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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首次以美国多任总统的执政理念为主线，梳理了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变革节点
2. 从大萧条到新经济，回顾决定美国命运的两大重要时期和十大生死抉择，审视美国如何走出经济低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3. 徐小平 马光远 向松祚 何帆 罗振宇 吴伯凡 联袂推荐
4. 摒弃沉重刻板、过于严肃的写作方式，以故事带动逻辑，层层深入，一本让人读得下去、读得畅快的经济读物
5. 从全球视野观察大国崛起的历史与逻辑，读不懂美国就看不透中国，在关键时刻如何正确决策在于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清醒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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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好运一直眷顾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股市蒸蒸日上、房地产一片繁荣、国力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美国人俨然已经把生产持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生活越来越好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常态。
当欧洲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遍体鳞伤之时，美国经济正如火如荼，迎来了柯立芝繁荣。但胡佛
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却将美国带入长达十年的大萧条。胡佛做错了什么？接任的罗斯福又做对了什么？
时光弥合了美国第一次转型之痛。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终结了金本位制度，卡特的能源政策遭遇失败，美国进入了滞胀时期。这一刻，里根经济学能否如罗斯福新政般力挽狂澜，拯救再次陷入经济泥沼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面对2 9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克林顿如何神奇逆转，实现了经济长期的繁荣与增长？
本书以近百年来美国多任总统的执政理念为主线，梳理了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变革节点，回顾了美国社会与企业在大萧条与经济滞胀两大重要时期的转型策略。与此同时，对照中国当前现状，作者抛砖引玉，探讨国家如何进行顶层设计，以化解各个领域的积弊；企业如何转型，以摆脱价值链低端位置、塑造领先优势；个人如何自我蜕变，以避免在结构性调整时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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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戈
中央电视台专职财经评论员，资深记者，财经作家。曾担任央视财经频道《对话》《中国财经报道》等栏目主编；《CCTV中国经济年度报告》《品牌中国》《CCTV中国最佳雇主调查》等特别节目总导演；315晚会总撰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企业传播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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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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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借鉴美国崛起之路 V
前言 从美国看中国 IX
上篇 大萧条与大转折
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好运一直眷顾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股
市蒸蒸日上、房地产一片繁荣、国力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美国人俨然
已经把生产持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生活越来越好当成一种理所当
然的新常态。
当欧洲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遍体鳞伤之时，美国经济正如火如荼，
迎来了柯立芝繁荣。没有人料到，一场股灾，会把美国带入一个
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胡佛做错了什么？罗斯福新政如何引领美国
实现大转折？让我们将目光从20 世纪的美国移到21 世纪的中国，
一睹中国股市的震荡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以及美国走过的历程给中
国的有益参考。
第一章 股灾带来大萧条 003
第二章 胡佛做错了什么？ 023
第三章 罗斯福做对了什么？ 033
第四章 在危机中寻找生机 071
第五章 中国2015 与美国1929 081
第六章 大萧条会降临中国吗？ 091
第七章 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123
下篇 转型与创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经过里根政府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于1983 年迎来经济增长高峰，历时13 年的经济滞胀宣告结束。90 年代，克林顿上台后，消除了预算赤字，并极大发挥美联储的作用。美联储新掌门人格林斯潘继承了保罗沃尔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长期的繁荣与增长。
里根经济学、克林顿在新时期采取的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为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及企业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现在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何不同？通过深入对比与分析，探讨中国企业在当今创新与变革大潮下立足国内、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
第八章 滞胀：从尼克松到卡特 145
第九章 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 163
第十章 监管：从沃尔克到格林斯潘 181
第十一章 反垄断：斗争中演进 193
第十二章 法律的博弈 211
第十三章 克林顿振兴新经济 231
第十四章 中国企业转型进行时 247
后记 267
附录 20 世纪历任美国总统 269
参考书目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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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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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美国看中国
我们注意到，20 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巨大经济成就、所取得的所有发展都具有同样的特征伴随它们反复出现的是严重的危机和困难。保罗沃尔克在《纽约时报100 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在1979 年到1987 年之间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8 年之久。在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望被称为美国世纪的这一百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将20 世纪100 年美国的GDP 增长率画一张图，看上去是一张波幅不断变窄的波浪图，20 世纪前半段，这种波动显得尤为剧烈。
整个20 世纪30 年代，美国经济都在谷底剧烈震荡。1932 年，美国GDP 比上一年又下跌了12.9% 。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两年8.5% 和6.4% 的大幅下滑。这是20 世纪美国经济跌幅最大的一年。
在大萧条之前的整个20 世纪20 年代，美国经历了一轮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最耀眼的两大明星行业是房地产和汽车。
在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不断互相赶超，世界第一高楼的纪录每隔几个月便被改写。曼哈顿的天际线不断发生着变化，连接曼哈顿和周边地区的大桥不断增多。农村和小城镇青年们不断地向北方工业城市聚集，进入工厂车间追寻他们的美国梦。来自北方的新富阶层则开始大规模南下，到温暖的佛罗里达海滨购置房产。城市新区不断扩张，人们蜂拥进入大城市，城市中心的公寓和简易住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富人们则纷纷向郊区迁移，搬入豪华大宅。
通用汽车公司超越福特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汽车开始进入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家庭，从有钱人象征变成上班族的交通工具。底特律、芝加哥、匹兹堡等以汽车、钢铁、煤矿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成为最耀眼的新星。由于找到了广告这种收费模式，收音机制造带动的电子行业开始兴起，有声电影开始崭露头角，电影院数量开始大量增长。
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股票市场一涨再涨，使那些提醒人们注意风险的专家们像傻瓜一样遭人嘲笑。城里的人们纷纷投资股票，从汽车厂的工人到擦鞋的少年都在热烈地谈论着不断上涨的股市。炒股的人可以轻易获得十倍于本金的贷款用来炒股。这导致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不断减少，利率不断增高。
终于，在1929 年的秋天，柯立芝繁荣伴随着股市暴跌，戛然而止。
1932 年8 月一名记者采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问他：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凯恩斯回答说：有过，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 年。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夸大了美国所遭遇的这场危机。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加上市场的自然修复，美国从危机的泥潭中爬了出来，并且迎来了持续时间更久的繁荣。
1933 年3 月4 日，星期六，新任总统罗斯福从胡佛手中接过了领导美国的权力。此时持续近4 年的大萧条已经让美国这个新崛起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变得千疮百孔、风雨飘摇。
上任的第二天，星期天的晚上，罗斯福发布了作为总统的第一项政令：下令全美银行从周一，也就是3 月6 日开始停业4 天。在4 天之后的国会会议上，还没有来得及印刷发放到议员们手里的《紧急银行法》在只有一份草案时就高票获得通过，前后只用了38 分钟。这项在保守派看来离经叛道的法案中赋予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法案，国会今后要无条件地通过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和今后将要采取的一切措施。百日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在之后的一百天中罗斯福利用国会授予的权力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完成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全面和深入的政府干预。一系列针对华尔街的改革法案接踵出炉：复兴金融公司被要求筹集资金重组银行，并发放更多的货币；金本位被废止；《联邦证券法》通过，发行股票被要求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被要求分业经营；银行存款必须进行保险以确保其安全性《格拉斯
斯蒂格尔银行改革法案》、《农业信贷法案》、《征税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等重要法规都被通过。
罗斯福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美国重新崛起的基础，也成为之后几十年美国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基本体制，直到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再次遭遇转型危机的时候才有所调整。大萧条摧毁了此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累积起来的过剩产能，美国经济由此转型，从单纯的投资性增长模式转向消费和投资并重的增长模式。
在经历了长达30 年的大繁荣之后，到了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两三代人所熟悉的那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代又一次遭遇危机。
由于美国经济的自身结构性矛盾和石油危机的雪上加霜，美国陷入了自二战之后的首次大规模衰退，更为棘手的是，这次经济衰退具有和以往经济危机完全不同的特征，被称为滞胀，也就是企业关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表面上看，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是滞胀的直接原因，但深层的原因依然是在一次长时间的繁荣之后，经济转型压力的必然体现。1971 年8 月16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今后美国停止将外国人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单方面改变了长达25 年之久的国际货币机制。由于通货膨胀大幅上升，贸易逆差严重，股市低迷，尼克松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尼克松的如意算盘是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金储备的压力，同时能让美联储摆脱黄金的镣铐放开手脚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实现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同时，美元贬值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说明，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没有成为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美国在滞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1974 年和1975 年，美国GDP 在大萧条之后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美国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1977 年，来自南方佐治亚州的花生商人兼业余木匠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击败在任总统福特成为美国新一届总统。他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上任，第一项举措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和降低联邦税收来缓解失业问题。结果失业率是降低了，但通货膨胀率猛增。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选民抛弃了看上去已经无计可施的老实人吉米卡特，选择了来自好莱坞的前著名演员罗纳德里根。里根对罗斯福留下的遗产进行了50 年来最大的手术。信奉柯立芝的执政思路的里根，向萎靡不振的经济挥出了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降税、放松管制、解决通货膨胀的三板斧。与此同时，里根全力加入到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之中，巨额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和科技都产生了刺激作用。他在1989 年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
在之后的克林顿执政时代，萌发于里根时代的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在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引领下，美国经济实现了又一次转型，迎来了新一轮繁荣，达到了实力的顶峰。
在我试图用美国的危机和崛起之路对照中国现实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我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开始摇头。我知道，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人口数量、资源禀赋、地缘环境等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没有什么可比性。
我当然知道这种巨大的不同，但我更相信，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途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凡通过市场化机制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都会遇到差不多的门槛或者瓶颈，并且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各个国家承受的不同结果，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在关键的时刻进行了正确的选择。回顾最近一个世纪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凡有幸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无不是经历了类似打怪游戏的过程，一关一关地闯，在面临危机甚至绝境的时候渡过难关。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国家，无不是在危机中崛起的。
而美国过去100 年的发展历程，所遇到的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应对，对中国来说是最具参照价值的。20 世纪被称作美国世纪，这是人口足够众多，经济体量足够庞大，国土面积足够辽阔的一个大国的崛起。过去的7 000 年，从美索不达米亚发源的西方文明中心不断西移，从希腊、罗马到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大英帝国，最终穿越大西洋落脚到美国。过去的100 年，这个国家先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后又成为处于全球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成为秩序规则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领者、价值观的输出者。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外部的威胁，而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积累。在经历了20 世纪3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巨大危机的应对后，美国似乎已经逐渐掌握了应对危机的规律，他们承认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甚至也不再在如何预防危机上浪费功夫和口舌。而是在每一次危机到来之后，都能心平气和地打开工具箱，并且在打开工具箱之后，知道使用哪些工具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顺序。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不断处于外部威胁的国家。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内在矛盾大于外在威胁的时代。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大经济体的奇迹，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困难，但由于经济总体结构发生问题而面临危机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中国在全球相对平稳的几十年时间内获得并抓住巨大的发展机遇，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的各项任务，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管理水平都实现了迅猛的飞跃。
在过去的五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东方文明中心，一路东移，从黄土高原转移到太平洋西岸，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落脚到同样孤悬在欧亚大陆之外的日本。但在21 世纪的最初十年之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东方文明中心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太平洋西岸。中国既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最正统的继承者，中国理应代表东亚文明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领者和价值观的输出者。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责任。
因此，除美国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和中国有可比性。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0 世纪有两次巨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一次是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发展。
中国现在的这次转型和20 世纪30 年代美国发生的转型具有更高的相似度。
1929 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55% ；2015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好也是55%
。当然光城市化率也不能够说明问题，还有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国际贸易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20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经济中，如企业过高的税负和过多的政府管制。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所经历的转型之痛也更加剧烈。
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给了我们如此丰富的参照样本，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后发优势无疑会让我们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具备更强的甄别和行动能力。
研究两次危机以及转型的过程我最深刻的体会是：正是对旧有体制不断的、持续的甚至是自我否定式的改革造就了现代美国的成功。从罗斯福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再被看作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面对危机，总统和政府出手的有效实用手段虽会在议会中受到反对党的激烈抨击，但这种抨击更多来自党派利益之争，而不再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从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结束，虽然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政治波折，但在计划体制下一举完成了经济的全面整合和升级，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培育了大批的工程师和高文化素质人才，基本完成了中国的初期工业化。在70 年代，政治动乱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使中国进入危机模式，面临空前的压力。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中国又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放弃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体制和观念的大胆突破和自我超越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次成功转型的实现，最关键的原因是回避了意识形态姓资姓社之争，为社会松绑，推出最有利于激活个人创造性、激发市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改革举措正好与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转移相遇，造就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用35 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六十多年乃至上百年的中期工业化路程。
由于过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产能的大量过剩、过度的收入差距、过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产业结构的失衡、企业和政府过于庞大的负债实际上这些矛盾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门槛。哪个经济体发展得越快，其结构调整的强度也会越大，因此，中国遇到的必定是一次痛苦且长期的转型过程。
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对经济周期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认识已经有了大的飞跃，除了个别深陷经济学原教旨的食古不化者，总是去追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主流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那里，政府干预的多与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有助于危机的缓解并促进转型的成功。
甚至将这种貌似学术之争的话题带到政策制定的评论和总结之中都显得是个笑话。其实，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不同，本质上也就是2 000 多年前中国西汉时期司马迁和桑弘羊不同的翻版。桑弘羊从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 年开始，在汉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这些措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实现其雄图大略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而同时代的大思想家司马迁则完全反对桑弘羊搞的计划经济，乃至不给桑弘羊在《史记》中列传。他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把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经济学派、新供给学派的理论覆盖了。
从司马迁到桑弘羊，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理论上，谁对谁错永远没有定论。而只有那些具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并且兑现了这种权力的人才配得上被评判对错。
在2 000 多年前的西汉，桑弘羊是对的。在20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是对的。在20 世纪80 年代的美国，里根是对的。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邓小平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政策的制定和推动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对过去发展机制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超越甚至否定。在政策和制度的无人区探索出应对之道，从这一点说，摸着石头过河永远没有错，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也没有错。
在危机中崛起，不只是美国的过去，也必定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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