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一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文化与价值》（Culure and Value），德文原名为《杂驳的评论》（Vermischte Bemerkungen）。德文第一版由舒尔坎普出版社于1977 年出版，英德对照第一版由布莱克维尔出版社于1980 年出版（以下简称第一版），英译者为彼得温奇（Peter Winch）。该书出版后，编者们对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并于1994年出版了德文修订版，之后温奇参照修订后的德文版对原来的英译本进行了修改，并于1998 年出版了英德对照第二版（以下简称第二版）。读者朋友现在看到的这个译本，是从第二版翻译过来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区别在接下来的1994 年新版序言中已交代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补充一点，由于本书隶属于一套丛书，为了与其他书名保持一致，丛书编辑将书名改成了《论文化与价值》，多了一个论字。为了全文一致，本书中译名均改为《论文化与价值》。
二
我想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出版情况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节。本书的作者是维特根斯坦，这没错，但他生前出版的书其实只有一本（文章倒有几篇），那就是《逻辑哲学论》，其英德对照第一版出版于1922 年。换言之，《逻辑哲学论》的出版，维特根斯坦是与闻其事的，而其他的书，都是他死后才正式出版的。再换言之，市面上见到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后来的编者们（主要是里斯、冯赖特、安斯康姆）替他出版的。为简便起见，可将市面上的著作分成这么几种：第一种，完全由编者从维特根斯坦的手稿中逐条挑选出来并排列在一起的，这样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论文化与价值》；第二种，他人记录的课堂笔记或讲座笔记，比如《蓝皮书和棕皮书》；第三种，维特根斯坦的全部遗稿（Wittgensteins Nachlass），由6 张CD 构成，需要在电脑上阅读，包含了他全部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笔记，由卑尔根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0 年联合出版。前面这三种为数不多，还有一个第四种，也是市面上最多的一种，是编者们对他的手稿、打字稿加以挑选、编排、编辑，然后再成书并出版的。这类著作的由来和他的写作特点密切相关，他不喜欢写结构完整的文章，喜欢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段的评论。这些评论中的多数可以按照它们处理的主题来归并，但有一些则和前后文本毫无关系，几乎就像是从天而降。它们也许记录了一些突然浮现出来的想法，甚至是忽然想到的妙语（《论文化与价值》中的很多评论就属于这一种）。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巨多的评论，它们构成了他的全部手稿。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基于各种目的，他曾叫打字员制作过一些打字稿，制作过程中不停地对原内容加以修改。维特根斯坦去世后，编者们首先出版了最为成熟的《哲学研究》（1953 年），该书的第一部分是他亲自编辑过，已经形成打字稿，明确想要出版的，它大概最接近于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的书。接下来，编者对剩下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编辑和整理，使其他著作得以相继面世。这个编辑的过程无疑是漫长而痛苦的，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14 本著作为例，从最初的《哲学研究》，到最后的《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第二卷》，中间几乎间隔了40 年。也就是说，编者替维特根斯坦出版他的著作的过程持续了40 年，这也就是说，这个编辑出版的过程持续了40 年。
三
维特根斯坦的书很难懂，这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但《论文化与价值》可能是最难懂的，因为这里面的所有评论都是冯赖特从维氏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有很多评论根本没有上下文，只有孤零零的一句话。冯赖特在其序言中说这些评论带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美感和深刻性，这句话其实可以理解为我真的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但觉得它们很美，很深刻。没错，这大概是读者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是我最初的印象。我读本科时有两位常在一起厮混的好友，是浙江大学99 级哲学系的。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很感兴趣，我常在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维氏格言，如词语的意义在于使用数学是杂驳的证明技术的混合体之类的。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话酷毙了，但听不懂。《论文化与价值》大概也是他们借给我看的吧。顺便说一下，当时我读的那个版本是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出版的，译者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的许志强教授（我听过许老师的很多课）。后来，我在浙江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导师是李磊先生，他的研究领域是科技史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指导下，因为看不懂维特根斯坦而很受伤的我基于一种哼，你让我看不懂，我偏要把你搞定的心态，决定做维特根斯坦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去厦门大学哲学流动站做了博士后，导师是知名知识论学者陈嘉明先生，但我主要还是做维特根斯坦方面的研究。留校任教以后，我曾为本科生开过几次讲解《哲学研究》的课程。到了2016 年冬天，许志强老师突然发来微信，说他的译本可能要再版，让我帮着校对一下。许老师是我们本科时代的偶像，他的要求绝对让我受宠若惊。彼时的我正在抱着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现代德语实用语法》学德文，感觉背语法实在没什么意思，索性就对照德文校对，权当学德文了（虽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看英译）。断断续续地搞了半年，终于校对完了，自觉德文阅读水平也提高了。许老师的译本是有一些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译本是根据第一版译出的，但是比起第一版，1998 年出版的英德对照第二版其实有颇多改进的：首先是改正了为数不少的拼写错误，其次是文本的写作年代更为准确了，然后是内容方面也更为完整和详实了，因为第一版中的一些评论是删减过的。因此我强烈建议许老师按照第二版来修改和补充。
四
啰嗦了一大堆，有一个问题在前面等着我：你既然已经帮人家校对了，为什么还要自己再出一版呢？理由很简单：我想这样做。但你想这样做根本不是一个理由！好吧，那就给出几个理由：第一，许老师的译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我是从德文直接翻译的，从英文翻过来的中文，和从德文译过来的中文，二者毕竟有些不一样。
第二，市面上已有的中译本（涂纪亮译本、许志强译本、黄正东和唐少杰译本）都是从第一版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第二版，但前面说了，第二版比第一版好。第三，我的译本和市面上的中译本在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明眼的读者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至于孰对孰错，我就不判断了，请朋友们自己判断吧。第四，对于那些不想只当文化爱好者，而是想要认真研读《论文化与价值》的读者来说，中译本总是越多越好，毕竟可以做个参照。当然，若读者朋友可以读英译版（现在大家的英文水平都很不错，而且彼得温奇的英译已经十分流畅了），或者德文版，甚至对照着读，那就更好了。不过，理由之链总有一个终点，理由穷尽处，我们就行动，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教导我们的嘛。
五
维特根斯坦难，一是翻译难，二是理解难。先说翻译难。维特根斯坦的文笔极其精彩，他对词语的挑选已经达到了强迫症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风格写作，这种风格的形式是非原创性的就像我的一样但它的用词是精心挑选的（序言中的引文均出自《论文化与价值》）。如果一时半会无法挑选出那个词，他会写下几个意思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词或句子，并用符号隔开，第二版把这些异文全部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我只保留了出现在正文中的那些表达式，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相信编者的眼光，相信他们能选出最好的那个；二是基于美学上的考虑，就是不想让脚注显得太多，否则几乎每页都有脚注了。总之，文笔越精彩，就越难翻译。除此之外，对于译者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写作中还有两个方面是特别难以处理的。一是语气词。其他作家我不知道，但维特根斯坦很喜欢用小品词，比如doch 和noch。小品词不好翻译，因为翻译要更多地取决于语境。语境搞错了，那就译错了。随便举个例子，Aber es ist sinnlos darber mit ihnen zu reden，auer du willst doch da sie das zimmer von auen bewundern! 这话中的doch 怎么译呢？这是一个有语气的句子，doch 的作用就是让它有语气，这没错，但是该译成但是和他们说起它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就是希望他们从外部欣赏这个房间！呢，还是除非你还是希望他们从外部欣赏这个房间！，还是除非你仍然希望他们从外部欣赏这个房间！，还是干脆除非你希望他们从外部欣赏这个房间！？好像四种都可以，都有语气。但用哪种呢？前面的文本是告诉某人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你补充说你是不可能理解的。若你不愿意某些人进入某个房间，那就上一把他们没有钥匙的锁，既然别人不会理解，就不用说了，不想让别人进入房间，就上一把别人打不开的锁，如果还要和别人说那些东西、那个房间，就没意思了。因此，我倾向于第二种。二是标点符号。维特根斯坦很喜欢用破折号，也喜欢用分号，但第一个不是我们汉语的破折号，第二个也不是我们汉语的分号。举个例子，Dort sind Htten;bei Paulus eine Kirche，若译成那里有茅舍；在保罗那里则是教堂，这里的标点就有点奇怪了。中译者一般用汉语中的破折号和分号来对应这两个符号，但我们不能按照中文习惯来理解。分号的作用其实介于逗号和句号之间，并不表示并列关系，分号两边的句子之间的关系既不像逗号那样紧密，也不像句号那么不紧密。因此，我要么将其变成逗号，要么变成句号，这取决于语境。
破折号的问题更加啰嗦一些。在《论文化与价值》中，这些破折号有的是两个破折号用作一个括号（这个容易区分），有的则放在一段话的最后，用作一段话的结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接下来的段落和上面这段话已经毫无关系，所以在翻译时这种破折号一般会被删除），有的破折号后面还会加上一个通常被用来表示并列关系的&符号（一般也会被删除）。此外的大部分破折号，我觉得都是用来表示某种运思过程的，因为他常常谈到某种思想活动（Gedankenbewegung），而这些破折号表示的就是这些思想活动的走向。这里要郑重地说一句：本人的翻译定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六
再说理解难。理解难，这没错，但其实难法有很多种，难的原因不一，彼此有些差别。就《哲学研究》而言，理解难最大的原因是分不清对话者（interlocutor ）和维特根斯坦自己（虽然对话者的很多话其实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倾向于说的），书中有很多段落其实是两个声音的对话，就像伽利略笔下那场关于两个宇宙系统的对话，只不过哪些话是假想对话者说的，哪些话是作者本人说的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没有像在伽利略那里那样清楚罢了。对话者在《论文化与价值》中出现的频率不高。那么，《论文化与价值》的理解难，又难在哪里呢？该怎么克服呢？第一，没有上下文。很多评论只是孤零零的一句话，根本没有上下文，前面说了，这些评论中的一些只是记录了突然出现的想法，突然想到的妙语，和他的哲学其实没什么关系。比如这一句：一个奇特的类比可以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即使是最大的望远镜的目镜也不能大于我们的眼睛。针对这类评论，我们其实不必深究什么，将其当作一句妙语欣赏一下，当然也是可以的。顺便说一下，维特根斯坦是很喜欢使用比喻的，他说一个好的比喻使理智焕然一新，这也是他的写作风格的一部分了。第二，有很多文艺评论。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文化爱好者不喜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而喜欢《论文化与价值》的原因。他们的想法是：哲学著作看不懂，而且看起来好累哦，文艺评论无所谓懂不懂，只要走心就可以了。这种想法也没错，毕竟这年头让人走心的东西也不多了。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些读者的读书目的不是走心（走不走心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真想要知道维特根斯坦在说什么。对于这样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不要去管维特根斯坦那些指名道姓的评论，特别是那种只有一句话的评论。比如勃拉姆斯的压倒一切的技巧，比如舒伯特是不信教的，是忧郁的，这些评论是无所谓理不理解，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你只有在那种文化中，即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文化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像他那样精通音乐（勃拉姆斯自己就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常客），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么说吧，文化就像一张脸，这些评论就像会说话的眼睛，但眼睛只有在一张活生生的人脸上才会说话，把它们挖下来，那就什么话也没了。当然，如果有人（如所谓的音乐鉴赏家）说：嘿，我理解老维的话，他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对此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除去那些只有一句话的评论外，还有一些篇幅较长的评论，我觉得这些评论是更容易理解的（虽然这种理解构成了一个彼此不同但又彼此相似的家族），比如涉及莎士比亚的部分。莎士比亚的名字在文中出现了16 次，比起托尔斯泰对莎翁的态度，维特根斯坦的态度似乎还算客气，但也已经够刻薄了：对于莎士比亚来说，本质性的东西可能是他的无须费力和他的任性（selbstherrlichkeit），因此，为了能够真正地崇拜他，你就得像接受大自然，比如像接受一片风景那样去接受他。更刻薄的是他对于莎翁崇拜者的态度：我这样说的意思当然不是无穷多的文学教授不是在缺乏理解并基于错误理由的情况下将无穷多的赞美赠送给了并且还要继续赠送给莎士比亚。的确，要是有人去问莎士比亚的崇拜者：莎士比亚到底好在哪里呢？对于真正的思考者而言，他当然很棒啊！他不厉害还会这么有名吗？他展现了人类的激情！他如此成功地刻画了如此多的著名形象（此处省略了无数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书籍）好像都不是答案，因为这些答案中每一个都不如莎士比亚很好来得确定（虽然很好仍然悬在空中）。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弗洛伊德，他的名字出现了10 次。总之，多琢磨篇幅长的评论，不要管只有一句话的评论，这就是我的建议。第三，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除文艺外，《论文化与价值》中的很多评论也涉及哲学，但不是具体的哲学观点，而是哲学本身。看完这些评论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维特根斯坦自己不就是哲学家吗？干嘛这么瞧不起哲学家？确实，正如他所言：哲学家是那种在能够到达健全的理智之前必须治愈自身中的很多理智疾病的人。答案是：不是瞧不起哲学家，因为比起感冒，理智病乃是高级疾病，而且并不只有哲学家才会犯，学会语言的人都有可能犯。问问自己，时间是什么？是不是马上会想到时间之流，马上想到河流，马上想到匀速前进的河流？维特根斯坦是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的：语言给每个人准备了同样的陷阱，一张由隐藏得很好的错误道路构成的巨大网络。因此，我们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我们事先就知道他们会在何处拐弯，会在何处一直往前走而注意不到岔路，等等，等等。因此，我要做的就是在每一个有错误的岔路的地方树立标牌，以帮助人们离开危险之地。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对哲学（哲学家）持负面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哲学归根结底是我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后期则是语法）的产物，但让我们产生误解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本身。记住这一点，或许就可以理解他对哲学本身的很多评论了。第四，评论这种文体的本性。正如总是先有被描述的对象，人们才能去描述，评论（Bemerkungen ）也一样，先有被评论的东西，才会有评论。所以，如果读者不了解被评论的对象，那么这评论很多时候就是无的放矢了。维特根斯坦看过的书，见识过的人与事，我们很多都没有看过、见识过。有的可以用注释来补救，有的则不行。我的建议是：没必要因为维特根斯坦谈到某个人、某本书，就去了解某个人、某本书，这样太累了，但若谈到的是某个具体的观点或看法，就需要好好琢磨一下了，因为即使不了解给出这些观点的人，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些观点，进而了解那些评论。我对这四个原因的总结当然是一种十分初级的总结，我的建议最后可能也是毫无作用的，本书中的很多评论理解起来可能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读者朋友来说，不管是觉得很美很深刻，还是以为自己理解（比如有了一个自己的解释），还是真的理解了（标准之一就是：那些评论让你想起了你原本理解的其他评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其他著作中的评论），还是看完后陷入了沉默，还是像维特根斯坦自己说的那样想要用一个手势来对它们作出回应，都是可以的。
七关于译本，还要再补充几点。第一，脚注中会出现原注，这是原来的编者给出的注释，原来的编者给出了54 个注释，但我省略了一些，改动了一些，最后只剩下12 个。除此之外，其他的注释都是我给出的。顺便说一下，我还对书中出现的一些人名进行了注释，至于是哪些人名，都是由我决定的，通常是我觉得读者不熟悉的人。第二，文中的着重字体都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加的。维特根斯坦很喜欢用着重字体，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放慢读者阅读的速度，因为他自己说过：我的所有句子都要被慢慢地读。第三，在翻译过程中，我曾仔细参照过许志强老师的译本，也曾在不同时期浏览过涂纪亮译本、黄正东和唐少杰译本，在此也要感谢这四位前辈（遗憾的是，涂先生已经仙逝）。第四，我手中的第二版是远在北京的金冉大姐于2008 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帮我复印并寄给我的，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她帮我复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我欠她一份深厚的谢意，大概只能以请吃卤煮火烧来报答了。浙江大学哲学系的王俊教授和厦门大学外语学院的方厚生教授曾在德语翻译上给了我颇多的指导（特别是王俊同志，我估计他对我发给他的求助短信已经烦透了）；厦门大学音乐系的杨绿荫教授和厦门大学外语学院的张望教授曾在音乐专业知识上给了我颇多的指点（特别是热情洋溢的杨绿荫同志，她还推荐我看了一些很好的参考书）。总之一句话，谢谢了！最后我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于力平同志，倘若没有他，前面说的那一大堆话和接下来的那一大堆文字都将无法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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