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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ve）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7世纪的政治与思想史、东亚与世界史研究、中国研究文献学与史料学。主要著作有《南明史》《明清之争（16191683）：史学史与资料指南》《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重点的明清变迁（上下卷）》等，《剑桥中国史》作者之一。 目錄： 2017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朱维铮） 中译者序 英文版序 地图 南明世系表 引言 第一章 首次抵抗：弘光政权 第二章 首次失败：清朝征服长江流域 第三章 第二次抵抗：鲁监国与隆武政权 第四章 第二次失败：清朝对东南与华南的初期征服 第五章 复振与第三次抵抗：两广的永历政权 第六章 第三次失败与相持：大西南与东南 第七章 最后的抵抗，最后的失败 引用书目 中西日历对照简表 明清之际年号对照简表 中文版后记 內容試閱： 2017 中文版序 1992 年《南明史》中文首版问世，就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喜爱，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对此，我非常感激。这部《南明史》的构思与写作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写作的初衷在于向西方学生和学者展现明清之际混乱时期的政治与军事格局。虽然西方学界非常关注17 世纪的中国，但是西方大学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很少有涉及明清转型之际的专论。这主要是因为此一时期历史事件的基本框架扑朔迷离难于把握，而且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大多都难以判断。当时我有机会受到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和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Mote）邀请，负责撰写《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南明一章，由此萌生了撰写一部面向西方读者的南明通史的想法。它是一部以较少的人名、尽量简单的术语和叙事线索，将本来复杂冗长的故事精简于一卷的通俗易懂的书，书成之后便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84 年出版发行。1998 年，亚洲研究协会出版了我的后续专著《明清之争（19161938）：史学史与资料指南》（The Ming-Qing Conflict, 1916-1938：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我很幸运能够结识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他意识到《南明史》翻译初稿的优点与价值。《南明史》的中译稿最初是由几位来自河南的研究生译出，后来，我的上海学生对其做了改进。朱维铮教授也对初稿做了精心润色，并将译稿投至上海古籍出版社。没有朱教授的帮助，《南明史》的中文版就不会发行。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南明通史的研究者。早在1957 年，谢国桢教授就出版了他的《南明史略》一书，这是南明断代史的首创之作，但到了90 年代，它就售罄不再发行了。随后，南炳文教授和顾诚教授各自出版了南明史专著，内容更加全面细致，满足了大学生和历史专家的需要。也许是因为读者通过我这部《南明史》中的17 张地图，获得了清晰的视觉印象，能更好地理解明清双方在军事和海上的冲突，所以，仍有不少中国读者能从我撰写的《南明史》中找到许多可资利用的概况和广泛的主题。我非常感激中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术传统，让我能够呈现地图，供读者欣赏。 目前，世纪文景准备发行《南明史》2017 中文版。四十多年前，当我还在撰写《南明史》的时候，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我深感荣幸，并衷心感谢中国读者的厚爱。 司徒琳 2017 年3 月 于布卢明顿 （袁颖迪　译） 中文版序 17 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还在20 世纪初，那些愤恨清朝腐败统治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排满革命的名义下发誓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战的时候，如何从南明的历史先例中汲取自己的革命诗情，已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诗人的愤怒，不能代替冷静的历史研究。清末最热心歌颂南明为抗清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事迹的，往往也是光复会成员的南社诗人们。但也正是这些以浪漫主义的热情为民国催生的青年们，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后，发现迎来的不是汉官威仪，而是旧污陈垢装点的假共和。希望幻灭了，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了斗志昂扬的高歌。随着诗人的沉默，由近及远的历史沉思变得凸显，那远点便在明清之际。 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 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 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 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 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 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Lynn A. Struve）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台湾地区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1974 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 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将南明诸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政权本身的考察反而语焉不详，便是我们常见的陈述模式。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十八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 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还有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由于处在生死关头之时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消亡。 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叙事细腻、风格简练、文字优雅著称。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译本初稿刚出来时，便要我帮助审订。我是相信严复所立译书需要信、达、雅三准则的，而以为首要的是信，即准确表达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诣本来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订，但仍以为中文译本由中国学者校订可能更宜于中国读者。校订改译的经过，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后记已予说明。这回我再次应邀访问印第安纳大学，译稿已全部完成，于是不得不兑现诺言，通读之余，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是希望既信且达。至于是否给原已改订得很畅达的译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头着粪，那就不敢说了。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朱维铮 1990 年12 月 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 引言 明王朝究竟终于何时？这是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历史问题，任何答案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随意性。就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或大事记来说，指出1644 年便够了。那一年的事件无疑是重要的：明朝的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叛军践踏北京并攻陷皇宫之际，自尽了；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便与满洲的摄政王多尔衮联合，使满人得以将叛军逐出北京，进而占领了整个华北平原。可是，严格地说，1644 年并非明亡清兴的分界线。满洲领袖皇太极，还在1636 年，就做了国号为清的新王朝皇帝了；而永历帝，明朝最后一名自称君临全中国的亲王，却到1662 年才被灭。倘若探究国家兴亡旨在寻求启迪，则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便会凸显。对于1644 年前满洲的诸多研究，当然着重于他们从寻常部落到独特国家的演化，以及他们的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的关键业绩。至于明王朝在什么时候确认完结换句话说，它力量丧尽而败局已定在何时则是一个有点阴郁，却能活跃想象力的问题。 那是在声名狼藉的太监魏忠贤窃夺权柄、使得朝廷的政治与道德可能属于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17 世纪20 年代吗？或者，发生在同一世纪的30 年代，即虽然有了个精明的皇帝，而明王朝的政府仍然衰颓和缺乏士气，既无力阻挡满洲内逼乃至时而突入东北边的长城，也没法将流寇活动限制在西北部陕西省境内的那个时期？此外还有判断灾难根源在于万历朝（15731620）的，认为万历皇帝打破了长期拒绝上朝的纪录，从而造成了宪法的危机，至明亡而余波犹存。可是假如考虑到每个主要王朝的统治中期往往会有财政难关，那么问题又似乎出在嘉靖朝（15221566）的初期，因为此时朝廷财政的具有惯性的陈年旧例，无法适应变化迅速的经济需求，因而明政府应付宏大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的努力必然受挫。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无疑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起源，也就是追溯到人类受生之初所有胚胎都已蕴含死亡的基因。幸好我没有追步这类偏爱的愿望。本书的研究，只是直截了当地将明朝君主世袭制度的结束，定在某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作者便认为没有真正的明朝君主可言。本书亦想阐明，在明都北京陷落已经整整十八年以后，明朝的君主世袭制的灭亡时刻是怎样到来的。本书不拟对明朝被削弱和复兴受阻的种种因素逐一给予精确的评估与分析，然而本书特别注意1644 年前后一再出现的两个问题，它们使我们看穿了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的两大严重困难，那就是（一）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军人的贬抑）；（二）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自晚唐及宋代以后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到了明朝，变得格外凸显。在明代大部分时间，它们大致以个别形式存在着，仅在几个问题上出现交叉。然而在南明，当武装能力与皇权有效统治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它们仍纠葛不已，便对勤王事业造成了致命伤。同这类问题密切相联系的，就是久经小心培植并不容异己染指的文官优势地位。这个文官系统，在明代较诸中国历史的任何时代，都更自以为是（以及到头来自取灭亡）。 一个在洪武精神中建立和巩固的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很快将关注由武事别移。明朝的太祖（13681398 年在位），依仗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在水陆作战方面的韬略，逐出了蒙古人，打败了国内敌手。在他的后裔中差堪相比的只有他的第四个儿子成祖，此人在15 世纪前夕发动内战从侄儿手中夺取了帝位。但成祖选择的年号却是永乐。而太祖，虽然他的年号令人肃然以及他费心创造的勋贵制引人注目，却并不希望尚武精神在普通民众中植根和传播。毋宁说，他所追求的是减轻一般人的兵徭负担。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祖训：军人的身份世袭，使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相区别正当此时，中国的世袭制已在社会政治的价值观念中遭到摒弃，代之而起的是依照才能而赋予威望、身份、特权以及其他奖赏。 明代军人组织的世袭性见于两方面：第一，普通兵士和军官都来自永久隶籍的军人家属（军户）。他们为了随时准备征战所需的给养装备，而耕作属于国有的所谓军垦土地（军屯），并在所驻的战略网点（卫和所）接受编制和训练。第二，那里的军事贵族（勋臣），拥有诸如公爵、侯爵和伯爵等永久性头衔，都是皇帝以其殊勋授予他们的。这些人通常担任五军都督以及京营提督一类高级职务，而且其贵族头衔（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他们的职务）世袭罔替。在15 世纪和16 世纪初，军屯制与卫所制两方面，连带军事贵族身份制都令人惊异地退化了，因为文职官员，特別是兵部官员，逐步控制了军事要务。财政措置失当所造成的偏差，外加文职官僚的漫不经心和蔑视，致使军户的生活水准和士兵的服役条件都恶化得令人吃惊。物质匮乏更加重了世袭军人身份带来的社会耻辱。私脱军籍，在役潜逃，以及虚登名册，都成常事。驻军实力下降到远低于计划标准。剩留的士兵又被经常性地安排非军事工作，譬如运输或建筑，甚至充当军官的仆役。为了弥补世袭军屯制的缺陷，而设置的全民皆兵制度（民兵和民壮），不是由于应征乏人而无从推行，便是在各地文官的操纵下逐渐变质，很快表明其目的不在增加军额，而在于榨取额外税收。确实，由于以征银代徭役已成为明朝户部岁入正宗，因而在1637 年复行民壮制的廷议刚提出便遭驳斥，理由便在于政府经受不住随之而来的岁入减少。结果，无数的地方自保组织建立起来，以对付17 世纪40 年代的流寇和南进的满人，其目的都严格止于自卫，他们既没有得到来自高层的协调，也没有被利用进行地区性防御。当世兵和丁壮的数量都不敷所需，政府便不得不日益依靠雇佣兵（募兵），这项开支的不断增长，以及常规军费在16 和17世纪的持续上升，致使明朝的国库和后勤部门都不堪重负。况且，与欠饷的屯卒相比，欠饷的佣兵更加危险。屯卒通常有家可归，而佣兵则由社会上流离失所的群体中来根弱，又多是冒险者，一旦被武装和接受军训，却不能及时给予粮饷，便视反叛与掳掠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原来招募他们却是为了保护人民。当兵变、暴乱以及其他的社会骚动愈益普遍，招募斗士也愈加容易，只要提供饷银即可。但对他们的训练和控制，却越发困难。战地指挥官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以保持兵员数量，于是有了半私有的军队。对付这批暴戾乖张、桀骜不驯的士兵，可取之方是抚慰，而不是绳以军纪。所谓明末农民军，大部分由此等社会渣滓构成。而当时的社会从不把做人的尊严给予普通士兵。 于是，明朝会把那些被鄙弃的人视作一流勇士，便不足为奇。狼兵来自遥远的贵州某土著部落，以骁勇善战著称，也以劫掠平民而恶名昭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狼兵被用于有限的战役以及事毕即被遣返原地的状况，正是明朝文官与军队分离的缩影。 那些被文官们屡屡指为娇生惯养、无能和纨绔的军事贵族们，已成了受到鄙视的另一群异类。大多数声望卓著的勋贵世家是在王朝开端即太祖和成祖两朝建置的，但从15 世纪初叶起便鲜有新的册封，而这种体制也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加之，勋贵们纵使永久保持由朝廷给予他们的高贵身份，他们的权势和威信却逐年下降。在这种关系上最为显著的是五军都督府和京营的演化史。两个集团本来都是袭封高级军事贵族者的禁脔，但二者渐渐变得越来越服从兵部的节制，而且勋贵职权的衰替还表现在它受宦官侵蚀上，正像被文官侵蚀那样。重要军事职务的指派权也旁落于非贵族军人即通过考试的武举人和武进士手中。从15世纪晚期起，由兵部定期举行这种考试（像文职业务考试的略小翻版）。 明代的军事建构的破败，常被归因于承平日久。情况真是如此吗？的确，明朝不像宋朝那样承受着长期的沉重压力。但它有过许多烦恼，诸如需要同时对付内部的造反者和南方的邻居缅甸和安南；北方的蒙古人始终是潜在的威胁，不时恐吓着北京。在一次轻举妄动中，被他的首席太监诱出举行有勇无谋亲征的皇帝，做了西蒙古酋长的俘虏并被扣留年余，从而在明廷引发了一场巨大危机。牟复礼注意到从这次崩溃中中国人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这个裁决也可适用于明朝其他的军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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