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赋宁先生的《漫谈西方文学》
黄必康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之作，书的开本虽不大，但内容丰富厚实，三百多页之中漫谈西方文学，读来深入浅出，纵横而开阖。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把书样寄给我，嘱我写一篇导读之类的文字。我1995年受业李先生门下念博士，多得李先生谆谆指教，耳提面命，今有此机会重温先生教诲，心中欣然之情，自不待言，只是面对先生微言大义的清雅文字，却又不知从何导起，几经思忖，动笔写下以下这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最好的纪念，同时也希望对广大读者阅读本书有所助益。
我认为，要更好地读懂李赋宁先生的学问，首先必须了解李先生的为人品格，正所谓知人论世。李先生是中国外语学界公认的西方语言文化大师，他温文儒雅，为人谦和，是学界人人敬仰的博雅君子。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这样说，大学应是通识教育的场所，培育出来的是真正的博雅之士，其言辞简练、谦而助人，如安乐椅之解乏，如冬日炉火之驱寒。这正是李赋宁先生之写照。曾有国外学者说李赋宁先生身上每一寸都是绅士（Every inch a gentleman），此言不虚。李先生的学问也如是：博雅平和，要言不烦，不做大而无当的宏论，鲜有言之凿凿的断语，却在言而有据、简练准确的言辞中传授出广博而富有深义的知识，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领悟到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和美。读者在这本书里通篇读到的，首先应该是这一点。此外，李赋宁先生除英文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等欧洲文字，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学学者，他也很推崇英国古典学大家A. E. 豪斯曼（Housman，18591936）思想性文本考据的治学方法，因此，行文中多有旁征博引、追本溯源的精彩分析，特别是在对作品细读赏析的一些篇目中，尤是如此。读者在这些篇章中自可获得阅读的享受，同时也可领悟到为什么李先生号召人文科学研究者首先要学会语文文献学了。
研究和欣赏西方文学，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西方文学传统的源流、体裁和类型、文学成就的高峰，国别文学之间的借鉴和影响，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及其得失，甚至是文学翻译史等，都必须有个清晰的谱系了解，站在社会文化的高度获得整体的观照，这样方能在随后的文本解读和鉴赏中做到心中有数。这是李赋宁先生一贯的思想。李先生一再强调指出：把握西方文学传统是一个研究者最主要的基本功，而对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几个重点和高峰，必须着重学习，力求熟悉、掌握 。对于这样的思想，初习者不可等闲视之。本书汇集了李先生在1945年至1992年期间撰写的有关西方文学的文章，语言平易而准确，既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论述，又有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这些文章论述西方文学的基本特点和鉴赏标准，谈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和寓言的源流影响，讲希腊悲剧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以及现实政治意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批评，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书中的文章也论述了古罗马诗人的诗歌和中世纪英国的拉丁散文，解读了乔叟故事的欢快和幽默、斯宾塞诗歌的华美和教喻、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社会意识和人性洞察、密尔顿诗歌的崇高和坚毅、斯威夫特散文的朴素和犀利、约翰孙散文的庄严与厚重。凡此种种，都能帮助读者获得一种登高望远、江上数峰青的阅读感受。
然而，整体的文学观念须用具体的文学文本构成。传统和个人才能之间，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李先生在本书的文章中，对文学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艺术家机智的头脑与人类传统精华，文本细读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关系做了分析和论述，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打好坚实的西方语言基础，而且要多读第一流的作品，通过对文本形式分析和细致的解读，达到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形成统一于真、善、美的文学欣赏口味；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文学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培养出一种对文学文本的综合的、全面的欣赏和理解的能力。李赋宁先生是十分重视文学文本细读的。细致入微又开阔放达的文本解析例子，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多有体现，比如《哈姆雷特》中大量的疾病和监狱的比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改革愿望；《麦克白》中诗行的音效和节奏象征着社会的罪恶和死亡的来临；《德伯家的苔丝》中一个词（sensation）的词源引申义，也表达了作者对单纯善良的苔丝的同情和怜悯等等。尤其是在乔叟的形容词一文中，李先生深入乔叟作品的语言肌理，分类探讨乔叟作品中的颜色形容词和感觉形容词等，指出它们在描绘自然、刻画人物、表达感情和渲染气氛等方面的功用，同时结合文学史、作家意图、社会历史、语言史和句法结构等因素，展示了乔叟作品中充满画面美感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民族特征。这样的文本细读堪称出彩的典范，读者应努力效法之。
另一方面，在李赋宁先生看来，对文学作品艺术形式进行细致的解读，这是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功，但这不应是脱离社会历史，特别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形式主义批评。相反，文学研究者应关乎现实，关乎政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和观点。李先生的文学研究具有明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关注艺术作品的人民性、进步性和先进性的观点。这也是贯穿本书各篇文章中的特点，它不仅表现在李先生在上世纪8090年代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而且也是他在上世纪4050年代的学术论文中坚持的鲜明立场。例如，上世纪90年代，李先生在论述英国大文豪撒缪尔约翰孙的文章中，坚持重申：约翰孙那篇著名的《致吉斯特非尔德爵爷书》（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是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向封建贵族宣示反抗的文学独立宣言。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多年，西方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大行其道。我曾就此观点问李先生：您难道不担心有人会认为这是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吗？李先生笑答：现在西方诸多的新理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们不是用来替代所谓旧的观点。文革时期有人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用过头了，但这样的文学分析方法在西方文学史上经过反复的检验，证明是合乎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东西。李赋宁先生的这一立场是坚定的，也是一贯的。读者在本书中通篇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李先生认为伟大作家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并且断言，伟大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都是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或有关人民和祖国命运的问题，为此他在本书的文章中讨论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的人民性；讲古希腊悲剧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要求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但丁在《神曲》中对教皇、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谴责攻击；薄伽丘《十日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现实主义内容；托马斯摩尔的富人对穷人的阴谋；巴尔扎克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资产阶级和深刻分析、无情揭露和批判。李先生在本书中也说明了莎士比亚与人民大众的血缘关系，展示了莎士比亚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关系加以深刻的分析和严厉批判；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麦克佩斯的腐蚀作用和败坏影响；讲到密尔顿，李先生认为密尔顿作为革命者，表达了对国家、为人民的崇高感情，而斯威夫特对人民寄予同情，对伪善的、掠夺的、贪得无厌的英国资产阶级极尽了辛辣的讽刺。
我们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西方各式各样的主义和理论话语多有影响，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已被解构。文学研究也有了一种理论化的倾向：仿佛一定要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文本解读仿佛一定要依附或说明一种西方批评理论和主义的有效性。这样的倾向会导致人们追求新理论而不求甚解，导致文本解读预设理论，画地为牢，消磨了主体美学感受和创新精神。这是一种貌似深沉的浅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就指出了这种所谓的奇异性美学：当今的主体开始丧失了绵延的历史感而变得鼠目寸光，而历史的消亡为我们的政治和政治实践罩上了阴沉的暗影；由于没有了历史感，我们与知识与思想渐行渐远。因此，杰姆逊呼吁：应该对文本政治化，应该时刻想到历史，永远进行历史化。以此观之，我们今天重温李赋宁先生脚踏实地、兼收并蓄的西方文学研究之道，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研究和欣赏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外国文学研究和鉴赏最基本的条件是娴熟地道的外语阅读和写作能力。这是李赋宁先生在本书的有关文章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李先生这样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西方文学的同志首先要学好西方语言。要努力达到阅读用外语写的文学作品像阅读用汉语写的文学作品时一样准确和熟练。如果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汉语译本，我们充其量只能了解到作者的哲学思想，而若想充分了解作者对宇宙和人生的态度和感情，就不得不靠阅读原著。这是我们学习外国文学的初心，是看家的本领。我们不应忘了这个初心，不应消磨了这个本领。特别是在我国大学的英美文学课程的教与学中，我们应该克服急功近利，寻求捷径的思想，摒弃那种通过阅读翻译作品和批评论著中译本，或对原文作品和论著不求甚解，而在用汉语写作的学业论文中强说理论、高谈阔论的倾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说，人类天生就有一种思想散漫却又畏惧空虚的本性，阅读以求克服空虚，却不情愿刻苦为之，这样的阅读无异于白日做梦而已。读者在李赋宁先生这本大家小书中应该感悟到：外语专业的学生如果通过汉译本学习西方文学，犹如刻舟求剑，应极力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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