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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接近作者手稿、辑校清人评注*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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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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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其学识渊博、散文创作的深厚功力，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无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不可忽视，但其在日伪时期又充当了汉奸，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回避的污点。本书作者以精致流畅的语言叙写周作人的一生事迹，对周作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做了细致的探析。作者的文字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少有多愁善感的矫情，娓娓道来这位想做隐士而终陷于泥淖的散文大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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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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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1960年生于南京。1978198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擅长传记、散文写作，著有《张爱玲传》《当年文事》《周作人》《提前怀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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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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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一
老人转世
二
家 变
三
读书滋味
四
走异乡，逃异地
五
洋学堂
六
求学日本
七
归 来
八
告别绍兴
九
教书北大
十
成 名
十一
青春期
十二
迷 惘
十三
自己的园地
十四
兄弟失和
十五
斗 士
十六
两个鬼
十七
小品文家
十八
失 节
十九
寿则多辱
附 录
读周札记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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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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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这本小册子是多年前写的，有关的话，大多已在原后记中说了。还有些内幕，现在说出来似亦无妨。
大概是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上马一套中外名人传记丛书，对象明确，就是中学生。一般读者只是兼顾，因为照策划者的设想，大体上是不进入市场。据说其时教育部正在狠抓中小学建设，其中瓶包括图书馆，须得藏书多少多少，才算合格。图书馆大楼好盖，藏书却是积累的过程，一时间哪来那么多合适中学生的书，此外买书钱从来都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经费让书籍的册数迅速膨胀，在上级的考核中达标？出版社的策划就是冲着这市场去的，于此见微知著，倒也可知中国式市场的概念，确有别解。对出版社，这是商机，对学校，这是图书升级的方便之门，必要条件是教育部门的肯于买账，比如发文令下属学校图书购置时优先考虑这套书，就像诸多报刊的销路可以靠饬令单位订阅来维持。当然，大约没有这样的红头文件，不过后来印出的书上出现了庞大的编委会，顾问、主任皆由相关的头头担纲，也算是过了明路的了。
凡此种种，与作者原无关系，就像这套书与编委会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丛书的编辑工作毫不相干一样。与作者相关的恐怕只有一条，即每书限定十万字，如此才可保证售价的低廉，学校的藏书量也才可以于一样的费用之内一举有大的飞跃，反正是黄仁宇所说的那种数目字管理，不论皇皇巨著抑或笺笺小册，以册计数，都是一样的。
我不明白的是，这样一套书中，周作人怎么会入选。周固然是名人，在我们的正统教育中，此名却大体上是臭名昭著之名：大多数人或者对他的学问文章、二三十年代在人们心目中要可与鲁迅相埒的地位或不甚了然，他额上的汉奸戳记却差不多尽人皆知。中小学的教育，首在励志，知晓名人，意亦在此，出版社除了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之外，好像也对作者提了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其他人犹可，周作人则如何去励志？既然中小学教育中的励志一向被赋予最狭义的理解？
我后来猜测，是不是周作人的文章进入了中学课本，故有这样的安排，问了问，似乎也不是，虽说知堂文章比充斥现今语文课本的那些滥情造作的课文，不知要好多少倍。
当然选题早巳定下，无须作者多虑。在我个人，揽下这件应属来料加工的活计，乃因于对周作人的兴趣：借此机会重读知堂，看看相关的资料，倒是快事一桩。但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读书，尤其是读知堂，固然惬意，一旦写起来，便觉处处为难。首先是找不到叙述的口吻与节奏，虽然并不格外在意面向中学生的既定方针，却也做不到全然不管不顾。问题是，中学生是怎样的，我并不知道。孙敬修爷爷给小朋友讲故事？似乎太小儿科了，何况怎么讲周作人的故事？依着面对小朋友的调子，周作人只能是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以我曾为中学生的经验，应将这个人群看作较少阅历而求知欲更强的成年人，事实上在我们的环境中，成年人的是非观比中学生也复杂不到哪儿去，尤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
浅白的文字适合于表达早有定论、成竹在胸的内容，而只是照本宣科式地娓娓道来，又心有不甘。并非我一向写文章有艰深的倾向就几滴墨水，想要艰深恐怕也只能是做艰深状，相反，自以为是通俗易懂的，但此番似乎更应有另一副针对青少年的笔墨。结果是开头几易其稿，弄出了一种略带俯就，多少类乎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的调子，而后面虽然文字上刻意明白畅晓，却也不能一以贯之。
当然也就并未如我所愿，在书中夹带更多的私货，即我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说，体例、对象、篇幅均不许，更重要的是我虽不甘俯仰随人，真正要做到对周作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以我的知识储备与思考的力度，事实上却有所不能。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此前写过《张爱玲传》，对如何追踪传主心路，不能说全无经验，然而张爱玲固不简单，周作人却复杂得多，更复杂的思想，更曲折的人生轨迹，对中西传统更纷杂的取用，与时代之间更紧密也更周折的关系总之张可以当作文学家较封闭地处理她深而狭的世界，周作人则有远出于文学家的多个侧面，甚至首先不是文学家，他的世界进去即不易出来，反倒容易迷失其中。写张爱玲虽不容易，至少自以为较有把握，写周作人则并落笔时颇为必要的自以为是也不易确立。有一点是越写到后来越明白的：即使没有篇幅等等的诸多限制，任我自说自话，我也写不出一部合格的周作人传来，这当然关乎材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过倘是面向对周作人已有所知的读者，我可以有更多的讨论，至少可以将我的困惑呈现出来，以为讨论的进阶。中学生的预设则要求作者扮演一个全知叙述者的角色，心存疑惑也要笃定权威，仿佛成竹在胸，就像教师爷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无解，强词夺理也要给出明确的答案，态度坚定，不容暖昧。不能说，我也不懂。
所以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之所以还拿出来重印，一是因于那一点不甘，虽非出诸我喜欢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种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当然，相信朋友所言并非敷衍，没准只是敝帚自珍的自恋的某种反射。这可能也要算做人性的弱点吧？我对人性并无过高的要求，对过度的自恋虽极反感，敝帚自珍，则还能接受。因此对自家这毛病，也倾向于宽容，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为记。
2009年11月2日于南京黄瓜园
十六
两个鬼
人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尤其是像周作人那样的人。鲁迅常告诫说，要论人，就得论及人的全般。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形象，鲁迅却特别提醒人们，五柳先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他那么说的时候，未必会联想到周作人，不过在三十年代，的确很有些人愿意把周作人来比陶渊明的。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将自己身上金刚怒目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正像陶渊明之为陶渊明，最重要之点还是他的隐逸态度。
其实，即使在为学生奔走，与陈西滢等人笔战正酣之时，周作人也不是那么义无反顾。一方面，在众人面前，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当他独自面对自己时，他又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怀疑：这么做有意义么，值得吗？常常在一轮舌剑唇枪过后，他会产生一种无聊、疲乏的感觉。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训，读到其中这样一段话：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聊忆前训，即托故速归。他大发感慨道：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谈政治什么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滚出这个道德漩涡不可，反对假道学和伪君子岂不是与反对无耻政客一样地危险，即使没有大之小之的各种灾难，总之也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这篇题为《我最》的文章发表在《语丝》上，有些话是讽刺语，借了惭愧来表示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视，不过立志滚出这个道德的漩涡，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又确是他内心的真实。中国旧式读书人一向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着古来读书人的影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知识分子身处混乱的中国现实中，实在也看不到有何达的可能，何况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适于宁静的书斋生活。若是从到南京求学时算起，他在独善其身的书斋生活与投身社会改革浪潮之间已有过好几番进退了，他本不想过问世事，熟识周氏兄弟的人都认为鲁迅热，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还没有冷到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太叫人烦心了，要视而不见并不像孩子在一边哭闹他仍能埋头读书那样容易。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无情地严于解剖自己，周作人却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人，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他自言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可是当那流氓鬼要引着他尽兴撒野时，绅士鬼就会出来拦着，于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没踪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绅士鬼走，学习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时，流氓鬼又不答应了，要冒出来破口大骂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有趣。于是乎，绅士鬼又缩了头。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绅士，流氓鬼与绅士鬼二者都有他恋恋不舍的某种东西，他欣赏绅士的态度，却又钟情流氓的精神。绅士的态度是矜持、体面的，内底里是讲秩序，讲等级；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现存的秩序，反叛权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给绅士们的好的世界添点乱，让其不那么如意。
要说鲁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么《现代评论》派诸人就可以看作是绅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绅士之间，常常不能协调身上的两个鬼，使之合而为一，也只好一会儿做流氓，一会儿做绅士了。因为有绅士的一面，他即使在与鲁迅并肩与现代评论派对阵时，态度上与鲁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鲁迅是棒打一大片，对正人君子一个也不放过，他则几乎只是和陈西滢一个人单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打不打落水狗的争论。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49年以后曾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名文直接针对的是林语堂，从头里说却是周作人引来的：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后，周作人便觉可以息兵罢争了，有位曾经提倡白话文的老资格人物吴稚晖出来说，章士钊既已倒台，再施以攻击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马上撰文应和，提出应该讲究费厄泼赖精神，在一篇题作《失题》的文章里又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般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和身份。他这番话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时也还留有几分奚落对手的师爷气，同在《语丝》上写文章，后来成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把话头接了过去，一本正经来了一通并不幽默的发挥：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以为对手败了，已然自据为胜利者的身份，有资格来行大度宽容了，林语堂实在要比周作人老实得多。
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的文章，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说，老实人以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会忏悔，不再咬人，事实上却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会再被狗咬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果如鲁迅所料，先是章士钊的党徒成立女师大公理维持会，扬言要找那些帮助学生的教职员算账，其后又有当局屠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周作人的费厄泼赖眼见得是有些迂了，他写了《大虫不死》一文，对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评，其实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说，他是间接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当然，单凭了鲁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将周作人身上的绅士鬼赶跑的，周作人也不会因为某一次在事实面前的碰壁就改变了习性，就此彻头彻尾做流氓。对这一点，他的论敌倒是一直有着准确的预感和判断，陈西滢等人一边同他打着笔仗，一边也就看出他与鲁迅的不同，对兄弟二人区别对待了。他比较兄弟二人道，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是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正是叫阵的当口，陈西滢的话也自然含讥带讽，不过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对二人态度上的差别，鲁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员，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暗示的正是这一点，比较起来，对周作人还不能算是不留余地。正因为感应到了周作人身上绅士的一面，就有了这样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陈西滢等人指名道姓打笔仗的是周作人，一开始他也确是《现代评论》诸人正面冲突的头号对手，所谓攻周专号，首先是针对他的，可是笔仗打着打着，原先只是作为周氏兄弟组合而被扯进来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被看作真正不能两立的冤家对头，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过一边了。
相比起来，徐志摩的一段话更能表明绅士派人物对周作人的态度，他称鲁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读，平常零星的东西（当是指鲁迅论战批评一类的文章）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者没有看懂；至于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鲁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学。说鲁迅的话是尽量地刻薄，不能当真；说到周作人，总还留着几分客气和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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