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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赫贝特曾是诺贝尔文学奖重要候选人。在米沃什等人的译介下，赫贝特成为全世界*受欢迎的当代诗人之一，被誉为欧洲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具有古典头脑的诗人一个时代的见证。 赫贝特在国内亦拥有大量拥趸，众多著名诗人、翻译家撰文推介或翻译其诗歌，并呼吁渴求赫贝特诗歌全集中文译本的出版问世。 本书由赫贝特版权持有人指定译者、波兰语权威翻译家赵刚翻译，是国内首次如此齐全地从原文译介和出版赫贝特的诗歌，将立体呈现赫贝特毕生诗歌创作的原貌。 內容簡介： 本书是波兰*杰出的新古典主义哲学诗人赫贝特的诗歌集，囊括赫氏的9本诗集，400余首诗作，全面展示了这个世界大师级诗人的诗歌风貌：他的思辩和反讽、怀疑与坚执、典雅而风趣，以及他的科吉托。Cogito，取自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赫贝特以此出发，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科吉托先生，震撼了世界诗坛。 赫贝特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候选人，也是英语国家*受欢迎的当代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蕴藏着二十世纪的苦难，饱含深情与幽默。在米沃什等人的译介下，赫贝特在英美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欧洲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具有古典头脑的诗人一个时代的见证。其个人诗歌选集连续获得多项国际权威大奖，作品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出版，影响了全世界范围的诗歌创作。 本书由赫贝特版权持有人指定译者、波兰语权威翻译家赵刚翻译，是国内首次如此齐全地从原文译介和出版赫贝特的诗歌，将立体呈现赫贝特毕生诗歌创作的原貌。 關於作者： 作者：兹比格涅夫赫贝特Zbigniew Herbert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利沃夫，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华沙去世。波兰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赫贝特的创作题材广泛，既涉及欧洲古典文明的内容，也涉及对二战灾难的反思，更有对二战后波兰社会的批判与反抗。其创作的科吉托先生系列诗歌社会反响巨大。赫贝特本人曾获得波兰白鹰勋章以及二十余个文学奖项，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近四十种语言出版。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赫贝特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译者：赵刚，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波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波兰语教学以及波兰文学、历史、文化等。主要著作有：《波兰文学中的自然与自然观》、《二十世纪中东欧文学史》（波兰部分）；译著有《通向太阳的跑道》、《索拉里斯星》、《肖邦故乡波兰》、《微光》（合译）、《海上迷宫》、《巴卡卡伊大街》（合译）、《面向大河》等；编有《祀与戎欧洲反法西斯诗歌选集》。目前担任《欧洲语言文化研究》主编、《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主编。二〇一〇年荣获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二〇一八年获波兰艺术之光文化功勋奖章。作者：兹比格涅夫赫贝特 Zbigniew Herbert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利沃夫，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华沙去世。波兰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赫贝特的创作题材广泛，既涉及欧洲古典文明的内容，也涉及对二战灾难的反思，更有对二战后波兰社会的批判与反抗。其创作的科吉托先生系列诗歌社会反响巨大。赫贝特本人曾获得波兰白鹰勋章以及二十余个文学奖项，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近四十种语言出版。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赫贝特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译者：赵刚，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波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波兰语教学以及波兰文学、历史、文化等。主要著作有：《波兰文学中的自然与自然观》、《二十世纪中东欧文学史》（波兰部分）；译著有《通向太阳的跑道》、《索拉里斯星》、《肖邦故乡波兰》、《微光》（合译）、《海上迷宫》、《巴卡卡伊大街》（合译）、《面向大河》等；编有《祀与戎欧洲反法西斯诗歌选集》。目前担任《欧洲语言文化研究》主编、《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主编。二〇一〇年荣获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二〇一八年获波兰艺术之光文化功勋奖章。 目錄：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高兴 冷峻辞藻下燃烧的道德火焰（中译本前言一） 赵刚 灵魂的纤维和灵魂的软骨（中译本前言二） 赛熙军 光弦1956 赫尔墨斯、狗和星星1957 客体研究1961 文字1969 科吉托先生1974 《来自围城的报告》及其他诗（1983） 离别的挽歌（1990） 罗维戈（1992） 风暴尾声1998 內容試閱： 冷峻辞藻下燃烧的道德火焰（中译本前言一） 赵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法国里尔大学召开了一次名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天赋之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波兰、英国、瑞士、加拿大和法国本地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交流各自的翻译和研究心得，以此向二十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兹比格涅夫赫贝特致敬。这也是二○一八年为纪念这位伟大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之一。在法国这样一个文学大国，隆重举行纪念一位当代波兰诗人的国际会议，足见法国人对赫贝特的尊重与推崇。 我作为赫贝特作品的中文译者，也是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宣读了论文。会议的发起者布理吉蒂高迪埃是里尔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赫贝特作品的法文翻译和研究。我们相识于二○一六年，那时，在波兰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我们曾一同接受一家波兰电视台的专访，采访的主题就是赫贝特。 里尔会议结束当晚，高迪埃教授邀请部分与会学者到里尔老城的一家餐馆小聚。仲秋时节，里尔的夜晚已略感凉意。在餐厅门口的街边，临时拼成的一溜长桌，几把简单的木椅，一人一杯本地酿造的扎啤，话题扯开，天南地北，但文学、波兰、赫贝特，无疑是那晚畅谈的高频词。某一个瞬间，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一些来自世界不同角落、曾经彼此毫不相干的人，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夜晚，坐在一个法国城市的街边，谈论着一位波兰诗人的种种，多少冥冥之中的偶然性彼此交结、碰撞，才会导致这一刻的到来。不禁令人感慨于人世难以言说的奇妙。 而就我个人而言，若非当年一念之差选择波兰语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那么如今，什么赫贝特、波兰文学，这一切则不仅与我毫不相干，而且必定是闻所未闻，形同陌路的了。然而此刻回想，能被无数的偶然推至这个法国街头的夜晚，我心怀感念。因为正是这些偶然，使我成为国人中少数能够用赫贝特思考和创作时所使用的语言，直接去触摸诗人的思想和心灵，与诗人进行跨国界、跨时空、跨文化对话的人之一。更幸运的是，我能成为赫贝特诗歌的中文译者，将这位诗人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就不仅是一份幸运，而更是一份荣誉和一种责任。 其实，我始终认为，翻译外国文学经典著作是一种机缘，对每一位翻译者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难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大师，有自己的经典著作，分别代表这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和思想层面的最高成就。而译者在本民族语言掌握程度、知识广度、思想深度等方面，都未必能达到原作者在其文化圈中所处的地位。这就形成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一种巨大的落差，需要译者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去努力弥合这道落差。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未必总能成功。 翻译赫贝特的诗始于二○○八年，那一年是赫贝特逝世十周年，被波兰议会确定为赫贝特年。为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波兰驻华使馆合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次赫贝特诗歌之夜的活动。为准备这次活动，我翻译了二十余首赫贝特的诗，供学生们阅读。我与赫贝特的对话也就此开始。而这场对话一谈就是十年。其间，我曾在《当代国际诗坛》和《花城》等书刊上陆续发表翻译过的一些赫贝特的诗；我翻译的赫贝特散文集《海上迷宫》也连同易丽君、张振辉先生翻译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和《花园里的野蛮人》一起，被花城出版社纳入蓝色东欧译丛出版。如今，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赫贝特诗集》的中文版即将付梓，令人倍感欣慰。但我相信，我与赫贝特的十年对话，不会就此结束。 赫贝特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波兰最杰出的几位诗人之一，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文学家之一，也是在当今波兰不同社会阶层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诗人之一。二○一六年十月，波兰副总理兼波兰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雅罗斯瓦夫戈文先生访华期间，听说我正在翻译赫贝特的诗集，立刻说自己是赫贝特诗歌的爱好者和忠实读者，非常高兴中国将翻译出版赫贝特的诗。在访华结束后不久，副总理先生还专门托人转交给我两本新出版的赫贝特作品集，令我倍受感动。而在平时的交往中，几乎每个波兰人在提到赫贝特时，也都仿佛说到了自己的导师、自己的偶像般肃然起敬。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位诗人？ 二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赫贝特出生于利沃夫城。今天的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一座重要城市，是西乌克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然而在历史上，从一三八七年到一七七二年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曾长期由波兰管辖。一七七二年，波兰第一次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利沃夫被划归奥地利，成为奥匈帝国属下加利西亚地区的首府，但同时仍是波兰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重获独立。利沃夫成为波兰与刚刚宣布独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之间领土争端的焦点之一。经过反复争夺，一九二○年波兰终于恢复了对利沃夫地区的统治。利沃夫也迅速发展为波兰第三大城市和第二大科学文化中心。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利沃夫先是被苏军占领，之后被德军占领，然后又被苏军占领。直至二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利沃夫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大批的波兰居民被迁往波兰西部从德国获得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利沃夫成为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这座城市动荡曲折的历史，折射出整个东欧地区各民族在大国角力的背景下，遭受的深重苦难和独有的碎片化的历史叙事。而这一切对于像赫贝特这样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诗人来说，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赫贝特的家族来自英国，他诗歌中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矜持大概与其身上英国人的血脉不无关联。然而终其一生，赫贝特始终把波兰看作自己唯一的祖国。赫贝特的父亲名叫博莱斯瓦夫，在一战期间曾随毕苏茨基将军领导的波兰军团作战。博莱斯瓦夫的母亲，也就是赫贝特的祖母是亚美尼亚人。关于祖母和她的亚美尼亚血统，诗人曾在一篇题为《奶奶》的诗中有所提及。 二战爆发前，赫贝特开始在利沃夫的一所国立中学就读，接受了比较传统的基础教育。但好景不长，战火开始蹂躏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这在十几岁的赫贝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二战期间，赫贝特一边在地下学校坚持学习，一边参加了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国家军。关于那段经历，诗人在题为《生平》的诗中写道： 校工拿着大铃铛跑出来 大张着嘴巴 摇响了火灾的警铃 画面彻底颠覆 一些全副武装的男人 跑进男孩们玩耍的庭院 大搜捕开始 有些人成功逃脱 逃进森林里 继续做着游戏 扮演军警和匪徒 　在利沃夫被德国人占领期间，赫贝特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各种工作，其中包括在鲁道夫维格尔教授生产斑疹伤寒疫苗的研究所里做健康跳蚤的人体宿主，在五金商店里做售货员，等等。一九四三年，赫贝特在地下学校完成了中学课程，并通过了毕业会考。之后，他开始在地下大学杨卡吉米日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专业。 一九四四年三月底，在苏军即将攻入利沃夫前，赫贝特离开故乡，前往位于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并很快与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国家军取得了联系，继续参加反纳粹的活动。克拉科夫是波兰古都，人文荟萃之地。在那里，他一边在经贸学院学习经济，一边去雅盖隆大学和美术学院听课。一九四七年，赫贝特获得了经贸学院的文凭，随后前往位于波兰中部的托伦，在当地的哥白尼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一九四九年，赫贝特获得了托伦哥白尼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他被托伦哥白尼大学哲学系接收为二年级学生。在哲学系，他碰到了一位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亨利克艾尔赞贝格教授。亨利克艾尔赞贝格教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主要从事伦理学、美学和哲学史研究，同时还专注于格言警句的研究。他在价值论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对价值的概念、善与美的区别都有过很深刻的论述。此外，他对古罗马皇帝兼作家、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研究也颇有建树。这些在赫贝特后来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中，都留下了显著的印记。赫贝特晚年曾专门作过一首题为《致亨利克艾尔赞贝格百年诞辰》的诗，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 　假如没有遇见你，我会成为什么人我的导师，亨利克 这是我第一次对您直呼其名 带着归属于那些高大身影的虔诚与尊敬 可能终其一生，我都是个可笑的男生 总是在寻找 拘谨寡言、自惭形秽 懵懵懂懂 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确只是痴人说梦 充满了喧闹和暴行 你严厉的平和、细腻的力量 教会我如何苟活于世，像一块会思想的石头 坚韧冷漠又不乏柔情 　根据《雅尔塔协定》，波兰东部大片地区在战后让给苏联，而德国向波兰割让其东部领土。大批原本生活在波兰东部地区的人民，被迫迁往波兰西部的新获土地。一九四六年，赫贝特的父母就是随着这批移民从利沃夫迁到了波兰北部海滨城市索波特。一九四八年，赫贝特来到索波特与父母团聚。在此期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格丁尼亚波兰国家银行工作，编辑《商业概览》，在波兰文学家联合会格但斯克分会办公室工作等。 一九四九年，赫贝特离开父母所在的索波特，回到托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九五一年秋，他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在华沙大学继续攻读哲学专业。赫贝特复杂的学习经历，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方面由于战争及战后相对混乱的教育现状造成，另一方面也源于赫贝特本人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对知识本能的追求。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语文学、经济学、法学，所有这些学科叠加在一个人头上，必定产生了某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再加上天赋的诗才，从而造就了赫贝特这样一位独具魅力的诗人。 战后初期的华沙仍然是百废待兴。由于战争的破坏，居民住房十分紧张。在华沙最初的几年，赫贝特的生活境况十分窘迫。他尝试以写作为生，但主要写一些剧评、音乐评论、展览报道等，发表在一些不见容于当局的比较小众的刊物上。随着这些刊物被一一关闭，他的生活愈加困难。他只能与很多人合住在一间地下室里，尝试从事各种工作，甚至一度不得不以卖血为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风云变幻的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六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光弦》出版，立刻声名鹊起。这也使得赫贝特跻身于维希姆博尔斯卡、塔鲁热维奇、塔诺瓦克等人所构成的波兰56代诗人之列。这一批诗人是在波兰政治生活解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即所谓的当代派，对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波兰文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文学上的成功给赫贝特带来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九五七年，他从波兰文学家联合会获得了一处很小的房子，而文联提供给他的一百美元奖学金，使他实现了第一次出国旅行。 一方面出于对地中海文明的痴迷，另一方面出于对波兰国内灰暗现实的厌烦，赫贝特将旅行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赫贝特就不断穿行于波兰与欧美各国之间。这些旅行不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也不断提供给他新的视角，激发他新的思考。 但有意思的是，与米沃什不同，赫贝特从未真正决心移居国外，而只是满足于不断开始新的旅行。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看，赫贝特的旅行往往是真正意义上的穷游。他旅行所需经费的来源非常有限，常常是获奖的奖金，或者参加诗会的酬劳等临时性收入。然而，旅行让他能够近距离接触外部世界，深入体验欧洲古代文明和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赫贝特先后造访了奥地利、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旅行时间长达一年以上。一九六三年秋，他再度前往英国，十二月转往巴黎。次年一月在巴黎波兰图书馆领受了科希切尔斯基奖。一九六四年夏，他在意大利和希腊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之后转道法国回国。次年，他成为《诗歌》编辑部的成员。 下一次出国的机会是一九六五年十月去奥地利维也纳领取莱瑙奖。与此同时，他还成为了西柏林艺术学院以及慕尼黑巴伐利亚美术学院的成员。在奥地利，他一直待到一九六六年春。之后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九月，赫贝特在法国长住。之后他前往德国，沿途游览了荷兰和比利时。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赫贝特与卡塔日娜捷都什茨卡在波兰驻法国领事馆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赫贝特应美国诗会的邀请访问美国，访问了纽约、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新奥尔良、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地。在访美期间，恰逢他的诗集英译本在当地出版，引起美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本诗集由波兰著名诗人、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亲自翻译，无疑也成为了米沃什和赫贝特之间深厚友谊的宝贵证明。 在美国期间，赫贝特在纽约、伯克利和洛杉矶等地都曾发表演讲。此后直到一九七一年，赫贝特往返于美国和欧洲之间，并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学年担任美国洛杉矶国立大学的客座教授。此时，赫贝特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波兰诗人。 一九七一年秋，赫贝特回到波兰，寄住在华沙的一个朋友家中。一九七二年，他成为波兰文学家联合会成员，并且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例如签署了著名的《17人公开信》。这一年，他还加入了波兰笔会。一九七三年，赫贝特前往维也纳领取赫尔德奖，之后前往希腊度假。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赫贝特在格但斯克大学任教。一九七四年，他就波兰人在苏联的权利问题起草了《15人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签署了著名的《59人备忘录》。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他再次到国外居住，主要住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赫贝特回到波兰。这时候的波兰正是社会矛盾激化，团结工会风起云涌之际。一九八六年，赫贝特移居巴黎。一年后，他成为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员。一九八九年之前，赫贝特就被授予了波兰复兴骑士十字勋章。一九九一年五月，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让他有机会到以色列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旅行。 一九九一年，赫贝特回到华沙。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但强烈的使命感和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始终关注弱者、为被压迫者奔走呼号。同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轨后波兰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也让诗人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 一九九四年，诗人坐着轮椅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出国旅行去荷兰参加新教堂郁金香展。赫贝特患有严重的哮喘，说话困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重病缠身，长期卧床。但尽管如此，他仍勤奋工作，诗集《风暴尾声》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出版。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在华沙病逝，享年七十四岁。七月三十日，时任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决定向他追授波兰国家最高勋章白鹰勋章，但他的遗孀卡塔日娜却拒绝领取该勋章。直到九年后，二○○七年五月三日，波兰下一任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再次决定向赫贝特追授白鹰勋章时，他的遗孀和女儿才领取了奖章。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兰共和国众议院决定，将二○○八年确定为赫贝特年。 灵魂的纤维和良心的软骨（中译本前言二） 赛熙军（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我被赋予的是一个编年史家的次要角色。一九八二年冬，兹比格涅夫赫贝特曾这样写道。其言语中既显露出人在历史面前的虚弱无力，同时又流露出强烈的责任感，即无论环境如何，都应诚实地记述环绕我们的周遭世界。 他所属的那一代波兰人，曾经悲惨地体验了二十世纪的两场风雨。面对艰难的道德选择是同流合污，还是不计后果地勇敢反对他选择了一个独立观察者和评论者的态度。为此，他承受了艺术上的寂寂无闻和物质上的穷困潦倒。然而他并不把自己的毫不妥协看作是英雄主义行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诚实的表征和对基本伦理价值的坚守。天晓得，假如诱惑更加美丽优渥他在《品位的力量》中自我反省，从而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片刻的犹疑和脆弱。然而他紧接着补充道： 这并不要求很伟大的人格 我们的拒绝、异议与执着 我们有过一点必要的勇气 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品位问题 是的，品位 包含灵魂的纤维和良心的软骨 赫贝特以科吉托先生这个独创的诗歌主人公的双眼，审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整个世界。的确，科吉托这个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我思恰当地反映了诗人写作的内核：理解现实，以便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非同一般的视角，使赫贝特的诗具有普及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其数量早已超过三十种。 赵刚教授翻译的赫贝特作品，将科吉托先生和他的思考带入了中国文化范畴。这本《赫贝特诗集》的诞生，无疑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译者不仅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找到恰当的平衡，还需要在欧洲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的文明圈中实现平衡。赫贝特的创作深植于欧洲古代文化和《圣经》传统之中，这对翻译者来说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译文不仅需要准确地表达词语的意思，还需要透析种种比喻和隐喻的内涵，而这些内容对于非欧洲读者来说往往是模糊不清，甚至经常是难以理解的。 期望中国读者能够阅读赫贝特的诗。我坚信，中国读者将会认同其诗歌中的普遍价值。赫贝特在其诗歌中所描述的诸多道德问题，并未随同二十世纪的离去而消逝无踪，而仍然时时存在于我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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