方治理创新：中国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一书就是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的一个副产品。本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官员培训项目负责人陈抗教授和赴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刘臣共同撰写，图书出版后还将用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
本书从探寻中国地方政府推进协商民主和治理创新实践的视角出发，通过12个生动的案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推进协商民主和治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尝试。全书以生动的笔触对每个案例中的情境进行完整还原，描述了每个案例中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实践有所体悟、得到启发。同时，本书还通过概念和理论解析、阅读思考题等内容，帮助读者加深对现代公共治理概念的理解，启发读者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前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做法和经验，特别适合地方和基层领导干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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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 抗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兼任《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编委，《经济学季刊》和《世界经济文汇》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会长、东亚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公共选择与公共政策、中国经济改革、政府的经济作用等。其论文发表于《国际公共行政学杂志》《比较经济学杂志》《经济系统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评论》等国际学术期刊，著有《中国的转型经济：微观变化与宏观影响》一书。
刘 臣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现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曾任佳木斯团市委书记，佳木斯市前进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富锦市（县级市）市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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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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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协商民主篇
百姓的事还是让百姓决定
——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建立民主协商机制的实践探索
厕所分配引发的大讨论
我的庭院我做主
民情工作室的新角色
草根质监工站
我的城市我做主
群众自主建设美丽乡村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推进村民协商的故事
常委会上的争论
村头百姓的说法
群众自决与“五不投”
自己的家园自己要管好
协调理事居民省事
——青岛市李沧区馨苑社区多方协调机制纪实
居委会主任老闫的困惑
业委会主任老叶的烦恼
老闫、老叶和老吴
3+N的协调理事
社会建设篇
从“两手博弈”到“三足鼎立”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实践纪实
无主管登记——“壹基金”的生发效应
去行政化——行业协会在市场中领舞
关爱——让社会组织走到台前
孵化——草根组织“破壳而出”
社会组织——美丽的第三只手
一切为了“阿拉”的家
——上海市长寿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三个小故事
养老社会化——由投资变补贴
慈善中转站——爱心超市
另一种补贴——邻里中心
被人需要是最大的快乐
——南京市党员远程服务平台纪实
缘起——群众需求谁来呼应
网络——超越时空的学雷锋实践
互动——在零距离交流中解决问题
分享——被人需要是最大的快乐
秘诀——平台专业化+终端零距离服务
百姓身边的“法官”
——河南许昌市社会法庭建设的故事
会计老张做“法官”
跨越省份的调解
“土法官”就得姓“民”
社会法庭之辩
锦屏文书劝和歌
——贵州锦屏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故事
一纸林契背后的绿色传奇
从山定权、树定根到人定心
群众的事还得群众自己办
利益保障和实现机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锹铲争水”到“水足民欢”
——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平坡村用水者协会的故事
锹铲争水
走向合作
按章管理
水足民欢
后记
地方创新篇
从两个月到二十分钟
——佳木斯市职工退休审批流程再造纪实
老鲁的退休体验
艰难的破冰探索
原本就该如此
最后一公里的无缝对接
——安徽省铜陵市社区体制改革探究
市委书记推动的改革
不管啥身份干的是一样活儿
不伦不类但好用管用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从“邻避”到“邻争”
——浙江嘉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纪实
人人需要人人避
各有盘算在心头
理性认知化解顾虑
从“邻避”到“邻争”
村民参与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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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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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协商民主与地方治理创新
新加坡企业家沈望傅发现新加坡的“不许掉头综合征”（No Uturn Syndrome），这个发现缘于他对新加坡交通指示牌的观察。在新加坡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只被允许在设有可以掉头指示牌的地方掉头，其他地方一律不许掉头。而在美国，车辆可以在任何地方掉头，只在设有不许掉头指示牌的地方除外。沈望傅认为，交通规则的差别反映了政府监管哲学的不同。一个是，我说可以做的你才能做，其他一律不许做；另一个是，我说不许做的你就不能做，其他的都可以做。哪种监管哲学更有利于创新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亟须创新的时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利益诉求愈加多元。这就像每天有许多新路出现，而且支路又生出更多分叉。监管者要插“可以掉头”的指示牌，不但缺乏信息，而且能力不足；整天忙碌、疲于奔命，吃力不讨好，群众还有很多意见。最致命的是：有的地方因为来不及“插牌”就不允许“开路”，结果严重限制了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中央已经看到这个趋势，近年来提出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口号，2015年还就加强协商民主发表意见，要让人民群众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参与协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推进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本书收集了12个案例，反映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与协商民主方面的创新活动。杭州、佳木斯市郊区、青岛、许昌的案例反映了地方政府建立协商机制，以民主促民生的探索。要改变“政府忙，百姓看；政府干，百姓烦”的局面，公众的参与是关键。这些案例可以用来介绍协商民主、准立法治理过程、参与式预算、准司法治理过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概念。
深圳、上海市长寿路街道、南京的案例体现了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事实证明，社会组织在激发公民意识、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积累社会资本等方面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案例涉及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一般性互惠关系、特殊性互惠关系、桥梁型社会资本等概念。
贵州锦屏县和广西浦北县的案例介绍了地方政府处理公地悲剧问题的方法。一个是通过明晰产权的方法把外部性内部化，另一个是组织群众实行公地自治。这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解释科斯定理以及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地自治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
佳木斯市和安徽铜陵市的两个案例介绍了地方政府在改进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减少行政管理层级等上下级政府间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他们的经验表明，涉及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的改革，没有上级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简政放权，要倒逼才会想简政、要放权才能出简政。
最后一个案例讨论的是浙江嘉善县的“邻避”（NIMBY）问题。嘉善县引进竞争机制让群众参与邻避项目的选址决策，这种做法与国外的尝试十分类似。“邻避”能够变成“邻争”，关键在于决策者要从受邻避项目影响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需要，排除他们的顾虑，提出恰当的补偿计划吸引潜在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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