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思想的芦苇一位研究者的告白拙作的命名《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明眼人一望即知，系借用西哲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Blaise Pascal, Penses（New York： Grolier, 1978）,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Issac Taylor； with a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profile of the author by Alfred Stern, p.8.帕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拙作则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以下，我想挪用些许的篇幅，对拙作的知识背景略作交代。个人知识的养成教育来自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台湾大学（19691975）、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197719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迄今）。兹略述如下：
首先，台湾大学乃台湾首善的学府，自不待多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1949），傅斯年（18961950）临危受命出任该校校长仅一年有余，却立下自由、独立、多元的学风，影响迄于今日，而为师生所感念。台湾四边环海，位处东、西交通枢纽，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欧风美雨的笼罩之下，197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喧腾一时。这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提出的。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in Walter Kaufman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New York： Meridian Publishing Co., 1989）.年轻学子人心惶惶，无不戮力凸显个人的主体性，亟求作生命的抉择，苦闷的象征乃为其时精神的共相。[日]厨川白村（18801923）：《苦闷の象征》，东京改造社1924年版。
但有趣的是，人文研究的走向，却与存在主义的风潮背道而驰。台湾学界当时面临崭新一波西潮的洗礼，与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 or logical empiricism）相互呼应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骤然跃为人文研究的主流趋势。行为科学乃社会科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以行为论（behaviorism）为准则，排斥内省与价值的研究取向。要知存在主义与晚出的逻辑实证论原本便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我们的师长辈多半从美国学成归国，无不主张从社会科学下手，方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唯师命是从的我，于是便到处修习攸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甚至也到哲学系选了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科学哲学语意学，前三门课是与林正弘老师修习，最后一门课则是与一位美国教授（Perry Smith）上的；哈佛的业师奇怪我怎么读得懂解析哲学的专业论文，其实与此有关。也旁听了文学批评物理学微积分等，但都不了了之，一心只以世界知识公民自勉。究其实，当时这些学问因为缺乏时间向度，对历史工作甚难起作用，个人却浑然不自觉。
而在大学二年级，由于上了杜维运老师的史学方法论，激发我对方法论的高度兴趣，复又延伸到他系旁听了杨国枢老师的人格心理学和李亦园老师的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论。治学虽勤，但也搞得六神无主。
好高骛远的我，总是想找出一条终南捷径，俾便攀爬学问的巅峰，方法论无疑就满足了我天真的想法，以为有此利剑在握，即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不料有一天，我与蒙元史的萧启庆教授分享此一想法，却遭当头棒喝。记得他说：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刹那间，我雄心坠地心茫然，顿萌光阴虚掷的感触！
所幸来了两场及时雨，即时挹注了失落的心灵，再次鼓动我追求知识的热情。其一，从海外返台的客座教授蔡石山先生当时开设一门西洋史学史，课堂所用的教本《历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提纲挈领、条理清晰，极适入门者，因此读来兴趣盎然。Trygve R.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偶尔碰到一个英文辞汇：historicism，翻遍普通的英语字典，却无从得解。好奇心的驱使，我便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日后竟成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台湾世界史的水平并不高，鲜有人以西洋史作为论文题目，但指导教授陶晋生老师本身系宋金史的名家，却给我极大的发挥空间，让我放手一搏！由于经营既久（从大二至研二），历史主义的论文后来出版，评价还不恶呢！
此外，就读研究所时，复逢林毓生教授远从美国回台义务讲学。林老师授课观点新颖、热情洋溢，甚富感染力，他引介了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博兰霓（Michael Polanyi, 18911976）、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等，令人耳目一新。课堂上座无虚席，不乏来自各校的好学之士。他精彩的授课，让我对西方的学术重镇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有一次，我便自告奋勇地告诉林老师，拟以比较思想史作为未来治学的标的，但林老师告诫比较思想史委实不易。最后，我只好带着满腔的疑惑与不解，踏上前往西方取经的道路。
总结在台大求学的阶段，利弊参半。益处是开放多元的学风，令我早熟又不成熟，博学无所成名；其弊则是：除了念了上百篇的论文，协助杜维运老师编选了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之外，国学的基本功夫几乎付之阙如，对冥冥之中将以治中国史为志业的我，无疑是项与生俱来的弱点。
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举其例：结构功能学派默顿（Robert K.Merton, 19102003）厚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或交换学派霍曼斯（George C.Homans, 19101989）轻薄短小的《社会科学的本质》（The Nature of Social Science），内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的巨著《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等，不意日后竟方便与西方学术接榫。例如：赴美第一年，初到匹兹堡大学，与许倬云老师学习社会史；在政治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课堂上，便权宜借用了神学大家蒂利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终极关怀的观念，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初稿；又在修习古典社会理论时，因表现超出意表，社会系有位教授竟鼓励我转到社会系。但是当时我一心向往西方学术净土的哈佛大学，便就作罢。
在哈佛的时代，西方学术波澜壮阔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不时沐浴在浓郁的智性氛围里，名副其实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有幸得以亲身领略西方伟大的学术传统，不啻是作为学生最大的福气。
当时我充满好奇心，宛如脱缰野马，丝毫不受控制，到处听课。虽是主修历史，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外系的课程，尤以哲学系为最。我对《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更是每课必与；辩才无碍的帕特南（Hilary W.Putnam, 1926）的课，我也是常客。德人亨里希（Dieter Henrich, 1927）所开的黑格尔（Hegel）课程，令我警觉到即使英美名家所述的黑氏哲学，究竟只是雾里看花，只能得其形式，难以取其精髓，何况文化差异甚大的东方人呢？如此下去，我终究还是落得文化的消费者而已，谈不上是个脚踏实地的知识的制造者。所有一切在拙作《哈佛琐记》已略有陈述，于此不再赘笔。
总之，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深且远。其一为史华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他以比较思想史驰名于学界，尤以比较中、西思想交涉的严复一书，脍炙人口。约言之，史华慈老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若说拙作的问题意识与传统的提问，略有不同，这都要归功于史华慈老师的规劝。但个人研究成果的良窳得失，则尚待学界评断。
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在留学期间，往返于两所名校，精神乐不可支。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清初的陆王学派：李穆堂便是他给予的。日后扩充为《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与政治：李绂与清初的陆王学派》，1995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Huang Chinshing,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perback edition, 2002）.当余先生建议从李绂着手，我甚至连李绂是谁都不知晓？李绂在有清的儒学发展，本来就罕人闻问，除了太老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专章处理，梁启超也只有点到为止。因此，令我无所傍依，只能中规中矩，读完李绂不算少的全集，从中慢慢得出一些看法，算是顾炎武所谓的采铜于山吧！
在治中国史方面，余老师为我立下一个学习的典范。他不止是位经师，同时也是位人师。他高风亮节、有为有守的人品，令人由衷地佩服。作为经师，他来者不拒，提携后进无数。本身问学始终如一，不只中学根柢深厚，西学也运用得收放自如；他选题尤为别出心裁，一有创获，深入浅出，广为士林所传颂，其影响至有逾于专业的藩篱，而为学界所宗。
在哈佛挂单六年，毕了业为何去何从，着实有不少的挂虑。若留在美国，以我半生不熟的表现，顶多只能谋个小学校任教，讨个生活而已。因此不如归去，而幸运地在故乡学长的帮忙，竟然有四五个去处可以接纳我，令人喜出望外。最终，我选择了史语所，如今看来，这是一个正确不过的抉择了。
当时甚至有友朋邀约至社会科学的单位服务，鼓励我专攻社会理论或西洋史学，但我内心除了史语所，并不作他想。因为史语所根柢深厚，久享汉学界的盛名，加上伊悠久的实学传统恰可以弥补我为学的弱点。记得头回研讨会报告，便被资深研究同仁质疑史料的版本问题。师友之间的问难更是常事。偶有疑惑，立有诸多方家可以随时执经请益。诸如总总，令我受益匪浅。日后，印证我先前的想法并不差。
其中有个插曲：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连两位受业老师都不看好我会被接纳。最后，感谢幸运之神及诸多学长的眷顾，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
在所里，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时光蹉跎，年事既长，不觉之中，由史语所的学徒，至忝列为该机构的负责人，不禁有稍许的感触想一吐为快。我时将史语所喻为少林寺，于其内武艺精进、修持最高的僧人，往往并非方丈或掌门人，而是躲在藏经楼里的扫地僧或深藏不露的苦行僧，他们耐得住寂寞，最能体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理了。置身于讲求效用的华人社会里，能够坚持一生唯 一念，以学术作为终身的志向与事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向与学业（德文原作Wissenschaft als Beruf，英译为Science as a Vocation），析论从事学术者必须具备的内在特质，并指出因学术的特性，学者必须面对孤独及超越的道路。原作于1919年出版，译本甚多。例如：[德]韦伯著，钱永祥译：《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载《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85年版），第115151页。[德]韦伯著，冯克利译：《以学术为业》，载《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53页。Max Weber, The Vocation Lectures（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2004）；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Owen and Tracy B.Strong,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委实非为易事。
总之，我所经历的这三个学术单位具有共同的风气：自由、多元、容忍；对雄心大志的初学者，无疑是最佳的礼物。史语所极适合经营长时段的学问，经久的锤炼最能孕育，虽非举世无双，但绝对是别有特色的大学问。虽说史语所有此生态环境，但个人缘先天的限制，总有辜负之憾。年轻时，伟岸自喜，作为理论先锋，性喜高谈阔论；个性孤僻，但却为友朋所容忍。大学时或许受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感染，让我对学问的品味始终停留在唯美的感觉，美其言就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欠缺前辈学者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的使命感，所以治学究竟难登大雅之堂。套句俗语，充其量只能是温情的小资，而难成大器。
史语所曾被喻为学术的麦加学术的净土学术的圣殿等等，这些无疑是前人所留下的金字招牌，但多为溢美之词。于研究者言，它只不过提供一处胜任愉快的场域，以趋近心目中所悬的学术憧憬。作为学术行政者，或许较易于综览知识产出的过程，而有一点较为人所疏忽的是：学术的场景，恒是研究者站在台面上，恣情地展演他们得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并享受学界的声望与掌声；但其完美无缺的演出，若无底层默默无闻的各类支援性的工作人员，无怨无悔地配合，势必难以达成。这是研究者应时时铭记于心的。
末了，我要特别感谢许纪霖教授的厚爱，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拙作。李雅玲女士于所有选文细心而精准的订正，亦一并致上谢意。所有选入本书的论文，除了《论方法及方法论》之外，均是在史语所完成的。于私，可以作为个人问学的见证；于公，则盼博雅君子不吝斧正。是所至祷！
黄进兴谨志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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