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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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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发展援助近几十年来的各种变化，他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为载体，回答了上述问题，讲述了发展援助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对我们了解并理解发展援助有重要、对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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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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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男，1961年生，陕西定边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7年9月，荣获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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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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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 发展援助从何而来？
章 西方发展援助ABC
第二章 西方发展援助出了什么问题？
第三章 西方发展援助走向何处？
第二编 新发展知识
第四章 新发展知识的兴起
第五章 新发展机构的出现
第六章 中国与新发展知识
第三编 中国对外援助
第七章 中国对外援助ABC
第八章 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援助
第九章 中国为什么援助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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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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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85年5月的一天，我的老师对我说，你明天去陪一下德国专家艾迪特博士到颐和园参观一下。老师说，你先熟悉一下他，日后可能会派你去德国留学。我当时硕士即将毕业，想出国读博士。艾迪特是这位德国专家的中文名字，这是我平生次近距离接触西方人。我和同学孙其信陪艾迪特先生游览了颐和园。我不记得与艾迪特先生都交流了什么，好像孙其信和他说的话更多。实话说，那时候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至多只能说些你好、再见之类的话。在这本书的序言一开始就讲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会与我过去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密切相关，国际发展援助竟然成了我的专业，我当时还并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发展援助。艾迪特博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联邦德国政府间发展合作项目“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的德方代表，是派驻到中国的德方长期专家。我当时只是只言片语地从老师那里获知德国政府在未来五年中为这个项目提供800万德国马克的援助。我当时想，这德国人为啥要为中国提供这么多钱的援助呢？直到我博士毕业，我的老师再也没有跟我提及送我到德国留学的事情，我也再没有和艾迪特博士有过直接的接触。
1987年，我在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有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是不是应该依然坚持提高化肥施用量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人多地少，需要注重通过良种和化肥的应用，提高土地产出。这篇文章报给了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杜先生在文章上做了批示，他讲文章写得很好。正好这时国际施肥大会在中国召开，杜先生让我去参会。我在这个会上见到了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土壤化学专家毛达如教授，他跟我讲，你到学校来工作吧，我们有一个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他的邀请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和艾迪特博士的简短接触。我对毛达如教授讲，我考虑考虑。1988年年底，我在中央农村政策会议上碰到了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石元春院士，石元春院士对我讲，你可以考虑考虑回到学校工作，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德项目吗？我说，知道呀，毛校长也跟我讲过这个事。1989年，出于多方面原因，在两位校领导的邀请下，我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担任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中方副代表。当时中心的主任是老校长安民教授，项目中方代表是毛达如教授，我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我报到后，毛达如教授、安民教授带着我正式见到了艾迪特博士。艾迪特博士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看着中方给他配了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问了很多问题，我基本上都听不懂，是由我们的老校长安民教授做的翻译。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时让我去陪同一下的这位德国专家，以后我要和他一起工作，更为尴尬的是，每次开会，我都需要翻译，当时我们的德文翻译是现在在联合国妇女发展署工作的郭瑞香女士。不久，艾迪特博士给了我一本小薄书，英文名是The Guidelines of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综合农业开发指南》)。我从这本书里了解了社区开发、参与、性别、赋权等很多概念。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解发展项目的规划、监测和评价，开始了解国际发展项目，并且把这些概念都视为西方的先进理念。我从来没有对这些理念提出过任何质疑，客观地说，我当时也没有那样的视野和知识水平来质疑。
后来，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我踏上了西方的土地，在德国和荷兰学习了农村发展、发展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方法。我学习的课程都是德国和荷兰为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工作的人设置的课程。我的身份就是所谓的“当地合作伙伴”。我在德国、荷兰比较系统地接触到国际发展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方法，把这些理论和实践方法都当作西方先进的知识，认真地学习。回国后，我将我学到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中国进行传播。1992年，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来了一位德方派出的培训专家，她的中文名字叫杨嘉琳。她从其他德国援助中国的项目中承接了很多咨询类的合同工作，带着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德国的项目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项目提供咨询服务。从事这样一项工作的理由是，要让德国的援助项目逐渐成为经济上可持续的项目，这样我和我的同事就从原来的“当地合作伙伴”转变成“当地专家”。我后来将这种当地专家取名为“发展掮客”，就是一种穿梭在外方和中方之间的协调人，给外方解释中方的意图、中方的想法，有时候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落实外方的理念。外方每天支付100德国马克的费用，相当于现在每天500元人民币，而当时的工资水平也就是每月100元人民币。我们逐渐成了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华援助非常重要的当地专家团队，我自己也成了“知名的国际发展专家”。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国际发展究竟是什么，我遇到多的问题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很多国内的项目单位的同志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提供援助？我总回答，他们有钱有技术，他们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我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组织从事发展援助所讲的他们的援助目的。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我在这个过程中先后编写了农村区域发展规划、农村妇女与发展研究、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方面的书，我的同事也编写了国际发展项目管理、参与式培训等方面的书。我和我的同事在实践过程中同时传播了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和概念。所以，客观地说，我和我的同事都算是典型的“发展掮客”。
1998年，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团队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我们走向何处的问题。后，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不应成为一个纯粹的发展咨询公司，而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的教学科研部门。同年，我找到福特基金会的代表托尼?赛奇博士和麦思文博士，请求他们为我们建立学科提供资助。我与福特基金会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都有比较紧密的合作，托尼?赛奇博士一直关注我们的发展。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想法予以积极的回应。与此同时，我通过学校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那一年正好赶上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当时的政策是压缩本科专业的数量，好在石元春院士是教育部学科调整小组的成员，我的建议同时也得到了农业部的大力支持。后来教育部的反馈意见是，农业大学搞发展研究不合适，应该叫农村发展，我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农村发展；接着，毛达如教授是时任校长，他说农村发展不好，加上个“区域”吧，我也只好说加上吧。这样，就诞生了“农村区域发展”这样一个本科专业。前一段，突然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加入微信群，这个微信名叫“农区”，我当时很纳闷，他解释说就是全国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微信群。实话说，无论是教育部，还是毛达如教授都曲解了我提出建立发展研究专业的初衷。当然，当时的初衷也仅仅是简单地想复制西方的“发展研究”。实际上，尽管我们形成了农村区域发展这样一个本科专业，但是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采用了西方发展研究的教学框架。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国际发展格局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变化。更没有想到，中国有一天会真的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研究”学科。
2004年，在上海召开了全球扶贫大会，我在会上听到了很多中国扶贫经验、中国发展方式等新的提法。在以后的几年中，国内的很多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始找我研究中国的减贫经验。这样的工作好像还属于“发展掮客”的惯性，但是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某种变化。2006年我主持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支持的中非减贫比较研究工作；2007年我带领团队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展开实地调研工作。这一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标志着我们身份的转变，也就如同我在很多场合讲的主客体关系的改变。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代表处开始作为专家研究坦桑尼亚农业发展战略并为坦桑尼亚政府提供农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咨询。在两年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方式，开始反思包括我过去工作在内的国际发展援助的问题。2011年，我基于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建立起的社会关系，建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能够在坦桑尼亚展开中国减贫经验的实地示范工作。我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志一起，在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坦桑尼亚分公司的支持下，在莫罗戈罗省选择了一个叫佩亚佩亚的村建立了村级减贫学习中心。这应该算是中国个在非洲村里展开的扶贫项目。2012年，我们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利用科技援外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另一个村狮子村建立了第二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从2011年到现在，我和我的同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非洲，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原来的受援者变成了援助者，由当地专家转变成了真正的国际专家，或叫“中国专家”。我们也开始在非洲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为这些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我们也在非洲找“当地专家”，支付他们咨询费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被支配和支配的结构性含义，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到的所谓“霸权”的政治警觉和文化自觉，指的就是在这样的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这种权力的意识。
我们在非洲实施援助的过程中，我反复强调：我们就是示范中国是如何做的，这叫“平行经验”，不要去做我们在中国为西方援助项目做的那些事，比如社会经济评价、性别培训、参与式培训等。我说，这些都是西方发展援助中的做法，并不是中国自有的做法，我们不需要把从西方学来的并且不确定在中国是否有用的东西，再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我把这样的做法称为中国经验的“主体性”，这听起来和在实践中是有一些“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有些人说我是搞“中国特殊论”，其实我认为，非洲并不缺乏西方的概念和实践，你到非洲工作就会发现，非洲的同事比我们更熟悉西方的东西，但他们的确不熟悉中国的做法。
在这些年里，我一方面和西方发展援助组织以及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着长期的合作，并开始在非洲展开中国方式的援助实践，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方面的各种学术和工作会议；另一方面，国内的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也常常邀请我参与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因此也有机会接触国内的各方面专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些关于国际发展援助、中国对外援助的观点，这些观点当然也来自我在过去30年集“当地合作伙伴”、“发展掮客”和“援助提供者”于一体的个人实践。
在过去几年我在互联网、报刊、微信公众号和一些学术讨论会等场合写了很多关于国际发展援助和中国对外援助的评论，也有一些对话和访谈，很多同事建议把这些散落在不同角落的材料汇集起来，便于大家参考。所以我将这些短文做了筛选和编辑，形成这本书。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是系统的观点论述，而是在不同场合的观点的汇集，便于从事国际发展研究和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同事参考和批评。本书回答了我30年前问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谈到了我对这个体系的反思。我在书里还提到了新援助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引起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关注。我不能说西方发展援助将会消失，也不能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会取代西方的。但是很显然，中国独特的援助方式正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版图。
需要提到的是，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并非我个人的观点，也来自国内很多的同行，来自我单位的同事。而且，我也把我同事唐丽霞、徐秀丽、陆继霞、张传红等，以及我的学生肖瑾、徐加、孟雷、陈玮冰在这方面写的一些短文收录进来。我要感谢这些同事和学生同意我把他们的观点放入这本书里，感谢我的学生孙兴斌和徐加帮我做了大量的筛选和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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