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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起因，讲述兰开斯特王朝的遗赠、理查二世的下台以及亨利四世的统治；进程，包括战争的三大阶段；战后影响，尤其在政治文化方面多所着墨。大卫·格拉米特对诸如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等重要人物，以及王朝的覆灭的点评非常生动，且观点鲜活，有助于读者对于引发这段引人入胜的历史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關於作者： 大卫格拉米特（David Grummitt）：英国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专业主攻方向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政治、战争、军事和文化史。曾先后在肯特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经学院、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任职。曾担任BBC2的纪录片《真实的白皇后》（The Real White Queen）和BBC广播电台（Radio 4）《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的点评嘉宾。代表作品有《加来驻军：英国战争与军事服务，14361558》（2008）、《亨利七世》（2015）等。 目錄： 大事年表 Ⅸ 重要人物 ⅩⅢ 族 谱 ⅩⅩⅢ 序 ⅩⅩⅤⅡ 导 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001 第一部分 玫瑰战争的起因 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017 1399～1413：王权合法性问题 018 1413～1437：稳定的假象 023 1437～1449：危机升级 029 第2章 玫瑰战争前奏（1449～1455） 036 战败、指责与叛乱 036 顾问之争：萨默塞特公爵与约克公爵 041 走向战火：亨利六世下台与约克公爵监国 045 第二部分 玫瑰战争的进程 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055 圣奥尔本斯战役与约克公爵第二次摄政 056 玛格丽特王后与兰开斯特家族 060 约克派的恐惧与失败 065 第4章 约克的胜利：第一次战争（1459～1464） 072 从考文垂到韦克菲尔德 072 约克的胜利 079 约克派胜利的原因 085 约克派政权的建立 089 第5章 叛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095 爱德华四世、沃里克伯爵与伍德维尔家族 096 叛乱与废黜 102 爱德华四世的复辟 107 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115 爱德华四世的“第二个统治阶段” 116 理查三世篡位 123 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与亨利·都铎 128 都铎政权的确立 138 第三部分 玫瑰战争的影响 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147 15世纪英格兰的战争 148 战争带来的影响：贵族阶层 153 战争带来的影响：平民阶层 157 战争带来的影响：城镇 162 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170 普通民众地位的沉浮 170 玫瑰战争与中世纪英格兰的财政文化 177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玫瑰战争 186 后 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196 注 释 200 参考书目 212 內容試閱： 后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1525年2月24日，意大利城市帕维亚城外，西班牙帝国的一支军队击败了弗朗西斯一世亲自率领的法国军队。这场战争对法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法国国王于战败后一年左右一直被囚禁在马德里，而获胜的哈布斯堡家族确立了其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地位。与弗朗西斯一世并肩作战的理查·德·拉·波尔战死沙场。绰号“白玫瑰”的理查·德·拉·波尔是约克公爵理查的孙子，也是约克王朝最后一位积极要求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王室成员。到16世纪20年代时，玫瑰战争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约克派的阴谋和王权的妄求者也只是存在于亨利八世的猜疑与想象之中。然而，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在各种危机之中持续发生着动荡：各种叛乱、朝廷政治斗争以及从16世纪20年代以来导致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那些事件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危机的性质和当时化解危机的方法均揭示出了15世纪的内战已经使整个王国转型到了怎样的程度。 从亨利八世及其约克家族亲属们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实践已经变化到了何种程度。在16世纪30年代的后5年中间，亨利八世先后下令处决了克拉伦斯公爵的女儿、先前的索尔兹伯里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以及爱德华四世的曾孙埃克塞特侯爵亨利。他还以叛国罪逮捕了莱尔子爵——亚瑟·金雀花(Anhur Plantagenet)，也就是爱德华四世的私生子。然而，这些逮捕和处决措施根本不属于亨利八世针对地方上谎称具有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约克派人物所进行斗争的一部分；相反，这些措施属于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那些在朝廷上反对国王宗教和外交政策的政敌予以铲除。这反映的是16世纪30年代朝廷本身作为政治中心处于怎样的状况，而并非国王与他的家庭以及地方上的贵族对手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里有这样的几个原因。首先，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早期的国王们都有扩大家庭规模并保留大量贵族作为王室大家庭的成员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当时的政体起到了向心力的作用，从而把各政治阶层吸引到了权力中心的周围。其次，由于剥夺一些贵族的财产权和公民权和朝代更迭，15世纪末王室成为整个王国世俗社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向心力的作用。权贵们再也无法枯坐在自己的领地里生闷气，而是要么被吸纳到国王的朝堂之上，要么被永远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1521年，那些忍受不了这种新现实的权贵，比如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都有被指控为叛国罪并被处决的风险。 权力平衡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在议会以及王室和臣民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自1334年以来，议会下议院一直反对王室开发一种新税收名目以显示其臣民现实财政状况企图。1523年，议会批准的一项补贴在近200年内首次准确地评估了真实财富。而通常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这两项常规税收连同创新性的补贴一起继续得到了议会的批准）总收入达到了3.1万英镑，1523年税收补贴总共征收的金额超过了15.5万英镑。这些税收收入超过了1522年和1523年的借贷水平，这两年总借贷数目为20万英镑。1529年，议会把这些贷款作为可追溯的批准税收而予以勾销。16世纪40年代，国家对臣民们的征税能力进一步增强，1543～1552年间，世俗社会征收的总税收额达到了100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同样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原因在于，王室大家庭的扩大意味着掌握着议会的平民们更加顺从于这样的状况，即更多的议会议员通过服务的关系使其个人与国王捆绑到了一起。然而，更敏感也更重要的是，顺从越来越强大的王室这种观念在不断发展。“为公众利益服务”这个15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主题已经让位于顺从国王及其地方官员。国王有责任保卫和维护公众利益，但是这并非普通臣民能够建议的事情，更不用说去质问国王了。从15世纪80年代起，官方声明、议会章程的前言、教堂的布道以及官方宣传分子的作品所发出来的声音逐步增强，它们无不是在慷慨激昂地鼓吹臣民应该顺从于他们的君主，这就是第8章所描述的政治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亨利八世时期王室至高无上这种论调的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之一理查·莫里森(Richard Morison)在1536年写道的：“讨论什么样的领主、主教、国内大臣、行为以及法律规章最能够满足公众利益的需要，这个任务要求具备的能力远远超过了补鞋匠的手艺。” 这些把叛乱和表达政治异见视为叛国罪的王权至上的概念，其推动力一方面是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法法律顾问在王室政府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王室宣传分子，莫里森是他所处的年代中在人文主义方面造诣最高的人之一。其他那些发展和阐释了这种国王与臣民之间互惠义务的新概念的人们也都有学习英格兰习惯法的背景。就像15世纪70年代的福蒂斯丘那样，他们努力探寻和追求用制度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工具重新包装王权，维护王权的权威，从而抵御来自王国内外的威胁。习惯法的法律顾问们，例如埃德蒙德·达德利、理查·恩普森爵士以及托马斯·洛威尔爵士等人都是亨利七世时期最著名的顾问大臣，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才打造出了都铎王朝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在16世纪20、30年代，像克里斯托弗·圣·日耳曼(Christopher St German)、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以及西蒙·费什(Simon Fish)这些习惯法律师又提出了王权至上的新理论，确立了英格兰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认为，在整个英格兰王国，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英格兰国王的权力才是最大的。法律顾问们用法律论据来论述王权至上时还带着对正在兴起的福音派教义的同情，正是这些人为英格兰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目前，历史领域之外的学者们逐渐把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看作是“变革与文化改革”的时代。15世纪下半叶并不是英格兰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的终结，而是通过内战折射出来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发生剧烈变化以及创新的时代。战争爆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亨利六世的无能或约克公爵理查及其儿子的政治野心，而是因为1450年之后的几十年为英格兰政体所存在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可以得到处理和解决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样一来，我们应当给予玫瑰战争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即它是“我们岛国故事”中一段关键性的历史时期。 文摘 亨利六世从小就缺少王室成员的教导，1445年他对国事的干涉又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两件事给英法战争和国内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15世纪30年代后期到1443年，战事支出一直来自国家向大贵族联盟（值得注意的是，格洛斯特公爵不在此列）和博福特红衣主教的借款。1439年，由博福特红衣主教和肯普大主教(Archbishop Kemp)牵头的和平谈判无果而终。同年的议会上，格洛斯特公爵对博福特红衣主教的政策又发起了一轮攻击，但是这些也没起到什么作用。1440年6月，约克公爵理查被任命为诺曼底总督，格洛斯特公爵与该职位失之交臂。1441～1442年整个时期，英格兰在诺曼底和加斯科涅的局势持续恶化，英格兰决定再发动一次远征，这次仍由博福特红衣主教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博福特红衣主教坚持让他无能的侄子萨默塞特公爵约翰担任军队统帅，结果这次出征堪比那次对曼恩的小儿科般的劫掠，约翰公爵因此未能乘此机会为自己在法国谋到一席之地。这次远征就是一场灾难，博福特家族也因此败坏了名声，指责他们是为了私利和贪欲才出征的声音连连不断。1444年7月，英法签订了《图尔停战协议》，在目前王室财政状况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给英格兰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但是，亨利六世在次年却再生事端，令英格兰本已岌岌可危的形势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随时都有陷入重大灾难的可能。1446年，亨利儿时的伙伴吉勒斯(Gilles)，即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Francis，Duck of Brittany)的弟弟，宣称自己才是应该继承公爵爵位之人，亨利六世也对此表示支持。这让驻守在曼恩的英格兰军队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封臣弗朗西斯公爵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或许是为了封住格洛斯特公爵之口，令其不再批评指责王室的政策，1447年2月，他在伯里(Bury)议会上被抓之后在监禁中死去。然而，贵族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国王，约克公爵、萨福克伯爵和法因斯（后来被封为塞伊和塞里勋爵）等人因为汉弗莱公爵的倒台而收获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亨利六世妄加干涉布列塔尼政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1449年3月，英格兰公然违背休战协议，攻占了布列塔尼的富热尔堡垒(fortress of Fougeres)。同年7月，查理七世召集了一支军队打算夺回诺曼底公国。 如果说15世纪40年代英格兰在法国的战事是一段凄惨的历史，那么记录中显示的亨利六世同时期在英格兰的统治则好得出奇。虽然毋庸置疑的是“国王受到整个王室的统治，而非国王在统治王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在那十年就该陷入内讧和地区骚乱。史学家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王室内部成员拉帮结派”，不断榨取国家财富并打压地方权贵联盟的势力和影响力，同时还给王室司法及人事任免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常被拿出来说明这一观点的证据是：身份显赫的大臣们搜刮了巨额补助金，谋取了大量官职，1450年关于贪污与失职的指控层出不穷，书写了帕斯顿信札的帕斯顿家族成员异军突起，走向辉煌。尽管如此，显然在亨利六世成年掌权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贵族间的和谐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至少在亨利六世掌权初期，国家依旧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中。1437年，首要的贵族成员获封得到了兰开斯特公国各地的管辖权，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国王的各种缺点。此外，15世纪40年代，议会在处理骚乱爆发及权贵内斗方面大获成功。例如：1439年议会仲裁解决了里辛(Ruthin)的格雷勋爵(Lord Grey)与范霍普勋爵(Lord Fanhope)在贝德福德郡发生的暴力冲突；1443年议会成功化解了内维尔家族老一辈成员与年轻一代长期以来的矛盾；同年，也是在议会的干预下，邦维尔勋爵和德文郡伯爵（二人都被国王授予了康沃尔公国管家一职）之间的争吵也暂时告一段落。即使亨利六世仍然很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以博福特红衣主教为首的主要大臣依然承诺要维护王室的权威，确保出色的统治，后来萨福克伯爵逐渐成为这其中的领导力量。前面提到的那些纠纷之所以能够成功得到调解，都可归功于国王的这些要臣所付出的努力。 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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