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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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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思潮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欧洲大地上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作为对两次世界大战和上帝隐退等对人存在本身造成极大冲击的事件而做出反应的哲学思潮，当然也发端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深层，存在主义直面 存在的危机，探讨了诸如焦虑、死亡、烦、人的无个性以及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这些与西方传统哲学显得并不那么相称的问题，但确实是与生活于苦难与忧虑不断侵蚀存在的时代中的人们紧密相关的人生课题。这些问题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加缪、萨特等哲学家的思索与回应之后，汇聚成了存在主义思潮。高宣扬教授的该本专著对存在主义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分析，并将此书题献给他的先师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艰苦努力的熊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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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高宣扬，浙江杭州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特聘海外名师，2010年8月至今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2004-2010年7月为同济大学特聘华裔法籍专家，时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精通英、法、德、俄及印尼文，近30多年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持续进行实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观察分析及学术调查研究，长期从事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目前的研究重点方向为：1当代法国哲学；2德国哲学史；3当代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艺术评论。
主要著作：《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福柯的生存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流行文化社会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毕加索与当代艺术》，人民出版社，2014；《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对话》Le Dialogue，与程抱一院士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高宣扬文集，10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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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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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文集总序1
纪念熊伟先生105周年诞辰：2016年新版序1
1993年版序1
1990年版序1
引 言 作为哲学与社会思潮的存在主义1
第一章人生是什么？存在主义的基本论题41
第一节存在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43
第二节人生就是此在的自我表现51
第三节自己的生活全凭自己来创造62
第二章存在主义的思想体系69
第一节存在先于本质71
第二节人生是在担忧中度过的80
一、担忧81
二、呕吐88
三、黏滞91
第三节 绝对自由人生的基本目标93
第三节人生的归宿是死亡100
第三章存在主义哲学的由来及发展107
第一节产生存在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109
第二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30年代的存在主义113
第三节20世纪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存在主义117
第四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存在主义119
第五节存在主义的哲学的思想渊源125
一、齐克果现代存在主义的启蒙思想家126
二、胡塞尔的现象论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129
三、尼采的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的反理性倾向的楷模131
四、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影响132
五、经院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134
第四章海德格尔及其哲学思想137
第一节海德格尔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139
第二节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142
第三节存在本体论的双向论证149
第四节对形而上学的改造171
第五节语言与存在185
第五章萨特及其哲学思想217
第一节萨特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219
一、萨特的文艺作品梗概223
二、萨特的哲学著作226
第二节萨特哲学的特征228
一、虚无主义229
二、行动先于存在231
三、折中主义233
第三节自在与自为235
第六章存在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261
第一节卡尔雅思贝尔斯263
第二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268
第三节别尔嘉耶夫275
第四节梅洛-庞蒂279
第五节阿尔贝加缪291
第六节弗兰兹卡夫卡296
第七节保罗利科300
第八节保罗田立克307
第九节鲁道夫布尔特曼315
第十节罗曼英伽登318
第十一节米克尔杜弗连320
第七章存在主义对当代思潮的影响331
第一节对后现代思想家的影响334
第二节对当代诠释学的发展的影响353
第三节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369
第八章存在主义的文学艺术观及其影响401
第一节海德格尔论文学艺术403
第二节萨特的文学艺术论415
第三节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观的历史演变423
附 录 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资料459
译名索引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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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之树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可能获得新生，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
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感恩、追念、乡愁、思源，在本质上，就是哲学的内在动力和真正起源。一切哲学,面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时候，都要在沉思中追根索源，寻求万事万物的最初和最终根源，因此，哲学就是这样在感恩、追念、乡愁和思源中诞生；哲学就是对一切事物和一切存在的最初起源的追溯和追问。没有回归源头的深厚感情，没有追溯最早起源的热情和诚意，就不会有哲学思想。感恩确确实实成为了一切存在的根本基础力量，因为一切存在都归根结底脱离不开自己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的根基和本原。感恩表现了一切存在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
学哲学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认识生命之源。具体地说，就是学会理解生命的本原，并以真诚的感情理解生命从何而来。这就是意味着要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一切生活在你周围的人。对我来说，我首先要感恩我的师长。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没有我对哲学的一切知识，也没有我对哲学的深厚感情。
狄德罗说过：对人们的一切，除了非正义、忘恩负义和反人道，我都可以宽容谅解 Je puis tout pardonner aux hommes, except l''injustice, l''ingratitude et l''inhumanit。狄德罗早在启蒙时代，就把感恩列为哲学和一切知识的基础。
因此，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感恩是一种生活智慧，感恩更是学会做人，成就阳光人生的支点！任何一个人，如果试图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感恩于过去，感恩于以往一切先人创造的成果及其传统，也就是成为历史传统的真正继承者。生命就是在继承中接受过去的传统、并重新分析、批判和加工这个传统。哲学家，作为继承者lhtitier，始终面临着肯定和批判以往传统以及选择这个传统的矛盾Derrida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Dialogue, Paris, FayardGallilee, 2001： 15-16。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结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尽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我个人生命的反思，虽然表现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该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宏伟曲折的生命运动中，同时又把它当成个人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纪念熊伟先生105周年诞辰：
《存在主义》2016年新版代序言
今年是熊伟先生诞辰105周年。为了表达对熊伟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和哲学编辑刘旭建议我重版拙著《存在主义》。熊伟先生是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第一大家，他本人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在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的课程，而且也是第一位把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从熊伟先生40年代返回中国起，直到1994年他逝世为止，先后在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校，讲授存在主义。
从1957年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我就受教于熊伟先生。大学期间，在熊伟先生开设的选修课存在主义上，熊伟先生为大家讲授系统的存在主义基础知识，同时指导我们精读《存在与时间》的两个章节，为我们掌握存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以研究生的资格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受郑昕教授指导研究康德哲学，同时也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求教于熊伟先生及其他北大的老师们，使我一生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义概说》1978年在香港初版前以及出版之后多次在港台再版修订时熊伟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细致的教诲，恩师谆谆教导之苦心，连同他在课堂上铿锵有力、清晰准确的语音，犹闻在耳，而其和蔼质朴之表情，历历在目，使我心绪万千，感恩之情，不能自己。
熊伟先生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极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善于通过中国传统智慧和语言，阐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们引入存在主义哲学殿堂，使我们敞开理解存在主义的思路，奠定了一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教导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熊伟先生在讲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之敞亮时，使用了禅宗关于自身对佛法的顿然领悟时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尔的用意。从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恬然澄明以后，这个最生动、最深刻和最需要亲身体会的用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样指导我不断地提升对存在主义的理解程度。
熊伟先生一向认为，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它们又是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就是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这也就是说，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是首先把哲学当成学会自我生存的艺术，也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那种从自身的亲在虔诚修身出发，切身体验生存于世的实践智慧。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特别从笛卡尔之后，过于夸大理性的功能和意义，致使他们的大多数只关心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对于自身亲在的存在论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存在问题从属于认知活动和求利行为，到头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真理，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却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把自身亲在这样最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当熊伟先生试图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禅宗语词转译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语言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不简单归结为主体性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变成为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一种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就好像禅宗所说的那种恬然澄明的哲学智慧。真正达到恬然澄明的境界，就达到了说与不说都无所谓的程度，因为那是难以表达、也无求于表述的的原始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谓有无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见的物质形式以及它们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但有无混成的境界是物质与精神难以区分的最高生存状态，个人与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谐交融成一体，惯常被人们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体和客体不再存在，呈现出最原始和最纯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伟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中国哲学传统概念气，就是一种表现有无混成原始状态的恰当范畴，它不能用西方人现代科学语言去表达，因为西方人现代科学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的基础上。但中国哲学用气的概念或范畴灵活地表现了世界的原始生命运动状态，深刻地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质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在永远相互渗透中相互依赖，共同存在而发展。
谈到这里，我记得熊伟先生在1978年春对我说到了他的导师艾利斯罗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伟先生说，罗塔克曾经探询气的概念意义。他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我就是从熊伟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哲学人类学这个学科的。我当时对哲学人类学一无所知，以幼稚的心情请教先生。正是熊伟先生最早给我关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的启蒙。他指出，哲学人类学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法，它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多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他的周在世界的关系列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哲学人类学首先承认：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于世，而存在于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与他物、他人以及整个周在世界的关系。熊伟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人的存在与周在世界的关系，所以，研究存在主义必须与研究哲学人类学并行；但可惜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理解这个道理。
我在1979年之后，牢记先生的教导，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首先在法国向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学习人类学，同时也注意德国从谢勒以来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新成果，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学人类学》的撰写过程。当我在1992年见到熊伟先生时，他对我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给予了肯定。
当熊伟先生留学德国时，深受艾利斯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继承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方法，而罗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Tbingen 2. Aufl. 1930和《逻辑与精神科学的系统性：哲学手册》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 Philosophie, MnchenBerlin 1926，就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基本原理的新发展，这两本书都曾经是熊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存在主义的重要参考书。
1987年张世英先生在武汉湖北大学主持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与我同行的，有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德国哲学会会长赫伯特施耐德尔巴赫Herbert Schndelbach, 1936- 教授等。我们在那里一起愉快地会见了熊伟先生。会见后，我又四次单独与熊伟先生促膝长谈甚欢。
由于赫尔伯特施耐德尔巴赫也是哲学人类学家，我向熊伟先生汇报了我多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心得，先生特地询问了德国在二次大战后对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哲学人类学的新动向极为关注。
为此，我向熊伟先生提及吉森大学哲学人类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 1928-2015的新观点，强调19世纪末以来，促使哲学人类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学问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对于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试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方法论的理论产物，它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应该区别于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主义的一种反动。哲学人类学的出现和兴盛，说明历史主义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抵制。
按照哲学人类学的新观点，传统历史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研究人的论题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之形而上学性质，乃在于把人拘禁在设定的历史进程牢笼中。在传统历史哲学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历史的奴隶；人的命运不是人自身所能确定的，而勿宁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虽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逻辑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为在历史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袤性的范围内被观察对象，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哲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研究，关于人的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关于人的道德与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有这一系列有关人的根本问题，都不能单纯地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观察分析。人固然是一个历史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他对于历史的积极主动的改造活动。而且，人作为人，首先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更不应为历史所限。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多马瓜德在他的那本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历史哲学的难点》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973中，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历史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形式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骚扰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ver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显然，在哲学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对历史的态度。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为所决定，而且，人对历史的态度也决定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人的本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历史哲学在研究人的过程中，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第一次正式使用历史哲学的概念以来，曾经有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哲学远没有解决关于人的基本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代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行程中，大有系统化、自我僵化和教条化之倾向，以致某些历史哲学的陈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论，始终干扰人们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
正因为这样，有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近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黑格尔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结果。赫尔伯德斯奈德尔巴赫指出：哲学人类学从属于那种危机的历史，在这种危机中，对于人的传统的自我解释，连同唯心主义的崩溃而衰落，因此，它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这个历史的终点。
由于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人的问题从来就成为哲学家们的重要论题。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从哲学史的源头开始，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乍一看来，哲学人类学这个概念，在修辞学上似乎是一种重复性的语词堆砌和繁冗。哲学一词本来应该很自然地把人当作中心问题来研究。在这方面康德曾经指出：人们本来可以把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从根本上算作人类学，因为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等最根本的问题，都同什么是人？的问题有关连。
熊伟先生指出，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中，对康德的上述深刻判断作了详细地分析，并重申人类学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在这本论康德的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学长久以来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是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地位的基本趋势的概念。人类学不仅寻求关于人的真理，而且它现在也需要作出这样的判断：一般的真理究竟可以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在1929年发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第一版时，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谢勒刚刚在这以前的一年，即1928年发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1928。所以，海德格尔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斯谢勒的一个回应。
熊伟先生非常了解德国哲学人类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内在关系，也一直关切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争论。他认为，哲学人类学对周在世界或环境Umwelt的具体研究，加深了对在世存在Sein-in-der Welt的分析深度，同时也加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程度。
熊伟先生屡次解释说，存在不是普通的名词，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生活行为，更不是某种主体化或对象化行为，而是自身恬然澄明的亲在体验过程，是自身之所以显现于世的存在论行动。记得他很形象地强调：存在是各种事物之所以存在的那个在本身；世界和万事万物是在出来的。这个在不是你们所现成地看到的那些在者，你们千万不要把在和在者混淆起来；在比在者更为根本，或者说，在是在者的本体论基础。
当熊伟先生说在的时候，他总是以最强的语调和最激动的态度说出来，以便突出在之为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基础本体论性质。
我在70年代末出国前，曾经到熊伟先生中关村寓所拜访并向他告别；之后，熊伟先生先后给我寄来六封信，每封信都表达了他对晚辈学习、生活和身体的关切，体现了他对学生的一贯的严谨而仁慈的态度。
90年代初，我曾经邀请熊伟先生夫妇到香山饭店晚餐。晚餐前，我与他漫步在香山公园一角，边谈边笑，无所不谈，先生的幽默和亲切坦率情绪，他对生命存在和运动的坦然自在，使我甚为感动。
在1992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熊伟委托我在台湾出版他主编的《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书稿。这部书的第一篇，就是熊伟先生写的代序：现象学思潮研究。这是一篇深刻精炼的论文，寥寥数语，便把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学原理，讲得清清楚楚。
熊伟先生写道：现象学要做的事不是要认识现成的现象，而是要研究如何让无论是什么的认识对象出现在当前，要现象出来，成为我们感性的眼睛或智慧的眼睛的对象。这就是现象学的事情本身，而这个事情本身也是胡塞尔一建立现象学就提出来的口号。现象学的事情本身是要把各种不同的对象在我们当前现象出来这回事的基本结构把握清楚。在这段话中，熊伟先生把现象出来用黑体字标示出来，突出现象出来的重要性。所谓现象出来，实际上就是他在课堂上屡屡强调的在出来。因此。在是自我生成的显现过程，而在的自我显现，就是存在本身；通过在的自我显现，一切在者才有可能存在于世。
我记得在课堂上，熊伟先生曾经借用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一事，讲解什么是存在主义所说的在。他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希特勒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结盟。当时的纳粹分子们为之拍掌称赞，主张把希特勒访问所乘的飞机送进博物馆，而存在主义者则说，真正有历史意义的，不是元首乘坐的那架飞机，而是元首的飞；飞就是在，飞机只是一个在者。所以，正如熊伟先生所说：现象学要摸清现象出来这回事，首先就要把握天地万物在出来的在者。为要认清这个概括一切的在者，又需更进一步去弄清在出一切在者来的这个在是这么回事。接着他说：胡塞尔已经指出，要认识一切在者或在者整体，必须研究在者的抽象形式，又研究在者的具体内容，而这就是各门科学的事情；至于认识在，则不是各门科学所能做到的事情，而只是哲学的事了。海德格尔就是从这个地方继续推动胡塞尔的事业去研究在。
熊伟先生在《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中进一步指明：天地之大，谁能恬然澄明地体会到我在，谁就找到在；此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在，而只能找到在者而已。这个我在在天地间独一无二，连我在成什么样子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却恬然清楚的在了。这是天地间唯一无二的我自己，这是本真的我自己，其他到处可听说的我自己都是非本真的我自己，都只能说是武断的我自己。其他的本真的我自己，也是唯一无二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抓到。所以体会到我在的在即在此，因而海德格尔名之曰此在Dasein。
如前所述，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熊伟先生在课堂上使用的独创性用语，不但使我们深受教益，而且深植于心中以致终身难忘。对我个人而言，恬然澄明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自身生命体验的一种力量。
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常常在课余时间，与其他同学拜访熊伟先生，在他的中关村寓所聆听他的教诲，熊师母亲切地接待我们。当熊伟先生向我们介绍师母的时候，他很风趣地对我们说：她是地理学家哦！在中国科学院地理学研究所工作，可不能在她面前随便谈论有关地理的问题。谈话间，恩师和师母之间往往一再地在我们面前幽默地相互调侃，既诙谐、又亲密无间。
我们曾经多次以好奇的心情询问熊伟先生年轻时代留学德国的情形，熊伟先生总是零零碎碎地向我们讲述他在德国深造时的一些故事。他特别提到，学习要注意身体健康，他说，年轻时代要把握好各种时机，既要严肃认真，又要乐观从容，要善于调整自己的生活内容，使自己逐步学会怎样培育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
熊伟先生为人豪爽，身材魁梧，讲起话来，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中气十足。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养生秘诀的时候，他边笑边说：多打篮球，保持乐观就是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好打篮球。在德国时，据说他还骑着自行车抱着篮球穿梭于德法边界。
熊伟先生以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显示他对存在主义的自由真谛的真正把握。他形象地说，天命让我如此这般地来到当前的处境，同时也迫使我们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一种真自由的到来，必须通过亲自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当时当地的存在。真自由必然是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阶段，所讲现象学全为活境，远非限于拨弄范畴概念之术。因此，现象学必须从我在世开始，以至于在到死中去视死如归。此亦即活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在者的在的学问，即存在论。
熊伟先生讲存在主义，不只是讲海德格尔，还讲法国的萨特与西蒙德波娃等人，对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和发展深感兴趣，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记得1957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教室里聆听熊伟先生的课，他充满感情，用中国语言讲述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的情境。先生说：在战后的法国，由于萨特、西蒙德波娃、卡谬和梅罗-庞帝等人的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存在主义变成了一种时髦，巴黎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穿着奇装异服和装扮古怪发型的男男女女，他们都自称是存在主义者，甚至连妓女也声称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因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打扮，显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在出自己独特的存在，我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个性等等。熊伟先生推荐我们阅读萨特、西蒙德波娃的作品，特别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在那不久，正好北京大学大饭厅放映以萨特的一本剧本为基础的电影《可敬的妓女》，使我们对存在主义有更具体形象的认识。
所以，熊伟先生说：存在主义既是晦涩难懂，又是简单明了，因为它所宣称的，无非就是想要宣示自己的自由是属于自己，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
当然，熊伟先生始终强调：如果说自由属于自己，但也不能忘记与我们共在的他人。所以，熊伟先生对我们说：我在世中，我的行总是处世的行，此与世之外物以至共在的人相关的我的行，海德格尔命名为烦Sorge；为世之外物而烦，名为烦忙besorgen，为世之他人而烦，名为烦神Frsorge。萨特后来用粘液或呕吐来表示这种与人共在的生存焦虑心态。熊伟先生对萨特的《呕吐》和《存在与虚无》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赏萨特借用生动的文学语言的智慧。
熊伟先生对法国萨特等人的生命现象学甚为赞赏，此种认真严肃态度，绝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中少数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的现象学家，满足于对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有限研究，以胡塞尔专家或海德格尔专家自居，又往往囿于成见，不愿意承认、甚至轻易否认法国现象学的显著成果。
熊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人生在世，不只是烦，同时也是畏Angst。畏与惧Furcht同为害怕，但怕分大小：大怕才是畏，小怕只是惧。惧所怕者只是宇宙之一确定局部，畏所怕者乃是整个宇宙之浑然一体，故畏总是大畏。
由此，先生讲到死这个最关键的存在主义命题。他认为：死亦即无可确定而乃空无之境：死无相邻，畏无即畏死也。此大无畏本属此在之原始经验，故海德格尔点名其为在到死中去Sein zum Tod。
正如前面一再所说，熊伟先生很巧妙地把存在主义的生死观与中国传统哲学联系在一起。我在世乃由天命抛入时间之流中，方此一瞬，我自不知何自来与何所往，双向看去，皆为空无，大畏所畏实亦此一片空无也。最后，熊伟先生明确地说：海德格尔还称自己的思想是开道的道Weg，而且一再地将此意与老子所讲的道沟通。由此可见，现象学迄今的发展已成为融合古今中外义理于一道至深的思潮，犹待今后之外合流以诠释历史的脚步前进。
熊伟先生以简洁的语言，和盘托出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可谓精彩至极！他的所有学生所努力的研究成果，几乎全部基于此。
谈到他的学生，最值得赞扬的，是王炜，他为继承和发扬熊伟先生的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熊伟先生在80年代后屡次见我，总要提及王炜；他指着身旁站着的王炜对我说：今后在中国研究海德格尔，就要靠他们年青一代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每次我见熊伟先生，几乎都有王炜在场，他总是那样彬彬有礼，谦逊好学。当熊伟先生委托我在台湾出版《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时，先生一再对我说，今后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全靠像王炜的青年后生了！先生嘱咐我，具体的出版事宜可直接联络王炜：没有王炜，就没有这本书。王炜可以代表我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版哲学书籍甚为艰难。先生为书的出版四处奔走，也对在台湾的出版寄予厚望。在给我交付书稿亲自反复叮咛之余，又反复在信中嘱咐我积极主动促成办理。从1992年春至年底，熊伟先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向我寄发五封信，强调《现象学思潮研究文集》出版的重要性。《现象学思潮》出书问题我意请你们在台湾独自斟酌办理，无论如何变动均无不可；又说：为推进两岸交融，决将此书在台先出版。又因两岸具体情况多异，势难一切勉强一致。故请你们尽管在台做出变通决定；来信所提寄稿诸多难办事情，我将酌约此间晚辈壮年出力或零星或统一补救并与宣扬联系。无论如何必有后讯。但你们不宜被动老等此消息，请完全主动就在台已有条件尽速出书。
也正因为这样，从那以后，我经常与王炜交往，王炜总是很谦虚地与我讨论问题，极端认真负责地安排有关书籍出版的各种事物。与他交往越多，越使我感受到熊伟先生对自己的学生的关爱至深。
在交给我的现象学思潮研究一文的最后附记中，先生特地再次强调：本文集的组编校订工作由晚辈学友王炜代劳，历经艰辛，可感至深。先生对王炜的信任和赞赏，可见一斑。
在王炜身上体现了熊伟先生的谦恭治学的态度，他很少说话，只默默地做学问，闷头做事，勤勤恳恳，办事一丝不苟，待人以诚，毫无故弄玄虚、自以为是的表现，每次与我联系和说话，从无矜功之色，有的只是诚恳朴实，虚怀若谷，平易友善，真不愧是先生学生中佼佼者。
当先生忙于出书，精力交瘁，病魔缠身之际，先生仍然坦然乐观地殷切关怀书稿的出版。王炜也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显现出他之为先生至诚学子的榜样。
熊伟先生明言：存在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存在。确确实实，他和他的最优秀的学生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也正是熊伟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打开了广阔的远景，也使中国哲学的复兴有了希望。恰恰在这一年春天，我获准离开中国到香港，并经香港留学法国。出国前，恩师洪谦先生和熊伟先生分别为我饯行，表达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洪谦先生为我亲笔写推荐信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赫尔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1902-1988，嘱我珍惜时机，到美国求教于费格尔，认真学习西方哲学新成果。而熊伟先生也在他的家中亲切接待了我，殷切叮咛认真关注西方哲学的新发展动态，特别注意理论前沿，尤其要对当前理论争论的论题及其进展给予敏感的观察和反思。熊伟先生说，海德格尔刚刚在1976年去世，哲学界已经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新的估价，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许多哲学思想的创新，往往就发生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后；哲学家的思想敏感性就表现在对于时代脉动的准确把握。
的确，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的逝世曾经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他的思想遗产的性质。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曾经在图书馆订阅的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上看到海德格尔逝世的消息。我对同事赵复三先生说，海德格尔死了。他无所谓并笑着说：死就死呗！其实，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海德格尔之死，一定会引起对他的思想评论的轩然大波，因为熊伟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对我们讲授海德格尔思想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遭遇激烈争议，而他的思想观点的深刻性及其表达方式的神秘性，又促进了人们对他的热烈争论。到香港后，我积极关注哲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讨论状况。我首先订购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新著《海德格尔与近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ed. M. Murr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当时香港的外文出版物基本上来自英美，所以，能够找得到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新著并不多，但从这本书看来，英美哲学界已经开始扭转对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看法，至少表现在以德雷福斯Hebert Dreyfus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身上。
到香港后，我本人用更大的精力把此前早已积累和准备的论述存在主义文稿付诸出版。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过于天真，只考虑整理熊伟先生上课时的教导以及阅读最新出版书籍的心得，一点都不考虑自己学术基础浅薄，更无著述经验，一心只想要实践梦想已久的思想自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对我的封锁隔离，反而给予我勇气和好奇，不顾一切地在三个月内赶写出来了近两百页《存在主义概说》一书。
从初版之日起，吾师熊伟先生就给予关注、鼓励和支持，不但为此亲笔写信祝贺鼓励，还一再嘱咐务必随时注意国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评论研究，并根据国际学术界对存在主义的跟踪探索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争论，对存在主义这个紧密结合人生处世的生命哲学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
拙著《存在主义概说》初版后，香港学术界形成强烈的共鸣，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和劳思光教授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刘述先教授对我说：你在中国大陆从研究生毕业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集中研究，更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到香港不到一年，便完成了这本书。我的学生和我太太看了都称赞你的流畅通俗的文笔，他们都说，看了你的书，便明白了存在主义。但我深知自己学力尚浅，任重道远，大家的鼓励只能成为今后继续努力的动力。《存在主义概说》在香港和台湾连续再版修订了十次之后，在1993年的台湾远流出版社修订成现在的《存在主义》。
今年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熊伟诞辰105周年，值此珍贵的历史机遇，我以深切的感恩之情，重新回顾了熊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我们的教诲，使我更加意识到重版拙著的必要性。我永远忘不了熊伟先生以及北京大学老师们对我的哲学启蒙、遵遵教诲和亲切提携。
对于熊伟先生的思念以及几十年来对他的思想的反复消化理解，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旦爆发出来就像火山喷发出来的火焰，难以节制。我感觉到，是语言本身引导我说出许多话，而且又是话中有话，更使我自身所难以停笔收场。其实，说出来的和说不出来的，统统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这就是表达对恩师的怀念和感恩！
受先生教诲几十年，又历经个人在世近八十年的曲折历程，要说的话和说不出的话，都只能在这篇序言中表达，难怪这篇序言写得如此困难，以致充满不可说之谜。
这篇序言原本不应该写得这样长。但语言是有自己的生命的；而语言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人的生命的延伸，也是创造它的创造者的生命的延伸；不但如此，语言本身也自有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它一旦被写出来，一旦被说出来，它就独立于创造它的生命而存在，它以自身的生命力、情感和欲望，在语言文字所构成的新天地中寻求其自身的自由，尤其要竭力探索和开创其自身的进行独立创造的自由，发挥语言本身的自我再生产力量，在极其复杂而富有伸缩弹性的象征性新世界中，在同他人碰撞沟通中，一再地延伸和扩大自身的意义世界，同时还在不断地创新中，获得越来越大的自律能力。
归根结底，语言的本质，不在语言之外，而是在语言之内；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的存在本身。所以，语言与其说是被说出来或被写出来，还不如说，是语言自己在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进行自我表演。海德格尔说，说出来的话是会讲话的。讲出来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我的话，而是语言本身的自我显现；语言自身在自我延伸和自我扩大、自我繁殖。
这篇序言，我本来以为是属于我的，本来以为是我的序。但写出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它们夹带着难以被我控制的感情和欲望，势如破竹，汹涌澎湃，终于写成这样又长又臭的文章。由此我忽然想起我女儿在法国高中读文学课时她的法国中学老师提到《等待戈多》作者、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 -1989的话：我的话和我的字，就像我的孩子那样，一旦说出来和写出来，它们就自由了，由不得我了！
我想，正如熊伟先生所说，可说或不可说，都是语言；说出来的话是语言，说不出的话，也是语言，而且还是更奇妙的语言，更有内容的语言。这种不可说是一种比海还深的存在之家，它虽然神秘，但并不奇怪，因为语言本身原本是神秘而又在世显现，只是它的在世显现采取各种灵活神奇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此在中，显现成不同的样态，表达出不同的意义。
当语言真正亲临存在深处，它就发出了比沉默更深邃的无言呼喊，真正喊出了存在的原型无。正如先生所言：六合之内，万物芸芸，这诸多存在者是显眼的，存在却极难寻，存在之真便更不显眼，更难把捉。
中国话说妙不可言，就是对存在的神秘性以及语言的生命性和神秘性的最好描述。熊伟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经将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Sein与虚无Nichts，同老子哲学的可说与不可说进行比较，并以独创的语言，强调存在、虚无、可说、不可说之间的妙不可言的关系。
最后，我还是以熊伟先生的话结束这篇序：语言是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归根结底，千言万语以及不可说的沉默无语，都在说出先生的真在！
高宣扬
2016年8月
于巴黎东郊
马尔纳河谷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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