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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获得者陈集益力作。
2、陈集益的小说兼有莫言的雄浑，阎连科的荒诞，余华的幽默。
3、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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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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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好人》收入了陈集益近年创作的六个中短篇小说。作者致力于书写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心灵记忆，以此反映时代洪流中人的生存处境。《制造好人》是荒诞时代的现实折射，也是人性的集中表演。《金塘河》中一心想要脱贫致富的父亲堪比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桑提亚哥，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驯牛记》和《狗》借动物说人，寓意深远。《侍候》和《特殊遭遇》写底层人的血泪挣扎，是与身俱在的痛与思。书中作品从艺术表现看多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从思想性角度看则属批判现实主义。其字里行间既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又葆有先锋文学的遗韵，从而使小说所产生的审美与意蕴，超越了社会现实和故事本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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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集益
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高中毕业后做过多种工作，2002年起北漂至今。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写作。作品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哭泣事件》《吴村野人》。曾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09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2-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三届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等。现供职于青年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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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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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自序） 陈集益 1
制造好人 1
驯牛记 49
金塘河 105
侍候 167
狗 197
特殊遭遇 223
打开时代与历史的魔盒（访谈） 陈集益 张鸿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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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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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
陈集益
（自序）
现代性于我是一个经常听说但又不太清楚具体含义的词汇。因此谈论这个词我会感到心虚。当然，在与人谈论文学话题时，偶尔也会从我嘴里冒出现代主义现代派后现代之类的词，心里直犯嘀咕，它们都有什么关联？我并不是一个喜欢钻研的人，比较害怕读理论书。有一阵子，我常常从评论家评述别人的作品里看到这个词，通过间接的理解，推测现代性可能跟工业文明、科技进步、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精神追求与传统有别。总之，我隐约感到它是一个与现代社会、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产生共振的词。说这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现代性的概念究竟怎么产生，想说明它的特点与意义，而是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为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的作者后，感到荣幸的同时也曾琢磨过我的小说与现代性是否存在暗合的问题。所以当我拿起笔，还是希望从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来回顾我怎么就写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作品，借机也梳理一下我的写作历程、追求，以及得失。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保守的人，穿着打扮显得土气，言行举止一直没有学会城市人的那套样式，甚至有意无意地拒绝融入城市人群，加上我这土得掉渣的名字还有大多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如此这般，往往让人以为我就是那类擅长写狗剩二蛋寡妇偷情妯娌吵架公公扒灰的乡土作家。事实上，我并不喜欢那样的故事，尽管在农村确实存在那样的人与事，尽管小说是可以复制现实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作家们更不该去渲染农村中那些粗鄙与低俗的内容，或者一转身，再将炊烟和老黄牛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符号来写。不管怎么说，写作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独到的发现。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在乡村看到癫狂、荒诞、异化、梦魇，看到这个时代投射的阴影产生一些稍微现代的思考呢？我以为乡土也好，城市也罢，仅仅是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载体，我们需要在惯常的认知上写出新的思想、新的意义。
收入本书的《制造好人》，故事虽然发生在我的家乡吴村，但是很显然，它想要表达的东西远远大于一个村庄的范畴。与其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小山村里的故事，不如说这是象征一个国家或者一段历史的寓言，我尽可能地融入了政治层面、信仰层面、文化层面、人性层面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驯牛记》中，那些养牛驯牛的过程尽管花去很多精力才得以准确描述出来，事实上，我要写的重心既不是农事经验，也不仅仅要塑造一头桀骜不驯的牛，我要说出的是被驯服的悲哀，驯牛史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规训史。而《金塘河》的写作，一方面叙述模仿了河流的流淌，时而流畅自然，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惊涛骇浪，但是这条河流终将要被下游的水库阻断，就像小说中的父亲一心想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终将破灭于寄托着美好愿景的洞中。整篇小说中，我最看重的就是山顶上那个洞的出现，如果说这篇小说确实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个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当我们挖洞越深，就越爬不出可怕的漩涡的裹挟。《狗》差不多也是这样写成的，只是背景放在了城市。
除了收入本书的这几篇，我还写了大量这类风格的小说。比如《野猪场》里野猪泛滥成灾，可以看作是欲望和权利失控祸及民生。《吴村野人》写的是文明人与野蛮人杂交后，上演了一出愚昧落后和现代商业社会畸形结合的闹剧。《人皮鼓》中我把剥人皮这个极端情节当作某个社会转型期的征候来写。因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兴的老板阶层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榨，其原始积累过程，我以为就是剥人皮的过程。在《杀死它吧》中正是那条血泪筑成的大坝破坏了河流的自然流淌，人工水库的出现导致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所有人最终陷入绝望的境地。又比如《第三者》中患病的前夫、不愿抛弃前夫的妻子、为了照顾前夫和不让家庭崩塌而特意招回来的现任丈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三者之间相互抵触相互折磨，那个忍辱负重的妻子所承受的苦痛，当她每天面临两个丈夫的蹂躏，我们何尝不正经历着类似的欺压？
有评论家看过我的大部分作品后指出，我擅长把人物推到一种面临选择时两难的绝境，阅读时我真是替人物担忧，怎样做都不行，又说，人物往往会有点偏执，怀着美好的愿望出发，但往往走向覆亡的悲剧。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困境。我常常为自己的无能、懦弱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感到无力，感觉找不到出路，心怀巨大的悲凉与沮丧。我不知道当我就像一个摇滚歌手扯着嗓子，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着这样的处境，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情绪，是否有点像行为艺术。但是，当我们感到难以言说时，我以为言说本身就是价值，尽管有可能不够雅致。我曾写过一篇《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从没有忘记我最初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尽管由于才疏学浅，我既理不清这历史，也无力提出什么问题，我能做的仅仅是忠实于我的记忆、在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许，我笔下呈现的世界很多时候是黯淡的、压抑的，甚至是残酷的，像《往事与投影》中充满了疯狂、暴力与死亡，《野猪场》《吴村野人》《制造好人》中充满了躁动与不安，但是，这的确是我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且自认为这样的体验至少在同龄人中还没有很多人去写，是值得我写的。
好的小说（当然不是全部）我以为是不能离开历史，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的，就好比我们的生活脱离不开政治的影响。年轻的时候，我曾喜欢花样翻新、手法诡变的先锋文学，甚至喜欢过单纯游戏性质的文字事实上现在也还爱读只是人到中年以后，就像对自己的家庭有了更多责任感，我对写作的态度也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前几年我读到杨显惠的作品，感到震惊的同时不免感叹，如果当年那些天才作家前辈倡导的先锋文学在强调怎么写的时候，不要有意疏远写什么，那么在我们国家就可能产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说不定现在的文坛就不是这么个格局。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以为是可以在一篇小说里同时得到解决的，它们不是矛盾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题材故事中传达我的思想和立场，也试图从先锋文学那里借用一些技巧（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精神）用于现实主义写作中，一方面遵守着传统写作的小说三要素，一方面通过隐喻、象征、变形、寓言化等等手段，抓取时代征候，反映时代洪流中的人物生存处境、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状态。
福克纳曾经说过：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这句话涉及诗人和作家的素养与人格。而小说是要体现作者审美取向、价值观、人格高下的一种文体，当一个人面对严峻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熟视无睹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作品也将是可疑抑或打点折扣的。
为了完成这篇自序，这两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只是合上书页，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说，我只断章取义地记住了福柯的几句阐述。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是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评性质询的品格。对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评的精神可能这是能被我记住的原因。尽管，我对现代性依然一知半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
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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