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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中国新文学100周年和香港回归20周年献礼作品。
本书论述了百年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近现代），勾勒出整体时代特征，聚焦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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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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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早期（19世纪后期1945年）、战后30余年（1945年1970年代）和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三个时期，讲述百年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全书在香港文学与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地域文化等）的背景下，从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凸现香港文学传统的形成，侧重文本细读中的香港文学的经典化，讲述香港文学有经典性价值的创作和作品，史料的翔实、论述的新和深都努力体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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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万华，浙江上虞人。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团队负责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现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常青树）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和多个全国性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等。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教学，授课8千余课时，作为主持人或独立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教学奖1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6项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著有《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至1960年代））》《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战后20年中国文学研究》《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等专著15种，主编或主笔《美国华文文学论》等12种，在52种CSSCI刊物等发表论文300余篇，60余篇被转载。独立获山东省社科研究成果一、二等奖等省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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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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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第一章 香港旧体文学和早期新文学（19世纪后期1945）
第一节 绵长的旧体文学和迟出的新文学
第二节 中原心态和本地化进程纠结中的战时香港文学
第三节 现代诗风和都市诗性的开启：香港早期新诗和鸥外鸥等的诗作
第四节 新旧兼容的香港早期小说和侣伦等创作的本土性
第五节 香港早期散文和戏剧
第六节 双重殖民体验中的香港日占时期文学
第二章 战后（194520世纪70年代）香港文学的自立
第一节 左右翼共存中的战后香港文学格局
第二节 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的展开
第三章 战后30年的香港小说
第一节 商品化与政治化影响下的战后香港小说格局
第二节 徐 等南来作家的小说创作
第三节 香港乡土：舒巷城、高雄等的小说
第四节 刘以鬯、崑南和香港现代小说创作
第五节 从新文艺出发的战后香港通俗小说：南宫搏、亦舒、徐速等的创作
第六节 都市性、商业性中的新武侠小说：梁羽生、金庸等的创作
第七节 越界而出的战后新一代：西西、也斯等的小说创作
第四章 多种类并存的战后香港新诗
第一节 在野性：多形态的战后香港左翼诗歌
第二节 南来和本地交汇中香港新诗传统的形成
第三节 寻根和汇通：本土化进程中的香港现代诗
第五章 战后香港散文的成熟和戏剧的发展
第一节 在香港与属香港的相容、转化：叶灵凤等的学者散文
第二节 报章体的兴盛：曹聚仁等的散文
第三节 十三妹等的个人专栏写作
第四节 战后香港话剧的发展和姚克、李援华等的剧作
第六章 近30余年（20世纪80年代至今）香港文学（上）
第一节 多元价值社会进程中的香港文学
第二节 新历史叙事和黄碧云、李碧华等的小说
第三节 不再是过客：新南来（外来）作家的小说创作
第四节 女性文学创作的前卫性和吴熙斌等的小说
第五节 都市新生代和董启章等的创作
第七章 近30余年（20世纪80年代至今）香港文学（下）
第一节 前行辈和新生代沟通、汇流中的香港都市诗
第二节 学者作家引领的香港散文
第三节 香港本土话剧创作的成熟
附录：从赌城到诗城：澳门文学的自立和发展（20世纪5090年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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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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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这本《百年香港文学史》与三年前出版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一样，是我在开设课程和研究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内地展开香港文学史的论述，往往会被看作由猎奇只见高楼大厦、声色犬马，和雪耻难忘帝国主义强权侵夺，两种欲望所推动，这也确实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前不久，一位学生去香港参加一个公益机构培训项目，给我发短信说：和一位香港朋友聊起文学，谈及我本科写的论文是刘以鬯的《酒徒》，她很高兴，觉得内地也关注香港作家很开心，还让我把论文发给她，她分享给香港、台湾的朋友。那一刻我也很感动，很欣喜，文学研究穿透时空地域，在不经意的时刻，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这个学生的感受多少也表达了我讲授、研究香港文学史的想法：关注和分享。这些年我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同时，还开设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等课程，关注和分享尽可能多的中华民族文学。而我讲授、研究香港文学史的想法，也是在关注和分享包括内地、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华人社会文学在内的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文学中形成、展开的。所以，本书以我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作为代前言，香港文学史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格局中，也许能被我们较好地把握，而这种格局，有其历史整体性，更有其丰富差异性。
这几年我在中文系大二、大三年级连续开设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兼及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史三门课程（简称三史），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作为文学史系列课程，互相间又有着呼应、沟通、整合。例如，三史都按照三个历史阶段（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前的早期、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的近30余年）展开，所处世界性背景相同，民族性命运相连，地域性文学课题往往在发散、相遇中产生对话、汇聚，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得以浮现（三史都能按照这三个历史时期讲解，也说明三史内在关系的密切）。三史以文学史课程方式展开，高校课堂教学强调的问题意识在教、学互动中能强化、凸现华文文学自身的重要问题，文学史的传承意识则推进包括经典化在内的重要问题思考的深入。有关华文文学议题的深入思考与华文文学教学实践的结合，是当下思考与历史语境的对话，使当下思考得以更具体切实地展开。这里就从三史出发［而不是以往习惯的从中华（内地）文化传统出发］，再次思考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既指向各区域华文文学和包括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内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涉及各区域华族华人文化影响下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
旅外和在地：华文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三史得以成立，主要源于近百年来，发生在台湾、港澳、海外的华文新文学既与晚清民初诞生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关系密切，又形成了自己丰富的传统。台湾、港澳都较长时间被割让，但始终与内地同属一个中国；各国华文文学曾经因为侨民意识的主导，而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但终究会在华人的落地生根中成为中国之外的国别族裔文学。这样的共识较易形成，但这种认识还不足以说明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须要在华文文学具体的语境中，从作家作品创作这一最感性也最根本的文学存在出发，展开历史的辨认、梳理。三史着重讲述的重要作家有127位，其中早期16人（台湾9人、香港3人、海外4人），战后30余年78人（台湾43人、香港18人、海外17人），近30余年33人（台湾10人、香港8人、澳门2人、海外13人）。作家入选的价值尺度坚持文学的经典筛选性和文学史的历史传承性，例如海外华文文学史叙述的重要作家中，既有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如林语堂、程抱一、陈舜臣、高行健等，也有其创作明显指向经典性，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达到的高度的重要作家，如白先勇、王鼎钧、杨牧、郑愁予、北岛等，还有代表或引导了地区、国别一个时代审美趣味的改变，从而在那一时代的典律构建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如叶维廉、陈瑞献、严歌苓等和马华新生代旅台作家群，更有在各个文学领域中以其独异个性取得艺术突破，或在其居住国文学史中以其开拓性创作占有重要地位的众多作家，其作品往往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性或潜经典性，如丘士珍、林参天、铁抗、韦晕、郭宝崑、英培安、黎锦扬、鹿桥、熊式一、郭松棻、云鹤、赵淑侠、于梨华、李永平、商晚筠、潘雨桐、王润华、淡莹、林幸谦、黎紫书、哈金等（当代新移民作家中表现出色者众多，是当下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尚未更多做文学史的评判）。台湾、港澳作家的入选，也取与海外相对一致的文学价值尺度。三史述及的作家超过300位，但这127位重要作家的创作实践构成华文文学版图最丰沃的疆域。我们将这些作家的文学行踪聚合绘成一种地图，由此出发，可以思考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复杂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
华文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近百余年来华人多向流动、迁移而形成的多种移民文化中。考察那127位作家的文学行踪，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始至终生活于一国一地，而是在流动中属于这样几个大的文化迁徙群体：闽粤东南亚迁徙群体：闽粤祖籍地域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本土文化资源的交融，构成这一群体文化迁徙的基本走向；中国台港欧美日文化迁徙群体：既包括华人（中国人）被殖民时期在殖民宗主国的经历，也指殖民时期结束后从台港等地多向地迁居欧美等地区，有的是几度漂泊，出入于几种文化空间，自己拥有的母体文化多次面临异质的挑战，也展开丰富的对话；台港大陆文化迁徙群体：在某些特定的文学时期，如台湾新文学诞生期间、二战期间，台湾、香港作家流徙到大陆，但在特定时期结束后，他们往往返回原地，所以，他们在接受大陆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会以自己的文学活动、作品影响大陆文学，甚至产生大陆文学没有的文学派别（例如香港沦陷后香港诗人鸥外鸥等流落内地所开启的包括图像诗在内的知性抗战诗歌创作）；中原台港文化迁徙群体：20世纪40年代后，主要因为大陆政治变动而流落至台港的大陆作家（抗战时期，香港已开始接纳大批内地作家），这里的中原并非地理空间，而主要指内地的五四新文化空间，南渡南来作家对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香港文学基本格局的影响举足轻重，其后代则将祖居地文化融入台湾、香港本土文化中，影响，甚至改变了台湾、香港文化的构成；东南亚中国台港文化迁徙群体：20世纪50年代起，东南亚华人的大批学子前往台湾、香港攻读高级学位，将华文非主流社会的华族文化和华文主流社会的文化交融，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华人中生代、新生代作家对东南亚和台湾、香港文学构成双重存在、双重影响；中国内地欧美澳文化迁徙群体：既包括二战结束后迁居欧美最终定居欧美的作家，更指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前者在日积月累中展开中西文化的久远对话，后者有着压抑禁锢日久后爆发的文化交融这些文化迁徙群体都将自身原先拥有的文化资源旅外迁移至现时文化空间，以在地的方式与原先的在地文化相遇、对话、交融，产生华文文学关系的变动性、开放性。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两种基本形态，两者之间包括转化在内的变动往往成为各地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的过程，既反映出中华文化传统播传中的新变，也呈现出中华文化接纳各区域华文文学得以丰富的样貌。
所谓在地是就华文文学与所在地关系而言，它往往是将自己置身他者之间，落实于所在地本土之中；而旅外则就华文文学与离开地关系而言，前述文化迁徙群体都可视为其出发地的旅外群体。一地的旅外文学成为另一地的在地文学，某国某地的华文文学也往往包括在地文学和旅外文学两部分，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首先，原先的在地文学情况复杂，往往存在多源多流。例如东南亚地区，仅就在地的华人文学而言，就有马来西亚海峡华人（峇峇）文学、印尼侨生马来由文学等非华文文学等，而华文文学也随各国华人居留状况的不同而相异。语言不同，华人文学的历史情境大不同；语言相同（相近），华人文学的历史情境也会不同，菲律宾的天主教文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泰国的佛教文化等对当地华文文学的影响都不可忽视。而聚居或散居的居留方式等也影响着华人在地文化的走向。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同一个国度而不同地域在地的华文文学因为都处于所在国边缘，往往会各自为政。例如，华文文学重镇的马来西亚被南中国海分成西马（马来半岛）和东马（砂拉越、沙巴州）两部分，东马的面积大于西马，但西马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超过东马，首都吉隆坡也在西马，西马文学也就在近百年来都堂而皇之地代表马华现代文学。而事实上，东马华文文学虽相对滞后，但一直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其从20世纪50年代起渐成规模，少受早期，尤其是抗日时期马华文学中国性的影响，其东马在地性更加明显，从五六十年代的魏萌、吴岸等，到八九十年代的田思、梁放等，再到21世纪东马作家全方位书写婆罗洲实践的展开，还有旅台的李永平、张贵兴（主要指他们旅台前的创作），已足以构成东马华文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密切联系着婆罗洲雨林、多元种族文化、砂共历史等东马特有的资源，与西马华文文学有着很大不同。西马和东马华文文学之间不必存在任何从属关系，而是当道并行的马华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在地的多样性使得各地华文文学的历史情境具有丰富的差异性，即便都曾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影响的内容和结果也会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其次，华人文化一直处于旅外转化为在地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在地的接纳性非常强大，旅外者即便明确地保留着原先的身份，其文化行为，尤其是创作实践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地倾向，这大概出自文学创作的历史情境性和现实关怀性。例如，马华抗日救亡文学一向被视为侨民意识高涨，具有鲜明的中国性，甚至被认为由此中断了马华文学的本土化进程，但具体分析马华抗日文学佳作，却会感受到其强烈的在地意识，外来者主导的马华抗日文学仍不失为马华文学本土传统形成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也存在此种情况。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本土。华文文学的本土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外来向在地的转化，促成在地的多元性。台湾文学是强调本土最鲜明的，而其本土恰恰应视为多源多流。台湾本地居民恐怕是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少的族群之一，然而，它的文学表达，是中华少数民族中最富有山林生命真谛，最敢于直面少数族群现实困境的文学，当是台湾本土最强韧的文学存在；台湾汉族本土文学一直在现代和乡土、本土与外来交融中显得丰盈，当是中华地域文化开掘最深入，草根性最丰满，传统最丰富的一种文学；而大陆各省籍作家会合于台湾，各种传统、地域的文化奇妙交汇，深渗于台湾土地，成就了中华文化史上难得的扬长显美，其出生于台湾的后代创作更可以视为本土孕育；台湾旅外文学，其卓有成就的作家，在各国各地华文文学中数量最多，即便是一时不为当局所容纳的流亡作家，在台湾文学界仍如鱼得水；海外旅台文学的丰硕成果，显示出中华文化海外在地播传、反哺的民间多样性。诸种文学，都从不依附权威的（政治）思想，而倡导思想的权威，以个人性独立思考关怀台湾，传承传统，根植于台湾而互相呼应，又敞开胸怀，对话于世界潮流，让中西方从未有过的接近，这些都构成台湾文学的在地性。台湾土地接纳了这多种文学，并孕育其无穷的原创力。由此形成的文学传统才是台湾文学的本土性。有了本土性的丰富，才有中华文化的丰厚。
另一方面，旅外的流动性也始终存在。与中国性指向的终一性不同，华文文学的指向始终有着变动中的多样性，既有一开始就出于子孙久留之计而视居留地为唯一家园，落地生根于所在地建构华文文学自足体系的，也有随各种出走浪潮的起伏来回于原、新居留地之间的。落地生根者的在地性也会受到旅外冲击而再离散，形成新的在地性。19世纪，新加坡就发生过在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积极倡导下的再华化运动，明显带有中国背景下海外华侨归属中华文化的指向。而这种再华化今天如果可能在已彻底归化居留国的华裔中发生，情况就会有所变化。例如马来西亚陈政欣的小说集《荡漾水乡》讲述亚太地区（澳大利亚、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华人所经历的再离散或双重离散的过程，其首篇《三城》就以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林麦克被公司派遣到上海、沈阳、西安三座城市的三个第一天，展现这个从未到过中国，而其父辈当年都选择背弃和逃离中国的华裔青年再汉化 的生命历程，他不仅从不识汉字到能够直接阅读中文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与小说，而且逐渐走进了中国民间文化与地理风貌，但即便是他和中国恋人梅芬情意已深，他也更愿意成为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而不是让一些国界来囚禁自己，而这并非怀抱世界主义理念或理想，而是因为他身处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他要以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工作的旅外拥抱全球化。小说涉及的再汉化摆脱了国族归属，指向了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生存的现实话题。
随着以经济领先的交流加强，回流式的再华化会发生，其他内容的再离散也在发生。然而，任何旅外的发生，不只是意味着作家迁徙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意味着他流散于原先的传统之外，就是说，只有一种已经形成了自身传统的文学，才会产生旅外作家。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马华旅外作家（群）的出现，恰恰是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这个华文非主流国家已经形成自身独立的传统的印证。而20世纪80年代后，以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华人新生代为主的新马旅外作家的创作既产生于全球化语境，又密切联系着新马华人在居住国所处地位和社会参与方式等的变化，其地域性与全球性兼有的创作，不仅成就骄人，而且对新马国内，乃至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构成一种重建再构的关系，并逐步成为新马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离散是传统展开、发展的重要形式，旅外与在地之间的互动，成为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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