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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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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延安时期文学与艺术的各个重要领域进行细致梳理，全面展现延安文艺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整体面貌，呈现延安时期文学艺术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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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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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本书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提供可靠的、清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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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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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林（1932-2015），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参与《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工作，担任《文艺理论卷》《诗歌卷》主要编辑，《文艺史料卷》副主编。与曹桂芳合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担任副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上、下卷）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另有百余篇关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文章在多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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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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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意义（代前言）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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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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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意义
（代前言）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延安时期；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也有一个灿烂的延安文艺阶段。但延安文艺与延安时期的下限时间并不相同。本书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延安文艺大事编年》撰写的目的，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清晰的依据。
延安文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有其鲜明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一
延安文艺的第一个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①，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产生的革命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那时，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都以文艺为武器，投入到保卫祖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伟大斗争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②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就成了延安文艺的主旋律，即鲜明的时代性。那时，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和刊物，都是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也十分明确，那就是为抗战助力。如文艺界的抗敌协会、抗战联合会、抗战剧团、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以救亡抗战命名的社团，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抗日的特色，其活动也以抗战为中心。
中国文艺协会是延安文艺史上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其宗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①。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②毛泽东还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在党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以创作抗战文艺为己任，并视之为一种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农村，进工厂，去感受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的穿上军装，与战士们一起射出仇恨的子弹，其中一些同志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汇入了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在他们看来，描写抗战现实，歌颂抗日英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丝毫没有感到主体意识和创作个性受到什么压抑和扭曲。他们既是文学艺术家，又是革命家和战士，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肩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③的战斗历程，是当年许多作家走过的道路。朱德总司令为抗战殉难的文艺工作者送的挽联，是对当年文艺工作者精神面貌的形象概括：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正义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雄楷模是为艺术光。④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院歌，唱出了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⑤
在当时，文学艺术的各部门，从活动到作品，从业余到专业，都体现出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应，回响着中华民族的吼声。文学艺术的确成了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文艺工作者就是这条战线上的无畏战士，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文艺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⑥。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创作，为革命事业而讴歌，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艺术观和创作原则。这种革命的美学观，是时代铸就的，是现实生活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⑦。为了获得战斗生活的题材，为了写出战斗的作品，同时也为了鼓舞人民去战斗，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数十个各种类型的文艺工作团，数百人参加的工作队，经常活跃在工农兵群众中。那时，专业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未到过前线。上前线，写抗战，成了延安文艺的主潮。现实不允许关门创作那些低沉、哀怨、缠绵的作品，高亢、明朗、激情成了延安文艺的基调。这期间，文艺工作者也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经受了痛苦的磨炼，但他们能够拥抱生活，向群众靠拢，终于克服了旧的思想和文艺观，培养了时代精神和使命感，以笔当枪，谱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华章。我们只要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延安文艺史上某些今天看来似乎不正常、不可理解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延安文艺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也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正是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如果否认或贬低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延安文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延安文艺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的群众性。在延安，人民政治上自由，生活上幸福，同时，精神生活也需要丰富起来。他们不仅要求欣赏文艺，也积极参与文艺活动；不仅是革命文艺描写的对象，也要求掌握文艺，自己描写自己的斗争生活，抒发在民主、自由的世界里激发起的豪情壮志。他们在文化上真正翻了身，成了文艺的主人，从而改变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①的历史，实现了历史上多少代人的愿景，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延安文艺运动之所以波澜壮阔，延安文艺之所以那样瑰丽丰硕，概源于这个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
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深刻而充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所从事的壮丽事业，描写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赞颂了群众的抗战、政治活动、生产、除奸、扫盲、反迷信等方面所创造的业绩。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变化，延安文艺才有了那样广泛的接受对象，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每有演出，观者云集，站满了广场、山坡；每有朗诵，听者涌来，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各种画展，也吸引来无数群众，巡回连展数日，盛况不衰。其次，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还表现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各文艺团体都把发展群众文艺列为重要的活动内容。许多文艺工作者扎根群众中，与群众同睡一孔窑，同吃一锅饭，劳动在一起，或者在基层任职。有了这种情感的交流和转变，才产生了艾青歌颂劳动英雄的长诗《吴满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古元的木刻，民众剧团等才被誉为真正人民的剧团，收到那么多群众送来的红枣和鸡蛋。再次，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最重要的体现，是广大群众对文艺活动和创作的参与，工农兵成了革命文艺的积极创造者，涌现出一大批文艺活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学习文艺，从事文艺创作和其他活动。1940年，延安群众性的文艺小组已经遍及延安以及附近四十五个单位，共建立了文艺小组八十五个，组员六百六十多人。此外，延安还创办了业余剧团、业余合唱团、业余国乐社、星期文艺学园、音乐学院、美术学校，参加业余文艺活动和学习的有数千人。各单位还有俱乐部、文工队、剧团，经常组织文艺活动。还应该提到，在延安曾发动过几次规模可观的群众性写作运动，如1936年在部队中发动的《长征记》的写作运动，征得数百篇回忆长征的作品，由丁玲等从中精选出一百一十篇，于1942年出版了《红军长征记》一书，作者大半是第一次写作的战士或各级指挥员、党政干部。1938年发动了《五月的延安》写作运动，收到了群众写的三百五十多篇作品，从中选出五十五篇，于1939年出版。此外，还有《苏区的一日》《狱中一年》《我怎样来到延安》《警区一日》等写作征文活动，都获得了丰收。每遇重大事件和节日，都组织专题创作，产生了不少佳作，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大普及、大繁荣的感人局面。
延安文艺的第三个特点是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的文艺，以写战争生活为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是不是可以说，延安文艺的题材是单一、狭隘的呢？事实并非如此。延安文艺的题材十分广泛而丰富。以戏剧为例，除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之外，还有历史题材，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秋瑾》等，受到群众的喜爱。此外，改编、排演了一些中外名剧，如外国17世纪以来的优秀剧目和国统区剧作家的成功戏剧，极大地丰富了延安的戏剧舞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就现实题材而言，除了直接反映前线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外，还描写了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伤员的感人事迹。在这种多侧面的描写中，自然就把党政军领袖、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医护人员以及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商人等各色人物写进了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在这个人物画廊中，既有领袖、英雄及其他先进人物、正面人物，也有落后人物及敌人、汉奸等反面人物。许多文艺作品还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精神生活的巨变。
从作品的样式和风格看，延安文艺也是多样化的，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分而言之，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散文等体裁。在诗歌中，有短小的抒情诗，也有较长的叙事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词和民歌。在小说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音乐方面，有声乐，也有器乐；有群众歌曲，也有合唱和进行曲。戏剧方面更为丰富多彩，话剧、戏曲、歌剧、秧歌剧皆有佳作，戏曲中又有平剧、秦腔、眉户、道情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延安文艺还探索创造和发展了一些新的文艺体裁，如街头诗、拉洋片、秧歌剧、广场剧、活报等等。事实表明，延安文艺的样式是多样化的。从作品的内容看，以正面反映和歌颂为主，但也不乏讽刺和暴露性的作品。从作品的风格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呈现出刚劲、高亢、紧张的壮美，有的则体现为舒缓、细腻、深沉的优美。前一类作品是主流，也是被人们所公认的，而后一类作品却往往被忽略。因此，产生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结论，如说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火药味很浓的，粗犷有余，抒情不足；都是外露的标语口号式作品，缺乏耐人寻味的魅力；等等。如果对延安文艺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以诗歌为例，天蓝的《雪的海》，井岩盾的《星》《冬夜之歌》，公木的《再见吧，延安！》，陈学昭的《延安的秋》，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胡代炜的《深夜》，等等，都是十分婉约的诗篇。它们意境深远，情味隽永，堪称佳作。可见，延安文艺作品的风格的确是丰富多样的。
延安文艺的第四个特点是宽广的开放性。在延安文艺研究和解放区文艺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它们是保守的和封闭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延安地处偏僻的大西北，贫穷落后，交通极为不便，同时，日寇的包围、国民党的封锁，还严重地妨碍了延安与国统区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延安文艺是封闭的和保守的。相反，大量事实表明，延安文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冲破地理上的阻隔、政治军事上的封锁，始终与外界进步文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宽广的开放性。
延安文艺的开放性体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作为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十分宏大的意义上学习和运用的，从而使延安革命文艺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行列，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939年以后，延安报刊上介绍和论述马克思广义文艺思想的文章逐渐多起来。这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马列文论的学习更加深入，对延安文艺意义的认识也就有了理性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延安文艺十分注意研究和借鉴中外进步作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屈原、杜甫，外国的普希金、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毕加索、珂勒惠支等，都有课堂讲授或有文章加以评介，并且还经常举行相关的专题纪念会、报告会、朗诵会、展览会等活动。这表明，延安文艺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对进步文艺作家和作品，也是注意学习其长处的。
第三，延安时期还上演了不少中外名剧，编印了不少中外名作。大后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阳翰笙、陈白尘等的戏剧作品，都在延安舞台上演出过；外国作家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沃尔夫、西蒙诺夫、包哥廷等的剧作，也搬上了延安的舞台。在鲁艺的教学中，特设了世界文学名著课，同时辑印了这方面的作品，在书店出售。鲁艺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草叶》，就是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命名的。在鲁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受到普遍欢迎。早在1938年11月，延安的刊物上就开始刊登外国作家的作品，爱伦堡、休士、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雪莱、普希金、歌德、海涅、都德、左琴科、肖洛霍夫等的名字及其作品，经常出现在延安的报刊上。面向初学写作者的刊物《大众习作》上，也刊登介绍外国作品。
第四，延安文艺也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到大后方和国外。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在重庆演出，引起了轰动。郭沫若看了禁不住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新中国成立前，这个秧歌剧还在上海演出过，产生了轰动效应。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捧读了《白毛女》，著文说：这是在戏剧方面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尝试得确是相当成功。①歌剧《白毛女》当年还在香港演出过。至于《黄河大合唱》在全国的影响就更大了。延安的美术作品在重庆展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徐悲鸿惊呼：古元是卓绝之天才，中国版画界的巨星。②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七月》等报刊，经常刊登延安作家的作品，介绍延安的文艺运动。同时，延安的报刊也刊登和介绍大后方的文艺作品，还举办过美术作品联展。在组织上，延安的文艺协会均属全国协会的分会，经常向总会报告工作，取得联系，共同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老舍还访问过延安，与延安作家座谈，沟通了双方的情况。同时，延安作家与大后方作家也不断进行交往，介绍各自的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摧残，立即在延安引起同声抗议的反响，使两支文艺大军的活动连成一体。
在国际上，延安的木刻曾刊登在美国杂志上。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苏联的一些报刊，也介绍过延安文艺的情况，发表过延安作家的作品。从苏联回到延安的诗人如萧三（肖三），则向延安文艺界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和情况，特别是苏联革命文艺的经验。另外，许多访问过延安的国际友人如斯诺等，曾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延安革命文艺的盛况。世界进步作家如罗曼罗兰逝世后，延安文艺家举行了悼念会；阿托尔斯泰逝世，毛泽东立即发出唁电。
总之，延安文艺始终顽强地开拓和发展，吸收着国内外进步文艺的营养。它从不排外，不保守，更不封闭自己，从而与全国和世界进步文艺联系在一起。
二
延安文艺以其轰轰烈烈的活动、全面丰收的创作和崭新的风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曲壮丽、动人的乐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延安文艺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发展了革命文艺理论。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历代进步文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外国，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美学家、思想家，都论及过这个问题，也设计过一些解决的方案，但还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
五四以后，开始提出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20世纪20、30年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不可能明确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央苏区的政治环境虽然好一些，但由于地域狭小，战争连绵，文艺的发展依然受到局限，所以也没有实际解决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问题。到了延安时期，由于文艺经验和理论认识的积累，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人类文艺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文艺与人民群众这个曾经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内涵，找到了为他们服务的途径，指出了解决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的关键，即说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方向，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是途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工农化是关键。从此，我国文艺步入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开始取得大繁荣的喜人局面。
第二，创造和积累了发展革命文艺的丰富经验，为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借鉴。延安的文艺经验，包括群众文艺活动的形式、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的方式、编印刊物的经验、群众性写作活动如何组织等，都为各解放区的文艺树立了样板。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奔赴各地，不仅输送了一批文艺干部，也把延安文艺的经验传播到各地，开花结果，有力地促进了新地区文艺的飞速发展。不仅如此，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和干部，也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延安文艺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许多20世纪30年代就取得可观成就的文艺家来到延安，经过革命的洗礼，思想感情逐步发生了变化，陆续创作出一大批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全新的作品。如文学家丁玲、艾青、周扬、艾思奇、陈荒煤、陈学昭、萧三、周立波、于黑丁、何其芳、刘白羽、杨朔、欧阳山、草明、舒群、白朗、公木等；美术家胡蛮、张谔、蔡若红、华君武、罗工柳、钟敬之、彦涵等；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向隅、唐荣枚、张贞黻等；戏剧家柯仲平、张庚、王震之、塞克、颜一烟、李丽莲、左明、姚时晓等；电影家吴印咸、袁牧之、陈波儿、徐肖冰等。在这里，他们焕发了艺术青春，都创作出了优秀作品，对延安文艺做出了较大贡献。另外，延安文艺还培养出一批新人，如文学方面的贺敬之、李季、柳青、邵子南、韦君宜、穆青、莫艾、黄钢、陈涌、冯牧、孙犁、孔厥、袁静、马烽、康濯等；美术方面的古元、石鲁、钟灵等；戏剧方面的王大化、李波、于蓝、王昆、张平、陈强、丁毅、马建翎等；音乐方面的马可、王元方等。这批新老文艺家，同心协力组成了延安文艺的浩荡大军，先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逼上梁山》、《南泥湾》（电影），以及一批木刻等美术作品。它们将永远彪炳史册。
第四，延安文艺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引起了许多国际人士的关注和研究。最早关注和介绍延安文艺的是美国作家、记者斯诺，他在1936年访问陕北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介绍了人民抗日剧社露天演出的感人场面，小演员们的生活和排练，对社长危拱之的专访，丁玲、成仿吾等作家的近况，使世人看到延安文艺的群众性和清新的内容。接着，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和苏联的纪录片摄影师卡尔门，都对延安文艺活动做了介绍。美国记者、剧评家爱金生访问延安，盛赞延安戏剧给他的深刻印象，并向世界做了介绍。美国的《生活》画报、《艺术》等杂志，多次刊登和介绍延安的木刻作品，并在美国多地举办延安画展，引起强烈反响和好评。苏联的报刊多次介绍延安鲁艺和一些演出活动，受到了赞誉。
第五，延安文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延安文艺是五四开创的新文艺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是对我国20世纪20、30年代革命文艺，以及苏区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延安文艺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储备了干部，提供了经验。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新中国文艺的腾飞。延安文艺的基本原则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
后 记
《延安文艺大事编年》，经过八个月的紧张撰写，终于完成了。它是我研究延安文艺三十五年来搜集、调查、采访、积累的史料的梳理，会使读者对于延安文艺产生全新、丰富、壮观的立体感觉。
我接触延安文艺始于1959年，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读书。这个班是教育部批准，由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正规学历的研究班，班主任何其芳，副班主任何洛。他们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文研班在现代文艺运动教学中，安排了一些关于延安文艺的讲座。何其芳讲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王燎荧讲延安文艺运动中的争论，毛星讲延安鲁艺概况，马可讲延安新秧歌运动，蔡若虹讲延安美术运动这些课堂讲座，使我对延安文艺产生了兴趣。特别是1962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二十周年展览，形象地展示了当年延安文艺运动的波澜壮阔和多彩多姿景象。我被它深深地吸引，连看三次，心里形成延安文艺情结。
文革中，我任教的中央音乐学院同其他学校一样，停课、封书，派仗不断。读书人不能读书，痛苦难耐。幸好，我的单身宿舍在图书馆楼里，与文化图书的管理人员很熟。我想，其他书不允许看了，看延安时期党的《解放日报》，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迷恋四旧，更扯不上封、资、修吧！当时图书馆已闭馆停借，我就私下请求杜世雄特许，将报纸借出来在晚上翻阅。《解放日报》上有许多文艺消息和作品，我边看边摘抄，趣味盎然，常看到子夜时分依然兴奋。后来学院几个靠边站的老同志，也在晚上悄悄来我的斗室借光看一阵报纸。这是我在动乱年代最幸福的一段夜生活。延安文艺的种子在我心中扎根了。
1975年底，我调到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依然念念不忘延安文艺。1978年10月，我申报了科研题目延安文艺，领导批准了我到延安访问的申请。在延安的十多天调查中，我饱览并抄录了延安纪念馆的珍藏资料。那时，纪念馆的管理较松，甚至在下班时，允许我将材料借到宾馆夜读。在延安新结识的朋友赵云天的陪同和引领下，骑车访问了杨家岭文艺座谈会旧址，以及凤凰山、枣园、杨家岭、清凉山、桥儿沟鲁艺、文化沟等处。赵兄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多次参加延安纪念馆的展览会筹备工作，给我讲了许多延安文艺方面的掌故，受益匪浅。以后我又两次访问延安。这时，延安文艺的基本面貌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特别幸运的是，1982年我有机会进京参加了丁玲担任总编的大型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工作，担任文艺史料卷副主编，文艺理论卷、诗歌卷的主要编辑。在京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跑遍首都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访问了丁玲、刘白羽、吴印咸、张庚、吕骥、严文井、华君武等二十多位老延安。先后访问了西安、兰州、延安、上海、沈阳等城市的文艺前辈，搜集、阅读、复制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刊物和珍贵图片，逐年逐月逐日摘抄了报刊上的文艺消息。这时，我心中对延安文艺有了全面而准确的认知，有了较多的话语权。
在此基础上，1992年我与人合作，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6开本，一百二十多万字，三百余幅图片）。
掌握了史料，应该写专著。1988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延安文艺史》的编写，担任特邀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本书初稿写出后，因为艺术研究院的主编艾克恩出国、生病，1995年去世等原因，此书的出版就搁置起来。二十年后的2009年5月，这部有十人参加撰写的、七十五万字的国内首部《延安文艺史》，终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享誉海内外。书稿的最后审定和修改，由我与另一副主编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我编写了全书的写作提纲和大事记，撰写了绪论、戏剧创作与演出、党的文艺理论与建设、茅盾在延安、平剧改革的实践与成果等五章，以及其他章节中的部分内容，共约二十三万字。在此前后，我陆续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延安文艺的研究论文，有几篇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及多家网站转载。
三十五年的研究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事实是科研的基础，无稽妄谈必生谬误。积累材料是一个长期的、辛苦的过程。本书是我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也是向同行们奉献的一份礼物，愿与大家分享，推动延安文艺的研究，在丰厚史实的基础上结出累累硕果！
最后，我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特别是邓微同志，是她多次联系协调、指导写作，才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不少书，特此向作者们表示衷心感谢。我的老伴迟铁华、女儿孙英、外孙女王佳钰，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关心与支持。曾荣、李瑞晶、翟忙，也为本书的写成出了力，帮了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疏漏不当之处，欢迎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孙国林
2013年5月
于石家庄方北路11号河北师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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