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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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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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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变通变新变》详细论述了这三个范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它们的发展演变情况。在考辨源流、评说得失中，颇多创获。《正变》部分对《诗大序》风雅正变说的全面考释，不乏新意。其纵向梳理，亦颇具特色。《通变》部分，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刘勰、皎然、叶燮为重点，同时论述了历史上通变的多种形态。《新变》部分，肯定了新变派重审美愉乐、轻教化礼义的特点，肯定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创作纲领。从新变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的论证中，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新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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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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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1936年生，江苏丰县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陆侃如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编审（已退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鲍照与庾信》《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汉魏六朝文选》《汉魏六朝诗选》《正变通变新变》《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吕氏春秋选译》《左思与刘琨》《老学庵笔记评注》《东坡志林评注》《虚实话三国》《咏史词选注》等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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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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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1
上编 正变
第一章 先秦时代的崇正抑变／5
第二章 《诗大序》的风雅正变说及其发展演变／9
第一节 《诗大序》与郑玄《诗谱序》的风雅正变说／9
第二节 风雅正变说的渊源／18
第三节 唐代孔颖达的风雅正变说／25
第四节 宋代朱熹的风雅正变说／26
第五节 宋代叶适对风雅正变说的怀疑／28
第六节 清代马瑞辰对风雅正变说所作的总结／29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中的正变论／34
第四章 正变论与刘勰前后的辨体批评的萌芽／43
第五章 唐代文论中的正变论／49
第六章 宋金元文论中的正变论／59
第七章 明代文论中的正变论／72
第一节 高棅《唐诗品汇》的正变论／72
第二节 焦竑的以变为正／75
第三节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辨体批评与源流正变说／75
第四节 明代的文体正变说／93
第八章 清代文论中的正变论／99
第一节 清初正变论的政治倾向与正变之争／99
第二节 正变论的一个新里程碑叶燮《原诗》的正变论／106
第三节 沈德潜的崇正斥变与何焯论创作方法的正变／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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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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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宋代朱熹的风雅正变说
对汉儒的风雅正变说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朱熹之前，北宋的张方平，写过《诗变正论》一文（见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解释《诗大序》，并无建树，其影响亦不大。朱熹认为《诗经》的风雅正变，与心之所感有邪正（《诗集传序》）有关。他与汉儒的风雅正变说不同的是，他很厌恶刺诗，甚至把刺诗目为谤讪，正像程廷祚所说：汉儒茫然不知刺诗之由，紫阳（即朱熹引者注）出而拟诸谤讪。（《诗论六刺诗之由》）汉儒把风雅正变与美刺联系起来，朱熹则把风雅正变与人心的邪正联系起来。他在《诗集传序》中说：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而有信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上引开头的几句话，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也就是说，《国风》多为民歌，是男女之间的歌咏，是各言其情的作品，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比《诗大序》所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要科学得多。汉儒论《诗》，穿凿附会之处甚多，朱熹在研读、涵咏《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诗序））（主要指《毛诗小序》）与诗人本意不合，所以不得不尽涤旧说。（《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诗大序》提出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并以治世之音为正，乱世之音为变，扬正而抑变。朱熹也认为风雅有正变，但他对正变的理解，不是因时代而异，而是强调感于物而发于诗的人的情性之邪正来区分正变，这是他与《诗大序》的不同之点。《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他也认为是正风正风的产生，不单是治世的产物，也与诗人有密切关系，是诗人蒙受了文王的教化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作诗之人皆能得性情之正，没有淫邪之思，所以发言为诗，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所以他把《周南》《召南》视为风诗之正经。《诗大序》认为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朱熹则认为，自《邶》以下，各国的治乱不同，人的贤与不贤也不同，有所感发而为诗，邪正是非是不一样的，因而产生了变风。朱熹是理学家，重性、理之学，性情之邪正，道德之高下，是他关注的重心，从而也可看出朱熹以观人为中心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对于《雅》《颂》，朱熹认为：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他还是强调了作者的性情与道德风范。即便是变雅，其作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圣人所以取变雅之作而不弃，是看中了作者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换句话说，变雅之作的创作动机是好的，性情也是正的，所以也可尊为经，这些诗，都是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见也。（《诗集传序》）这里又一次看出理学家论诗的色彩，天道人事与理，都是道，这正与朱熹所主张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一定的关系。
比起汉儒来，朱熹扬弃了风雅正变的美刺说，而且崇正抑变的鲜明倾向在朱熹的《诗集传序》中也不见了。这是朱熹超过汉儒的地方。
如果我们联系朱熹的其他文论著作，还可以看出朱熹的一个文学观点，即治世的文学未必都发达，衰世的文学未必不如盛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指《战国策》，引者注）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
朱熹在这里指出，不能以治世、乱世分文之高下，衰世亦有好文章。在同书中他又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章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有时是平衡的，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以此推论，产生于治世的正风正雅，未必就胜过产生于乱世的变风变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抛弃了汉儒风雅正变说的崇正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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