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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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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标本式的西南小城，清朝以前是危险的边疆，抗战时期代表着安全的大后方（《巨流河》语）。本书聚焦马边四百余年建城史，探讨《我的凉山兄弟》那些故事发生之前小凉山的彝族社会由边疆变为内地的历史，以小见大，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国家进程可由此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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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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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边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宜宾市、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合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另一个就是以马边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马边在历史上彝汉杂处，近代以来则经历了由边疆变为内地的过程。本书截取马边四百余年以来若干大事件，钩沉在时代中被尘封的人物，以疾缓有度的笔调，从明朝万历十七年马边建城写到1950年社会主义实验开始的前夜，但凡马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穿插其中，一幅边疆小城数百年历史的立体画面栩栩如生地展开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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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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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静染，生于1967年冬，四川乐山五通桥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文学作品多部，2015年出版非虚构作品《桥滩记》，开始小城叙事系列的写作。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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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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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子：边疆有事？琦善的奏折 001
说说明朝以前的马边 004
一支边徼之末的边防军 013
马边营的代价：堆积成山的耳朵 020
马边如何从边疆变为内地？ 033
筑城者的万历十七年 043
叙马驿道为什么叫汪公路？ 050
除妖记：大明的屋顶飘瓦 059
乱世之交的安民碑 066
乾隆边城的改革开放 074
1764年：马边厅纪事 084
彝区饥荒下的嘉庆八年 096
边地蜀吏的一场荒唐官司 106
山市之兴：争买青盐换麝香 116
光绪同知蹇子振的夷疆宦旅 125
小成都的繁华与骚动 134
《筹边策》和一块皇帝的匾额 142
残堡之下曾是白银滚滚 152
鸦片换枪及西南边疆的现代性开端 160
穿行在凉山秘境中的民国脚步 170
考察团的入凉山手续 181
倮倮国中的神秘彝家 190
挂灯坪之巅：去彝区传教的神父 199
马边王之死：理想国的破碎 210
抗战前夕的马边之治 220
垦社热潮：沸腾的雷马屏峨 229
动荡时局下的小城弥撒 243
青春之歌：边区办学记 253
结尾：飘不散的马边往事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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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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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马边走进万历十七年
龚静染
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开车去马边。
这是个初冬季节，收割后的土地上农人寥寥，空气中漫延着残禾的气息。车过乐山，在犍为口转入省道，而平原也在这里止步。看了看车程，离成都才不过一百多公里，但地貌陡变，让我突然怀疑这个盆地是否装下了那个刚刚过去的秋季。如果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地理的断层和皱褶区域，那些线条密集、颜色深重的地方，就从眼前的丘陵山地上向南无穷无尽地延伸过去，而汽车也随即进入了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
我是第一次去马边。关于马边，过去我知之甚少，真正让我了解马边的是李伏伽先生的自传《旧话》。这本书是我在乐山婺嫣街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但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一个马边人写的关于马边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去马边的想法。机会的出现是罗国雄先生在马边任职期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去马边走走一下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伴随我去马边的就是这本《旧话》。我要感谢李伏伽先生笔下的民国马边，它让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马边的形象，当然，那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马边。所以虽然我走在去马边的路上，却总与某种历史性不谋而合，而这样的历史性不时与车窗外的景物碰撞、碎裂，然后化为乌有。一个个书中熟知的地名在车轮下碾过，沐川、黄丹、舟坝、利店、荣丁、下溪、川秧，然后抵达马边县城，我算了算时间，五个小时。当年李伏伽描述中的路程应该至少需要三到四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如今交通状况已大为改观，但我的疑问也是从这时升起的：被缩短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那一段？
犍沐马公路，这是马边通往外界的主要交通干道，它沿着马边河，北与岷江交接。岷江沿线历来是四川主要的经济带， 这条公路对马边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要从历史的角度进入马边，我更应该选择另一条路，即现在的马新公路，它经过靛兰坝、荍坝、中都、新市镇进入屏山，东与金沙江交接。在过去这是一条古道，也叫叙马驿道，叙府（今宜宾）曾经是川西南的行政中心，而金沙江是穿越西南边地的重要水系，马边较早之前就是同它们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马边的东、北方向横亘着两条大河，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马边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我行驶在这条路上，也恍若走进了茫茫的历史之境。
这是关于一个小城的书。过去我的写作一直比较关注小城题材，就在2015年，我出版了《桥滩记》一书，它是关于川南小城五通桥的，而这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马边。不过，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岷江码头上的盐业重镇，一个是彝汉杂处的小凉山边地，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它们为什么会吸引我呢？我想这可能跟我的小城情结有关，我从小就生活在小城里，对小城叙事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相对而言，马边对我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它跟我见到的很多蜀中小城不一样，这体现在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马边是一个宁静的边城，山峦不言，白云悠悠，河水静静流淌；它又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彝族小城，语言、服饰和色彩，这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能感受到的三种东西，我想，这或许就是吸引我走进马边的主要原因吧。
当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马边，但这不说明它不重要。实际上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马边、雷波等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它们过去都是如石头般坚硬的地方，被视为危险的边疆。这两个地区在《清实录》中比四川的其他地方记录的多得多，而记录的内容大多跟征剿和安抚有关，这从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中也能够看到。所以，马边是西南边疆一个标本式的小城，由夷变夏，历史的波诡云谲在这里也有反映， 小历史中有大历史。
关于马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它的建城史始于万历十七年。在过去，马湖地区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马边处在马湖地区的西北部，位置非常显要。如果拿当时的幽州（今北京）与马湖相比，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隋唐以前，幽州不过是曾被契丹人占领的一个藩镇，而马湖管辖的地域并不比幽州小多少，明朝时领一县四长官司，地域覆盖了现在小凉山的大部分地区；在边防方面，它们分别是华夏版图南北两端非常重要的边关之一，当然，这就跟马边有了关系。在史家的眼里，明朝万历年间是个风云动荡的时期，明清易代的关键跟这个万历朝关系甚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个时期。而马边一名就诞生在万历年间，当年的三雄之乱是凉山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一场战争，平定战乱之后，马湖的实际控制区域沿着屏山县（当时的马湖府驻地）向西延伸了近百公里， 并在此设城驻军，而这个地方就是马边。
这个话题似乎还可略略扩大一点。在阅读有关凉山的大量史料时，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历史疑问：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秦汉以后， 版图的变化集中在北方，经年的征伐和侵掠不仅使边界屡屡被铁蹄踏破，还产生过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王朝。但在西南边疆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也有过战争和割据，甚至出现过一些小王国，如马边就曾经是噩普王的地盘，但都没有产生过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难道北方少数民族真的要比西南的少数民族强悍？后来在北方战火连天的时候，这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静谧，在北方沦陷的时候，这里却成为复兴的大后方，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想，这样的问题就可以通过马边一地来解答，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小凉山的一扇窗，
而万历十七年可能就是一个极佳的时间切入点。
我曾在半年内四次去马边，对很多书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而探访地实际就是万历十七年后的历史发生地。今年夏初，为了了解马边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专门沿着马新公路走过一次，去了黄琅，晚上住在马湖，突然就搞明白了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万历十七年要在现在的马边建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认真想过，因为书上写的是朝廷钦定。但实际上，马边处于马边河和中都河的延伸交汇点上，这个点把马边推到了小凉山北部要塞，成为边疆布防的准确坐标点，也就是说地理的隐形因素决定了马边应该就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别处，这才接近了历史的本相。
那一次的考察有个小插曲，路况极为糟糕不说，中途还在中都河一段误入歧路，耽搁了不少时间，而这一切的不顺利反倒让我思考了一点地理上的问题，万历十七年的迷雾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雄兄，在马边采访期间， 他陪我走了很多地方，大院子、烟峰、官帽舟、荍坝、石丈空、分水岭、明王寺、玛瑙苗寨等，可谓不辞辛苦，他甚至在百忙之中同我一起去了人迹罕至的挂灯坪，寻找当年的教堂遗址，厘清了一段法国传教士在彝区传教的真实历史。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带有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走，我很难获得一手的写作材料，也绝对没有那些真切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他对这本书的默默奉献。
也可能正是上面那些行走，让这本书呈现了一种非虚构的特征。显然，这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也非学术专著，也许这就是适应现代阅读的新写作方式吧。这几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需要完成两个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我想，这本书为此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在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上就比较谨慎，务求史料之间形成互证和旁证的关系， 以获得叙述的可信性。我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拿来做对比，因为这三个地方互为邻县，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同时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一些大事件，但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呈现，为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人物、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勾连，每一个看似单独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马边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或事件，整本书大致串联出了一个小凉山边城的通史脉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县旅游局和县档案局（地方志办）的大力协助，为我提供了很多工作便宜。同时，马边各界的朋友也给了我诸多帮助， 并为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这都是我应该铭记在心的。在马边，有朋友的盛情如七月的火把，有小凉山的美酒醇厚浓烈，还有莲花山上的轻雾让人浮想联翩，这一切都是如此美好难忘，时时让我从历史的沉陷中抽身，回到那一个个有着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的欢乐相聚中来。
就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季节在不经意间已经到了秋天。据说这是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边大风顶旅游的绝佳时期，那个4000多米海拔，栖息着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有着珙桐、杜鹃、高山草甸、林海的森林花园正在静静怒放，可惜当年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错过了这个地方，他曾被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却无法走进这里，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而就在几个月前，传来了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马边在几年后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而这两条高速公路将把马边的旅游送进黄金时代。当然， 我走过的老公路可能就会渐渐没落，成为城镇间的辅路，关键的是马边作为一个边城的概念将从此消失。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速度之快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怀旧，但这本书的意义就出现了，它或许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中，重新去体味人间的喧闹和沉寂、闪耀和黯淡。
2016年11月9日于成都
引子：边疆有事？琦善的奏折
道光二十六年（1846），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内大部分地方既无酷热，也无恶寒，仅有的小灾小害，不过只是冲毁了几条失修的沟渠桥梁而已。
这一天，道光皇帝接到了四川总督琦善的一封奏书，事因四川那些年连遭灾害，土地欠丰，衙门经费短缺，便盘算起陈年老账来。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七八年前还有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没有了结，而当事人都已升任高职，虽然人走，但事情未了， 多拿走的那些钱也应该是归还的时候了。于是，琦善马上向朝廷上奏，要求前任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张日晸把因在马边、雷波剿办夷务而欠下的银两追补回来。
很快，他就得到了朝廷的谕书：
四川升任藩司刘韵珂、张日晸于剿办马边、雷波各厅夷务，奏明借动银两之外，刘韵珂溢支银一千九百十八两零，张日晸溢支银五千五百六十四两零，现在无款归补。着即责令该二员照数赔补，以重帑项。（《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四六四）
这个琦善在道光九年（1829）时就曾经当过四川总督，那年他才39岁，后来一路高升，并于1840年接替林则徐的职位担任两广总督，权柄更重。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琦善这样的人是被寄予厚望的，而皇帝之所以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很大原因是他在四川当总督时，在解决棘手的边疆防务问题上显露出的才干。
但是，琦善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意愿。道光二十一年（1841） 一月，虎门一战，清军大败。一月二十一日，英方拿出《穿鼻草约》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琦善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知如何处理，在谈判桌上左右摇摆。事情拖到这月底，英军再也没有耐心，强行占领香港，道光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问罪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琦善犯下了畏敌之罪，这是他落下卑躬屈膝骂名的由来， 这一年他已经51岁。
但就在琦善被圈禁之际，宣宗皇帝又突然回心转意从轻处理是呀，琦善只不过是个放牛娃，他怎么敢随意把牛卖了呢？事情又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不久就下旨赦免了他，降职为四等侍卫，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这一去几年，琦善在仕途上勤勤恳恳，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真是山不转路转，相当于在二十年之后，他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四川。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天，在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的琦善，平静地坐在成都总督府的一张几案上亲自抄写奏书。其实他处理的只是一件旧案，当年的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如今已升任闽浙总督，而张日晸也位居云南巡抚，这两人曾经都是他的属下，但现在已经跟他一样是朝中显臣，要他们归还多拿的银两早无意义，何况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谁又把它理得清呢，不过是借此事再向朝廷借动银两而已。
但就在琦善写下马边、雷波这样的地名的时候，他还是放下了笔，抬起了头，眼光缥缈地望向了那个遥远的西南边地小凉山
说说明朝以前的马边
史书上没有琦善去过马边的记载，但这个地方他一点都不陌生。
马边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马边厅志略地理志》说它至省一千零八十里，至京师九千六百五十里。当然，这样的距离只能想象，而如此的路程计算到底从何而来， 也不得而知。
从具体的地理方位来看，马边处在乐山之南、宜宾之西、西昌之北，也可以说马边正处在这三地的交汇之处，而这里正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那些山脉绵延的深处。
但就在这个地方，在明朝以前还没有正式官方的名字，只有民间的称呼。马边一名始于明朝末年，要说马边，我们还得先从明朝以前说起。
厅治在禹贡梁州之域，汉通西南夷，以夜郎旁小邑置犍为郡，为僰道、朱提二县地。蜀汉时分朱提为郡，又置马湖县，隶越西郡。晋东以獠故多荒废。五代因之。唐宋为羁縻蛮夷州，唐曰马湖部，隶戎州，宋隶梓州。元时分其地置六长官司，曰马湖路。明改为马湖府，以土官为之领长官司五，弘治时改流官。
（《马边厅志略》）
寥寥百字，却是千年历史。
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记述，每句下面都隐含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但正如我们从高空上看一条河流，却看不到其中的舟楫、旅人和波澜。
但一个消失的、庞大的历史横亘在了我们的面前：明朝以前，马边之地随着朝代、疆域和行政版图的变迁，先后分属于不同的政权，郡县交错，更迭频繁。
疆域沿革并不能完全反映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作为一个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族群和部落存在，并没有在这段文字中得到具体的呈现。千年以来，马边这个地方形成了两个不同文化长期互动的区域，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发生过些什么？可能又要从上面那段文字中去寻找一些答案，而其中关键的几点值得我们去注意。
汉通西南夷。
西南夷是指汉代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进入鼎盛， 先后在此置有八郡，即犍为、牂牁、越雟、汶山、沈黎、武都等，将这些区域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所以汉通西南夷是中国西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马边就在犍为郡中，为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县地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马边就处在西南少数民族汇聚的地带，汉人先民迁入马边也就在这一时期。
过去大小凉山地区存在着不少土著先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间的征战，但还没有一支独霸天下的部落，直到彝人从云南迁移于此后，情况才逐渐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早的夷是个广义的概念，夷是过去的中原王朝对有些外族的一种称呼，西南夷指的就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来的彝实际只是西南夷中的一部分。
顺带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将夷等同为彝呢？
一个原因是彝族自称尼，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二是1956年后，西南地区除了一些相对大的少数民族（如苗族、藏族）外，其他的划为了彝族。也就是说，彝同夷在语义和民族渊源上其实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只是在现在的表述习惯上已经约定俗成，用彝 字来命名一个民族也才仅仅只有60年时间。
以獠故多荒废。
《说文》中说獠，猎也。现在一般认为獠是比较远古的一支少数民族部落，主要分布在广阔的南方地区，在马边一带称为獦獠。戎（今宜宾）、泸（今泸州）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 （《新唐书南蛮》）獦獠善战，他们的存在曾经对汉人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山高路远，治理实难，也才导致治地名存实亡、纷纷荒废的景象。
在历史上马边獠人活动频繁，据《马边县志》记载，后来獠人又渐融入另外一支少数民族部落叟人。又据考证，早期一部分叟人与汉人融合，另有一些叟人部落往西南移动，渐又融入夷人中，这一部分夷人就是逐渐稳定地繁衍下来的彝族先民。这也说明了凉山一带在更久远的时候，是多个族群、部落混居的地区。
羁縻蛮夷州。
羁縻指的是统治者的怀柔之术，唐朝的羁縻制度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相对自治，但置于朝廷的统治之下。
宋代的羁縻制度有变，为了便于管理，在部族首领之外， 加派监管官员。当时，朝廷在小凉山区设立马湖部，下辖有殷、驯、骋、浪四个羁縻州，马边地隶属驯、骋两州。唐代长庆三年（823），封马湖部彝族头人为刺史；到宋代四州又变为三十七部，三十七部王子董春惜被封为德化将军。这一时期是马边历史上一个较为漫长的土司治理时期。
弘治时改流官。
明代弘治时期指公元1488-1505年的18年中，其间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其实是中央王朝看到了羁縻制度带来的弊端，为加强集权统治，削减割据势力，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就有了明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
毫无例外，马边也经历了这一时期，而这正是马边一地演变而来的历史契机。
马边处在四川盆地西南方位的崇山峻岭中，在明朝以前不过是个寨子，名叫赖因（彝语是牛棚的意思），而这个寨子的来历有些奇特，因为它并非当地土著聚居形成的，而是外来的一群人筑建的。
北宋治平二年（1065），把截将王文揆跑到马边来， 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宋史全文》卷三十）。何谓把截将呢？即在政府军之外的土将，也就是一些民间武装的头领。他们私募家兵，驻扎在夷地，朝廷不给俸禄，但如果能够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迁转及出官。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不错的买卖，有一点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意味。
其实，王文揆到马边很有政治眼光，因为当时朝廷对边地不好管理，拿蛮夷无可奈何，便想到用民间力量来制衡，就出现了把截将这样的特殊人物。当年，苏东坡也熟知这一情况，他在给梓州路转运副使李琮的信中就曾谈到过产生把截将的原因：（蛮夷）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奈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苏轼《与李琮书》）李琮是苏东坡的朋友，可能是这个运输官员刚到四川不久，便特地告之以地方情状。
苏东坡还在信中写道：嘉、戎、泸、渝四州，皆有土豪为把截将，自来雇一私兵入界，用银七百两，每得一番人头，用银三十两买之，把截将自以为功。实际上，王文揆是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土兵实行封赠制度的产物。有意思的是，王文揆当时被称为知寨，这个知字，说明了政府的认同，绝非等同于土匪头子或山大王。
但汉人进入夷地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南宋嘉定四年（1211），赖因寨就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董蛮（当时马边属于酋长董惜春的领地）为岁收侵地之税发生暴力事件。这个事件中，赖因寨有寨丁守备，侥幸存留，而附近的利店寨（今属四川省沐川县）遭了大殃，尽劫寨民之赀，焚其居，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宋史全文》卷三十）。这证明汉人在夷地生存出现挑战，而彝汉的争斗开始频现。
这是马边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也是马边历史源头的涓涓细流。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故事虽然是关于赖因寨的，但实际反映的是彝汉族群间相处的状况，所以关于夷的问题还得补充上几句。
过去，中原帝国将自己作为历史优胜者的心态，以华夏文明为主流，而将小国或部落称之为戎、狄、蛮、夷， 在民族史观方面，正史和官修史书中，往往具有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观点，充满民族歧视色彩（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但汉族本身就是个多融合的民族，同这些少数民族的交融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要论证这样的问题确非本书目的。但要说明的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本书中的史籍引用部分仍然保留了夷的称法。同时， 彝与夷的使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细微区别，也请读者注意分辨。
再来说说彝族同马边的关系。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云南和四川是*主要的聚居区域。四川彝区主要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人们习惯以凉山相称。实际上，地理上的凉山是大雪山的东南分支，凉山，在夷地，是山高出云霄，左通建昌，右通云南，前通马边、雷波，其地山高风寒，雪积山顶，六月不化，故名凉山（《马边厅志略》）。
凉山又有大小凉山之分，以黄茅埂为界。
黄茅埂位于四川美姑、雷波和马边三县交界，彝语称为井叶硕诺，是彝族人心中的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跨度近百公里的山脉，北起大风顶，南至龙头山，横卧在大小凉山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往东、往北属小凉山，往西、往南则属大凉山。但大小凉山只是地理上的称呼，小凉山更接近汉区，并无大小之分，四川凉山地区有句民谚：大凉山山不大，小凉山山不小。
明以前，史籍中对马边的描述极为稀少，旧志中说马边是地连叙戎，水出黎渡，《方舆胜览》说马边是南据戎泸， 北走普资，虽然是寥寥几句，但却说明了马边与周边山川的关系：马边，是小凉山的马边。
过去，小凉山地区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彝人，据史载，他们的祖先*早在云南昭通一带，后来古侯、曲涅两大原始氏族向四川迁移，而大规模迁入这一地区是在公元4世纪。马边的彝族均系这两大家族的后裔，乌抛和恩扎等家支主要杂居在马边，而这正是一千多年来迁移的结果，所以现在彝族在超度死者时， 毕摩（彝族法师）送魂的路线就是从马边经过四川美姑、云南永善再到昭通，而这一线路正是他们的祖先到马边的路线。
彝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且外表装束同汉人迥异，男子椎髻于额或穿一耳（《雷波厅志》），男者以发挽髻出于额前，耳环大如钱，系于左耳（《马边厅志略》）；女人则挽发著裙，耳环系璎珞珊瑚和金银珠宝，饰物极为精巧，颇爱华丽，可以说这是个有独特风情的民族。
彝人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生活，同中原王朝关系稀疏，每年只有一些很少的朝贡。如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珉德（马湖世袭知府）来朝献马十八匹，赐衣一袭，米二十石，钞三十锭。又如明朝宣德八年（1443），平夷长官司（马湖府四长官司之一，设在今屏山县新安镇）遭火灾，仍然献马两匹，这令自高自大的皇帝都很感慨，说远蛮能恭谨畏法如此。
其实这样的话也只是说给自己听听而已，因为皇帝根本不知道那些为他贡马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也怪不得他，中国的疆域太大了，大得无暇顾及，因为自汉代以来，这些地方虽然早已收入王土，但人们对在这一区域的情况并不清楚，不过视其为边疆闲散之地而已，其俗或耕田有邑聚，或随畜迁徙而无定居，以道路远阻，多不与中国通，而汉廷亦以其徼外蛮夷，不甚重视之也（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
其实，即便是到了民国初期，外面的人要进入这片区域仍然很艰难，所知甚微，大小凉山一直独立于巴蜀塞外，成为一个神秘、封闭的区域，打开地图一看，四川省境，此区是一片空白（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而马边就处在这个大片空白的边界上，即彝汉的交接点上。
这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地区，统治王朝一直试图打开这片地区，但就是在唐宋强盛时期也未完成这一治边大业，在忧患之士看来，这里始终是一片未能真正征服的边疆。直到明朝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域，明斥堠，务农讲武，养威蓄锐，不以其归顺也而弛边防（熬英《东谷赘言》序）。
那时候，明朝整顿边陲的雄心显露无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边地风声日紧。明以前的马边犹如一块沉睡的土地，而此时已临近新的历史时期的拂晓。在明以前，我们看到的马边只是重峦叠嶂的景象，《通志》中说马边是江流陡险， 山箐崎岖，地狭民稀，山高水急，在那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有城垣，没有驿站，也没有快马奔来的邮役，那里只有变换的四季和不变的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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