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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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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一类重要的教育资源，与学校的合作更能体现其社会价值。本书作者深入剖析了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渊源、现状及复杂性，并对馆校合作的未来做出了前瞻性思考，展现了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可能愿景，由此，各类科学场馆的科学传播活动不再单单是一种泛泛的科学普及，而是成为一种体现基础性的教育活动，而学校教育活动也由于社会力量的参与，更加体现出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的终身性。这本专著对于学校教育和科普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及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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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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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合作是国际教育和博物馆领域上世纪兴起的革新运动，其体现了现代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和教育转型，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教育改革的潮流以及学校职能边界的调整。从上世纪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期一批新型现代博物馆的建立，以及课程改革运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博物馆群体和学校群体合作的尝试。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馆校合作的历史、现状、主体行为、制度构建为主要线索，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查、质性及量化实证分析、理论建模等多重方法，对中国馆校合作进行了整体研究，试图获得在中国情境下对该问题的新发现及新理解，以及可能的未来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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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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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娴，上海科技馆上海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博物馆教育、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在博物馆展示策划及内容制作、教育活动策划及实施方面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曾参与上海科技馆彩虹儿童乐园的更新改造、上海自然博物馆展示工程项目等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在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十余篇文章，主持过近十项省部级以上课题，著有《新媒体与博物馆发展》、《重构与发展博物馆集群化运营研究》等专著，并获得2015年上海市人才发展基金资助，曾荣获上海科普教育创新二等奖，两次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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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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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内容摘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中西方馆校合作相关研究述评
第三章 西方馆校合作的脉络、现状及启示
第四章 中国馆校合作的脉络及宏观背景
第五章 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及探究
第六章 中国馆校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关系类型
第七章 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行为演化分析
第八章 中国馆校合作机制的构建
结语
后记
附录
图录
表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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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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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合作投入机制的构建
1．政府外部投入的专门介入
通过上文分析，在没有外部激励条件下的馆校合作，往往可能存在一方承担主要合作成本，另一方搭便车的状况；即便此时馆校合作所取得各类的整体收益，大于合作所需的成本，但由于学习和模仿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导致馆校合作的消解。但由于博物馆和学校的事业单位属性，主要依靠各类财政拨款举办，同时直接受到各类政府机关的领导，对于政府支持的依赖性极大。在另一方面，馆校合作可以被视为当前教育改革以及全面科学素养提升的实践举措之一，对于政府而言，由于馆校合作存在的巨大教育潜力，因而在政府知悉馆校合作的价值之后，具有推进馆校合作发展的动力。
由于当前中国学校和博物馆对于政府扶植存在天然的依赖性，在馆校合作初期投入巨大，经验不足，资金缺乏的状况下，博物馆和学校难以仅仅从自身内部出发，拥有强烈的动机进行馆校合作，从而影响了馆校合作的深入进展。同时，博物馆和学校预算开支的有限性，也困扰着合作的规模和举措。最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馆校合作社会效益的发挥，是政府直接关切的内容，因而政府给予馆校合作主体一定的资金扶助，在诸如专家聘请、教育人员培训、场馆改造、课程开发等亟需相对大额资金支持的项目上扶持，是促进馆校合作有效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具体资金支持的形式上，可以考虑两种具体的策略。首先是用于馆校合作的专项基金，该种基金主要适用于省市等层级的政府机构，主要采取项目申请的形式展开，由博物馆和学校进行申请。在设立馆校合作专项基金的同时，政府也应当相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项目申请、审批以及评价体制，保证专项基金可以真正对馆校合作产生助益。这种专项基金的优势在于，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存在合作需求、优势和可能的学校和博物馆，提供初始阶段保证其稳固发展的资金支持；同时这种专项资金，针对当前中国馆校合作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可以有效发挥典型示范以及教育实验作用。对于一系列教育质量好、社会效益较高的馆校合作项目，还可以采取奖励的形式，激励馆校合作的参与者，继续维持双方的合作。另一种可供参考的形式，是采用区域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区域范围内，由教育主管机关统一整合地区的博物馆和学校，进行博物馆和学校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对于馆校合作产生的相关教育服务成本进行购买。该种政府投入模式的优势在于，区县一级是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管理主体，具有天然的投入合法性，可以有效降低各类排他性成本；同时在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服务均衡的大背景下，区域范畴下的馆校合作，在区域状况允许的条件下，作为教育实验的一部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核算馆校合作中各类成本收益
收益成本核算，在经济学中，是普遍采用的经典分析方法，在该方法中，某项目或决策的所有成本和收益都将被一一列出，并进行量化。对于馆校合作而言，收益成本的核算，同样可以有效的进行移植。从成本的种类来看，馆校合作中的成本主要涉及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两类：显性成本主要包括各类资金、场馆设施、人力、专业知识等；而隐形成本主要是广泛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合作前的排他性成本、机会成本、信息沟通成本、监督成本等。而在具体的收益中，虽然绝大多数收益或直接指向于公共服务，或直接指向于组织内部，但仍有包括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课程、教育内容的知识产权，需要在利益分配中进行具体的核算。在馆校合作中，各类收益、成本的厘清，有助于各类主体有效规范自身在馆校合作中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及时对教师、博物馆馆员的合作实践成果进行专利或专门技术，进行登记、注册或者管理，并核定价值，明确归属。
3．明确馆校合作中的权责利的边界
一个有效的馆校合作投入机制，必须对学校和博物馆的权力义务进行有效的界定，在现实状况中，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含混不清，往往使得馆校合作双方无法建立起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制约馆校合作的效力。权责利问题的核心，是馆校合作中的产权制度；产权是指产权就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束Property Rights，即经济行为主体在划分、占有、支配和使用特定财产时所形成的经济权能及利益关系，亦即是说，产权制度是资源的存在以及关于资源使用所引起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互相承认的行为关系。在馆校合作中，由于博物馆和学校双方共同承担合作成本，很容易产生由于某些教育服务具有外部性，或者权利模糊的问题，从而产生投机或者搭便车的行为，这使得合作主体之间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合作的低效。
在馆校合作的具体实践中，馆校合作双方应当明确各自之间的权责利边界。例如博物馆对于现有场馆的教育化改造和更新，其资源长期的占有、支配、使用归属于博物馆一方，因而学校不需要对该部分成本进行负担。再例如学校依靠博物馆资源，进行校本课程开发，虽然其涉及到博物馆的资源以及专业知识，但该课程的主要产权归属于学校，学校拥有支配、所有的权力，应该由学校主要承担该部分成本。除此之外，涉及馆校合作的运行的一些成本，还需考虑到不同阶段投入之间的收益比差异，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区分，从而防止搭便车等行为的产生。
4．引导社会力量介入
公共财政经费存在有限性，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或者从各自组织之间的运行经费中截取，一方面可能存在投入金额短缺，另一方面，在当前决算审计制度上，如果没有专门的课程研发、教育实验、对外合作经费，同样也无法保证馆校合作的投入。社会捐赠无论对于现代学校和博物馆而已，都并不陌生。在中国当前状况下，社会力量的介入对馆校合作的投入状况而已，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在馆校合作的投入中，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捐赠的积极性，发挥社会力量在教育改革、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提升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博物馆和学校都可以采取一些在其职权框架内的行为，为各类社会捐赠力量创造良好、适宜的条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等社会理论的介入，例如合作项目的冠名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有馆校合作主要涉及的是公共教育服务，应当坚持这些社会捐赠的公益属性，在产权、办学、管理等方面，采取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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