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195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工业棉花产地奥尔德姆（Oldham），我的父亲是英格兰人，母亲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我的父亲是航空工业的模型技工（pattern maker），早年是在奔宁山脉（Pennine Hills）的一个农场中长大的。我的母亲来自爱尔兰的西南部的利斯托尔（Listowel），是一位簿记员。我早年在一所天主教的文法学校属于英国旧式教育制度，相当于我国的中学教育就读，在这所学校中短暂地学习了图书管理学和经济学以后，因为感到自己不适合学习这些，于是我离开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从事过多个职业，包括产业工人、建筑工地工人、文职人员。在1970年，我进入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开始学习哲学。在英国，伯克贝克学院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所有的课程都是开设于夜间，学生因此可以在白天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此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学生中的很多人已经获得了其他专业的学位。在伯克贝克学院的学习生涯使我逐渐形成探讨广泛的智识问题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并为我打开了一个结构化的智识世界的大门，从此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直到这个时候，我的学术生涯还是极为平凡的，但伯克贝克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而且该学院的学业评判组（Board of Examiners）授予了我第一流的荣誉学位，于是我得以1974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但我同时对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也有着广泛的兴趣，从1970年代初开始，我经常参加各种研讨会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读书小组。剑桥大学为那些热爱探讨智识、政治、美学等话题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少见的论坛，这一点与伯克贝克学院相似，但剑桥大学的规模无疑更大。1970年代初，哲学的学术氛围可以清晰地区分为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分析哲学的自由的形式化特征及其琐碎的问题，另一个趋势是欧洲大陆哲学的大量空洞的修辞学特征，很多学习哲学的学生对此感到无所适从，我同样如此。
法国学者对我学术生涯的早期兴趣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加斯东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 18921964）、乔治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对我的影响很大，我1976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探讨巴士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的物理学解释的概念，1978年公开出版，书名为《解释结构》（xplanatory Structures），1978年我获得了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Clare Hall of Cambridge）的一个助研职位（Research Fellowship）。我一年后去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获得一个助研的职位。我在剑桥大学时期的上级领导布赫达尔（Gerd Buchdahl， 19142001）是这个系的主要创立人。布赫达尔在二战爆发之前不久匆匆逃离德国，转往英国，之后又去了澳大利亚，而布赫达尔所乘坐的邮轮杜勒拉号（Dunera）则是满载着中欧的犹太民族中的知识精英，二战后，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智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布赫达尔在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此后又回到了英国，在剑桥大学任教，而且以墨尔本的这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为榜样来建设剑桥大学崭新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而我这个时候在墨尔本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海伦欧文（Helen Irving），她现在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宪法律师（constitutional lawyer），我在1981年获得了悉尼大学的哲学系的讲师职位（lectureship）。
在1980年代初，我致力于探讨古希腊数学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算术概念问题上公开发表了两篇论文，但与此同时，由于受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 19252011）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重要影响，我开始对逻辑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科学的发展中，推论（inference）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用一种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进路对此进行了新的研究，对笛卡尔的推论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其主要研究结果是1989年公开出版的《笛卡尔的逻辑学》（Cartesian Logic）。我开始逐渐认识到自然哲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在17世纪的哲学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以往学者的估计，这也是我的这部著作的思想基础。我的专著《笛卡尔： 一个智者的传记》（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在1995年得以公开出版，这是我的所有著作中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笛卡尔是在西方现代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哲学家，而我的传记则挑战了传统的观念，揭示了笛卡尔的研究事业在研究方向上曾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通过反复强调笛卡尔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宇宙论、力学、光学、数学以及生理学我的传记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作为科学家的笛卡尔形象，而在此以前，以往的笛卡尔传记通常将笛卡尔简单地视为哲学家。
从1990年中期开始，我的研究方向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我开始对比较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我开始追问： 为什么西方出现的科学文化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的科学文化都有着显著的差异？明清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长足的科学发展，但它们的成就始终保持在技术成就的层面上，这些案例促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路。我也考察过16世纪和17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即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岛）科学，在这个半岛上，依然有学者致力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在航海和医药植物学领域中），但这个半岛明确地反对现代性理念，而在西方别的地区，现代性理念似乎天生就是现代科学的形成的必然产物。这些有趣的比较促使我致力于组织一些讲习班，其中包括我1999年在香港大学开设的讲习班，我试图对中国古代科学和伊比利亚中世纪科学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伊比利亚半岛案例产生浓厚兴趣以后，因为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科学发展特别赞赏，而且也由于19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也开始非常乐于采纳培根的思想，所以我对这位同胞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为2001年公开出版的专著《弗朗西斯培根与早期现代哲学的改造》（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从1990年中期开始，我着手于探讨当年西方为什么如此关注科学这一独特的问题。尽管传统的和标准的解释明显是错的（我在本书的第1章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如何来解释这一问题仍然不是一目了然的。韦伯（即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进路是直接地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一进路总体上来说是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却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大致设计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计划，虽然当时我只能明确这一点： 我将耗费至少25年的时间来写就一部丛书。第一部书《科学文化的兴起： 科学与现代性的塑造（12001685）》（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Culture：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2101685）在2006年已经公开出版（实际上本书就是第一部书的中文版）；第二部书是《机械论的倒塌与情感的兴起： 科学与现代性的形成（16801760）》（The Collapse of Mechanism and the Rise of Sensibility：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6801760），在 2010年已经公开出版；第三部书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 科学与现代性的形成（17391841）》（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ci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17391841）将在2016年公开出版（现已出版）。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写作第四部书了，这部书主要探讨从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与文明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部书有可能是整套丛书的最后一部。
我获得的社会荣誉主要是：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正式成员（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国际科学史科学院的通讯成员（a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因为科学史与数学史领域内的杰出贡献，在2001年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百年纪念奖章（Australian centenary medal）。我现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主要在伦敦和悉尼两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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