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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作家张一弓中篇小说代表作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著名评论家何向阳精彩点评
★作家生活照片多帧
★精致小开本，好看好带
张一弓著《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一、该丛书是首部由当代著名评论家点评的涵括中国百年经典中篇小说、展示中国百年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
该丛书对五四以来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中篇小说的阅读坐标。当代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白烨、吴义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文本进行了精彩点评，这对于读者欣赏把握这些经典作品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丛书以作家分册，每册精选该作家*经典、读者认知度高的作品。除经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学化的作家小传及作家图片若干幅。所附内容既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文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料，对普通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样大有裨益。
三、所选作家有较大影响力。★著名作家张一弓中篇小说代表作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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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张一弓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这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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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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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共党员。历任《河南大众报》《河南日报》记者、编辑，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0年代接连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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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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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铁匠的罗曼史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中篇小说重读何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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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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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
张一弓中篇小说重读
何向阳
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这句话是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的。张一弓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一文在着重引用了这句话后，说道：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的确，研究历史的轨迹，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发生变化并经历着深刻变革的中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选项，而新时期之始，记录60、70、80年代的中国乡村变化的文学作品，优秀者我们可选出南丁的《旗》、刘真的《黑旗》、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但是在这些优秀者当中，我们绕不过去的一定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原因何在？在于它记述了一个作家对于中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这种思考是以人民为基本出发点的思考，是一个作家从人出发的人道主义的思考。
在一个特别的时期，人应该怎么做，才是作为人应该做的；在农民处于极度困难以至死亡的边缘时，农村干部应该怎么做，才真正是维护党的声誉、对党忠诚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李铜钟为了李家寨的上百十口百姓能存活下去，未经批准动用了国家粮食库存，并以统销粮的名义发给大家，救活了李家寨的乡亲，自己却被戴上手拷，最终还是因长期饥饿而死于县卫生院的病床上。当然，李铜钟和涉案的朱老庆、田振山最终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代价是惨痛的。历史需要反思，就像主人公之一田振山在但是之后的思考：还需要制定那样的法律，对于那些吹牛者、迫使他人吹牛者，那些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用其他手段侵犯农民利益而屡教不改者，也应酌情予以法律制裁。作者写道，活下来的主人公田振山辛酸地想，需要这样的法律！当吉普车爬上走风口，我们的主人公看到山洼里静静的李家寨，和一座坟上庄稼人的供飨和花圈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在心底呼喊：
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
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
这当然也是发自作家张一弓心底的呼喊。这呼喊发于1979年8月（小说发表于《收获》1980年第1期），距今已四十余年，却仍具有文学的意义，值得我们倾听。
张一弓是一位有思想的当代作家。这种思想如果追其根源，一方面是他的家学渊源，更多的是他个人对现实的深度观察。他曾写道：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责任制的驻队干部，使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关于人与政策的关系，或者说政策中人的表现和变化，更开阔一点说，是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人格的关系及变化，作为一个注重于现实生活的作家，是必得通过自己的思索而获得答案的。于此，张一弓的思索并未止步，他借助于文字反躬自问式地进一步求证写作对于他个人的意义与奥秘：既然历史转折时期的政策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联结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此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状态，既然这些政策是农民为之付出极大历史代价的智慧创造，那么当我试图反映现实农村的这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对变革时期变革的政策畏而远之，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使文学得到净化而成为不朽呢？图解政策的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但在纠正这一谬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幸呢？如果我在文学习作的全过程中牢牢记住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那么，当我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碰到了政治的，甚而是政策的因素，是否可以不必避开这些因素，而把这样能否写出大约每一位作者都希望写出的不朽之作的批准权交给历史，而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字呢？足见在现实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张一弓身为一个作家和书记员的矛盾。但是他随即又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矛盾，同样是在《听从时代的召唤》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不要图解政策和任何既定概念，但也不要避开政策对历史、对你所要写的人物命运以及他的形态和心态的重大影响；不要搞实用主义的趋时之作，但也不要拒绝接受不断变动着的时代通过活鲜鲜的人物形象传递给你的生活的指令。我想，这不仅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张一弓经由思考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视作他的文学所秉承的艺术精神的自白。
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反观其小说中社会政治或现实政策中的人，便不难理解张一弓小说笔下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社会性。李铜钟之外，我们在张铁匠身上看到了农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爱情和命运，我们更从春妞儿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农民作为主体在一定政策下对于命运的把握与改写。中国农民的命运，的确与历史社会中的政策关系密切，毋庸讳言，张一弓的小说显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更令我感动的还不是他对于社会的感知，而是他小说中对于承载着社会因素的人物农民的塑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1979年横空出世的李铜钟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新人，他的新在于为民请命，在于独立思考，更在于人民至上、人命关天。李铜钟诞生于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人物画廊中，其意义不止在于一个文学中的新人的出现，而是这个新人身上显现出的人性的思想的光辉，这一光辉正是在新时期文学之前的十年文学中已经被人们遗忘和忽视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赏《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的春妞儿，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新人，她的新在于，作为一个农村女孩，爱情因地位和身份而受挫，但她不曾气馁，而是苦学开车，成为拉货司机中的佼佼者，以自食其力的本领和淳朴宽厚的人格赢得了新的爱情。这个乡村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如何深入山村的一个角落，如何改写了一个山村女孩的命运。
而关于这一切的认识，是由一位作家带给我们的。是他的记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对一位作家在时代中的作为有所认知。
我想，这种认知并不复杂。它是真理，也是常识。一个作家之于他那个时代要做的，不外乎两个字诚实，诚实地记录，诚实地思考，并将这种诚实传递出去。
这一常识，如果用张一弓本人的表述，就是：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总是让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现实的存在：一种也许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环境中占据优势的黑暗势力，但它在总的趋势上却在消亡着，正在失去它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与之矛盾冲突着的对立面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或某一个局部的环境中居于劣势的进步力量，却在斗争中成长着，正在愈来愈惹人注目地表现着它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某哲学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能够对这两种现实做出符合它们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使我们既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而又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既吸收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的理想光芒而又把理想的光芒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这段写于1983年2月27日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具意义。于此，我们不仅需要感谢作为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的小说家张一弓，同时也要感谢伟大的辩证法，和笃信并传达它的伟大的文学。
2020年2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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