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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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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为作者所出版的*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小说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一个沮丧的教师，一个自杀嫌疑战犯敏感而孤独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小说所呈现的是经历了纳粹大屠杀，又陷入到齐奥塞斯库的极权统治的人们的生活，他们被冥冥中的力量所压制、怀疑和扭曲，变得受伤、软弱、失败。书稿语言的特点是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亦真亦幻的写作方式像独白又像呓语。本书作为马内阿的*部作品，基本具备了他成为国际一流作家的文学语言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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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诺曼˙马内阿
NormanManea
193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1988年到美国，从此在美国纽约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代表作有《流氓的归来》《巢》《黑信封》《法定幸福》《十月，八点钟》等。
马内阿是当今世界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与塔赫 middot;米勒并称为罗马尼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有评论者认为马内阿是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甚至把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他的作品不仅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在世界各国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
译者简介诺曼˙马内阿
NormanManea
193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1988年到美国，从此在美国纽约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代表作有《流氓的归来》《巢》《黑信封》《法定幸福》《十月，八点钟》等。
马内阿是当今世界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与塔赫米勒并称为罗马尼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有评论者认为马内阿是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甚至把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他的作品不仅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在世界各国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
译者简介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9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学与人文著作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923-1967年诗选》，叶芝《日记》，埃利˙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艾兹拉˙庞德《阅读ABC》，华莱士˙史蒂文斯《坛子轶事》，唐纳德˙巴塞尔姆《60个故事》《40个故事》，迈克尔˙杰克逊《舞梦》，奥克塔维奥˙帕斯《泥淖之子》，《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对话集》第1、2卷，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等，并在《今天》等海内外文学杂志发表《当代印度诗选》《保罗o穆尔顿诗选》《C.D.赖特诗选》等，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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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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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她"
"你"
"我"
媒体评论"我不知道如今在西方，有哪位作家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翻译和了解。"
--海因利希˙伯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对于人类做的*恶的事，马内阿给了我们勇气和诚实去面对；对于我们的人性，他则给了善和忠诚。
--《洛杉矶书评》
免费在线读再版序
《囚徒》（Captivi）这部小说是由一家新出版社，罗马尼亚图书出版社（社长马林˙普雷达，总编辑亚历山德鲁˙伊瓦西乌克）于1970年出版的，责任编辑为杜米特鲁˙采佩内亚格。本书的书名和此前一年所出版的《漫漫长夜》（Noapteapelaturalung?）有相似之处，都不符合党在文学领域所提倡的指导方针，至于内容方面就更不符合了。我在《囚徒》中进行了相对激进的尝试，这种尝试自然是存在极大政治风险的，更存在文学审美与鉴赏方面的风险。这部小说想要表达对封闭的拒绝与反抗，诺伊卡①或许会说，这是一种"无法开放的封闭"，这不仅仅是在面对凋敝的多边社会主义的封闭社会，或是在面对要求文章要有"战斗性"的指导与辩证的审美，同时也是在面对文学交流本身的传统与习惯，以及与阅读密切相关的接受性和消耗性。我认为我们日常像是在"喘息"之中，像是被一把虎钳所追赶着，它会在写作节奏的拥挤中找到一种相关性。假大空的话语似乎在不断地膨胀，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空话，你总是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不知所云的表达。而文中的讲述者仍会独自蜷缩起来，正如我自己一样，总带有着一种提防而坚定的戒备心，当面对周围环境与自身时，都会感到无比的陌生。在本书中我并没有使用所谓的"正面英雄形象"（抑或是那种可重复使用的形象）。反之，我把那种没有任何机会的、饱受"欺压与欺凌"的失败者、输者、残疾、囚徒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还有那种恰如其分的失败审美，而它本身就带有着部分的失败，和毁灭的忠诚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想要在书中有所安排的。
当前流行的"文本主义"与法国新小说派，都多多少少是为某种目的而服务的。通过持续的描写主义，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更像是某种"目录清单"，而它看起来却缺乏精神或社会的土壤，无法成为传统的或革新的、能够确立新体裁的先例。
考虑到我写此书的时间与地点，我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视角，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种审美的夸张，而是一种未愈合伤口的内在感受，不太愿意去接受一些所谓的玩笑。我不否认策兰①不及物②的诗歌，它被囚禁在大屠杀的黑暗之中，总带有着一种惶恐的、规范的伪病态，正如我始终欣赏的表现主义，而这一次却更为偏颇、伤痛、曲折、多产。还有就是我的文字不够清晰明了，这与当时官方在文化方面所不断提倡的精神不相符合。此类大大小小的挑衅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有时会到达一种晦涩难懂或是不可理喻的谵妄。
倘若这些文字出现在诗歌中，还是相对可以被接受的，例如现代的以及现代化的封闭，这是一种抒情革新的、迷宫般的语言探索。但若是这些文字出现在了小说的片段中，却变得难以令人接受。周围环境的以及环境所需要的文学的反抗，最终都成为了一种"接收人"自己的、也就是读者自己的怀疑与反抗，即便是最为边缘与孤独的人，也仍要坚持穿过这趟繁冗而昏暗的文学探险，一直走到最后。再版序
《囚徒》（Captivi）这部小说是由一家新出版社，罗马尼亚图书出版社（社长马林˙普雷达，总编辑亚历山德鲁˙伊瓦西乌克）于1970年出版的，责任编辑为杜米特鲁˙采佩内亚格。本书的书名和此前一年所出版的《漫漫长夜》（Noapteapelaturalung?）有相似之处，都不符合党在文学领域所提倡的指导方针，至于内容方面就更不符合了。我在《囚徒》中进行了相对激进的尝试，这种尝试自然是存在极大政治风险的，更存在文学审美与鉴赏方面的风险。这部小说想要表达对封闭的拒绝与反抗，诺伊卡①或许会说，这是一种"无法开放的封闭"，这不仅仅是在面对凋敝的多边社会主义的封闭社会，或是在面对要求文章要有"战斗性"的指导与辩证的审美，同时也是在面对文学交流本身的传统与习惯，以及与阅读密切相关的接受性和消耗性。我认为我们日常像是在"喘息"之中，像是被一把虎钳所追赶着，它会在写作节奏的拥挤中找到一种相关性。假大空的话语似乎在不断地膨胀，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空话，你总是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不知所云的表达。而文中的讲述者仍会独自蜷缩起来，正如我自己一样，总带有着一种提防而坚定的戒备心，当面对周围环境与自身时，都会感到无比的陌生。在本书中我并没有使用所谓的"正面英雄形象"（抑或是那种可重复使用的形象）。反之，我把那种没有任何机会的、饱受"欺压与欺凌"的失败者、输者、残疾、囚徒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还有那种恰如其分的失败审美，而它本身就带有着部分的失败，和毁灭的忠诚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想要在书中有所安排的。
当前流行的"文本主义"与法国新小说派，都多多少少是为某种目的而服务的。通过持续的描写主义，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更像是某种"目录清单"，而它看起来却缺乏精神或社会的土壤，无法成为传统的或革新的、能够确立新体裁的先例。
考虑到我写此书的时间与地点，我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视角，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种审美的夸张，而是一种未愈合伤口的内在感受，不太愿意去接受一些所谓的玩笑。我不否认策兰①不及物②的诗歌，它被囚禁在大屠杀的黑暗之中，总带有着一种惶恐的、规范的伪病态，正如我始终欣赏的表现主义，而这一次却更为偏颇、伤痛、曲折、多产。还有就是我的文字不够清晰明了，这与当时官方在文化方面所不断提倡的精神不相符合。此类大大小小的挑衅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有时会到达一种晦涩难懂或是不可理喻的谵妄。
倘若这些文字出现在诗歌中，还是相对可以被接受的，例如现代的以及现代化的封闭，这是一种抒情革新的、迷宫般的语言探索。但若是这些文字出现在了小说的片段中，却变得难以令人接受。周围环境的以及环境所需要的文学的反抗，最终都成为了一种"接收人"自己的、也就是读者自己的怀疑与反抗，即便是最为边缘与孤独的人，也仍要坚持穿过这趟繁冗而昏暗的文学探险，一直走到最后。
对于读者接触到本书，并有了神秘与恼怒的感觉，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惊讶于拉杜˙埃内斯库《家庭》（Familia）一书中绝妙的编年史写法，以及利维乌˙彼得雷斯库笔下巧妙的隐喻，我还很惊讶地得知本小说有机会同奥古斯丁˙布祖拉的《缺席》（Absen?ii）一道竞争作家联盟奖。当然还有来自于一些朋友的批评指责，记得有一位执拗而又严厉的编辑在大街上将我拦下，并提醒我不要一直使用那些"小把戏"，因为审查部门早晚会察觉到这些字谜并会将其销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审查部门并非对本书内容以及其他我所写的东西漠不关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囚徒》被删减了80多页。还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本书还是通过了审批并出版。虽然我们那时已处在文化"自由化"的时代，但我所感到的这种意外也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且用福克纳①所说过的话来安慰我自己，文学需要通过它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它所面对的"失败范围"来进行评判。
40多年之后，本书的再次出版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要让作为作者的我再次面对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当前的我早已身处另外一个空间与时间，同时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年纪，后来写过了不少其他作品。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为在美国翻译并出版我的书刊，我与纽约颇有名望的新方向出版社签有10年的合同。而在这段期间，我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再翻开过这本曾飘洋过海带来的、1970年出版的《囚徒》。
为了保利罗姆出版社此次系列作家图书的出版事宜，我最终还是翻开了首版的《囚徒》。
当然，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审查部门强迫净化过的内容，我反而在当年的印刷版本中很轻易地看到了一些过于阴暗的描写、过多的形容比喻、故意而又喋喋不休的重复，这不仅仅是给读者的更是给我自己所设下的陷阱，通过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描写进而加深了理解的难度。
再版修改的过程并不轻松，我做了一些删减，使之读起来更为清晰浅显，同时我在修辞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简化。但小说的情节与三位主角仍与首版保持一致，"囚徒"们也都有着创伤的历史以及各自的创伤。
第三人称"她"（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很直接地接替并承担了作为讲述者的意图，并成为一种流浪汉小说①中的角色，但是还不能将其称之为荒诞的角色。这个角色捕捉到了或是创造了过分廉价的爱情，以及一种享乐与荼毒的虚伪，在补偿感觉中以找寻到每天可笑的浪费。作为大屠杀的结果是母亲的失踪，在精神疾病的庇护下，教法语和钢琴的肥胖女教授，向那些和她一样能够理解快乐无法满足自己过剩能量的人坦白。她需要痛苦、谦卑、失败，她用一种艰苦的伪真诚体验着这一切，直到荒谬与闹剧的出现。这歪歪扭扭的避难所里，堆满了荒唐而又邋遢的物品，这里就像是一个不断收缩且令人窒息的宇宙。正如莫妮卡的房间所展示的那样，静态的描写，没有动词（虽然在当前的版本做了一定妥协的处理）表明了一种简笔画式的疏远，在小说接下来的两部分以及角色中会有更为深刻而清晰的描述，这也使得整部小说变得更有吸引力。
通过这样一间像是被压碎了的、狭小而黑暗的房间进入小说，它看起来就宛如一个特别设计的闸门，用以呈现这没有叙事的讲述。在这样一种断层的真相中，叙事被粘连在或是关押在叙事语言的失落、傲慢与破裂之中。
前炮兵上尉博格丹˙祖布楚的女儿，没有姓名的妻子和讲述者，是对白的、兄弟般的、理想与失败的第二人称"你"。她也是一名孤儿，却有着完完全全的不同：厌世、孤独，她由于父亲的自杀而身陷自闭症之中。敬爱的父亲从战场上回来后身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在被新权力机关的代表抓走之前做了自我了结。
最后是第一人称"我"的大篇幅独白，此部分聚焦在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命运上，他笼罩在幼年时集中营的回忆中，在种族灭绝的焚烧炉里他痛失了两位亲姐妹。他最初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醒目标语所吸引，后来内心则充斥着作为反叛者莫名的焦虑与不安，太多的问题在身边纷扰，他孤身处于社会的死胡同里，然而这里的统一化和机会主义却很乐于被他人接受。
在1970年版本的基础上，我应该将"清晰"与"开放"修改到什么程度呢？
在被实用主义和简单主义所支配与侵袭的今天，人们的阅读节奏也同以往大不相同，政治与文化方面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对书籍的兴趣，本书的旧版是否能仍然能够在当今存活下去，这确实值得怀疑。
极端的暗示和迷惑的用语，曾经作为对极权主义环境的反抗，而当面对今天消费主义的粗鄙，自由社会令人悲伤的倒退，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时，是否还能够证明它依然存在合理性呢？若放任本书留存在遗忘的洞穴中，是否也只能证明了昨天的我拥有敢于自杀的勇气呢？
历经了40多年的沉寂，这部小说的再次出版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作为作者我有这样的意识。但尽管如此，本书并没有丢失我赋予其中的情感，而书中的内容或多或少也代表了我少年时期的雄心与迷惘。
2011年10月于巴德学院
（王中豪译自罗马尼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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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囚徒》（Captivi）这部小说是由一家新出版社，罗马尼亚图书出版社（社长马林˙普雷达，总编辑亚历山德鲁˙伊瓦西乌克）于1970年出版的，责任编辑为杜米特鲁˙采佩内亚格。本书的书名和此前一年所出版的《漫漫长夜》（Noapteapelaturalung?）有相似之处，都不符合党在文学领域所提倡的指导方针，至于内容方面就更不符合了。我在《囚徒》中进行了相对激进的尝试，这种尝试自然是存在极大政治风险的，更存在文学审美与鉴赏方面的风险。这部小说想要表达对封闭的拒绝与反抗，诺伊卡①或许会说，这是一种”无法开放的封闭”，这不仅仅是在面对凋敝的多边社会主义的封闭社会，或是在面对要求文章要有”战斗性”的指导与辩证的审美，同时也是在面对文学交流本身的传统与习惯，以及与阅读密切相关的接受性和消耗性。我认为我们日常像是在”喘息”之中，像是被一把虎钳所追赶着，它会在写作节奏的拥挤中找到一种相关性。假大空的话语似乎在不断地膨胀，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空话，你总是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不知所云的表达。而文中的讲述者仍会独自蜷缩起来，正如我自己一样，总带有着一种提防而坚定的戒备心，当面对周围环境与自身时，都会感到无比的陌生。在本书中我并没有使用所谓的”正面英雄形象”（抑或是那种可重复使用的形象）。反之，我把那种没有任何机会的、饱受”欺压与欺凌”的失败者、输者、残疾、囚徒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还有那种恰如其分的失败审美，而它本身就带有着部分的失败，和毁灭的忠诚保持一致，这也正是我想要在书中有所安排的。
当前流行的”文本主义”与法国新小说派，都多多少少是为某种目的而服务的。通过持续的描写主义，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更像是某种”目录清单”，而它看起来却缺乏精神或社会的土壤，无法成为传统的或革新的、能够确立新体裁的先例。
考虑到我写此书的时间与地点，我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视角，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种审美的夸张，而是一种未愈合伤口的内在感受，不太愿意去接受一些所谓的玩笑。我不否认策兰①不及物②的诗歌，它被囚禁在大屠杀的黑暗之中，总带有着一种惶恐的、规范的伪病态，正如我始终欣赏的表现主义，而这一次却更为偏颇、伤痛、曲折、多产。还有就是我的文字不够清晰明了，这与当时官方在文化方面所不断提倡的精神不相符合。此类大大小小的挑衅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有时会到达一种晦涩难懂或是不可理喻的谵妄。
倘若这些文字出现在诗歌中，还是相对可以被接受的，例如现代的以及现代化的封闭，这是一种抒情革新的、迷宫般的语言探索。但若是这些文字出现在了小说的片段中，却变得难以令人接受。周围环境的以及环境所需要的文学的反抗，终都成为了一种”接收人”自己的、也就是读者自己的怀疑与反抗，即便是为边缘与孤独的人，也仍要坚持穿过这趟繁冗而昏暗的文学探险，一直走到后。
对于读者接触到本书，并有了神秘与恼怒的感觉，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惊讶于拉杜˙埃内斯库《家庭》（Familia）一书中绝妙的编年史写法，以及利维乌˙彼得雷斯库笔下巧妙的隐喻，我还很惊讶地得知本小说有机会同奥古斯丁˙布祖拉的《缺席》（Absen?ii）一道竞争作家联盟奖。当然还有来自于一些朋友的批评指责，记得有一位执拗而又严厉的编辑在大街上将我拦下，并提醒我不要一直使用那些”小把戏”，因为审查部门早晚会察觉到这些字谜并会将其销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审查部门并非对本书内容以及其他我所写的东西漠不关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囚徒》被删减了80多页。还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如此，本书还是通过了审批并出版。虽然我们那时已处在文化”自由化”的时代，但我所感到的这种意外也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我且用福克纳①所说过的话来安慰我自己，文学需要通过它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它所面对的”失败范围”来进行评判。
40多年之后，本书的再次出版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要让作为作者的我再次面对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当前的我早已身处另外一个空间与时间，同时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年纪，后来写过了不少其他作品。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为在美国翻译并出版我的书刊，我与纽约颇有名望的新方向出版社签有10年的合同。而在这段期间，我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再翻开过这本曾飘洋过海带来的、1970年出版的《囚徒》。
为了保利罗姆出版社此次系列作家图书的出版事宜，我终还是翻开了首版的《囚徒》。
当然，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审查部门强迫净化过的内容，我反而在当年的印刷版本中很轻易地看到了一些过于阴暗的描写、过多的形容比喻、故意而又喋喋不休的重复，这不仅仅是给读者的更是给我自己所设下的陷阱，通过一种施虐与受虐的描写进而加深了理解的难度。
再版修改的过程并不轻松，我做了一些删减，使之读起来更为清晰浅显，同时我在修辞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简化。但小说的情节与三位主角仍与首版保持一致，”囚徒”们也都有着创伤的历史以及各自的创伤。
第三人称”她”（莫妮卡˙斯曼塔内斯库）很直接地接替并承担了作为讲述者的意图，并成为一种流浪汉小说①中的角色，但是还不能将其称之为荒诞的角色。这个角色捕捉到了或是创造了过分廉价的爱情，以及一种享乐与荼毒的虚伪，在补偿感觉中以找寻到每天可笑的浪费。作为大屠杀的结果是母亲的失踪，在精神疾病的庇护下，教法语和钢琴的肥胖女教授，向那些和她一样能够理解快乐无法满足自己过剩能量的人坦白。她需要痛苦、谦卑、失败，她用一种艰苦的伪真诚体验着这一切，直到荒谬与闹剧的出现。这歪歪扭扭的避难所里，堆满了荒唐而又邋遢的物品，这里就像是一个不断收缩且令人窒息的宇宙。正如莫妮卡的房间所展示的那样，静态的描写，没有动词（虽然在当前的版本做了一定妥协的处理）表明了一种简笔画式的疏远，在小说接下来的两部分以及角色中会有更为深刻而清晰的描述，这也使得整部小说变得更有吸引力。
通过这样一间像是被压碎了的、狭小而黑暗的房间进入小说，它看起来就宛如一个特别设计的闸门，用以呈现这没有叙事的讲述。在这样一种断层的真相中，叙事被粘连在或是关押在叙事语言的失落、傲慢与破裂之中。
前炮兵上尉博格丹˙祖布楚的女儿，没有姓名的妻子和讲述者，是对白的、兄弟般的、理想与失败的第二人称”你”。她也是一名孤儿，却有着完完全全的不同：厌世、孤独，她由于父亲的自杀而身陷自闭症之中。敬爱的父亲从战场上回来后身负莫须有的罪名，他在被新权力机关的代表抓走之前做了自我了结。
后是人称”我”的大篇幅独白，此部分聚焦在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命运上，他笼罩在幼年时集中营的回忆中，在种族灭绝的焚烧炉里他痛失了两位亲姐妹。他初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醒目标语所吸引，后来内心则充斥着作为反叛者莫名的焦虑与不安，太多的问题在身边纷扰，他孤身处于社会的死胡同里，然而这里的统一化和机会主义却很乐于被他人接受。
在1970年版本的基础上，我应该将”清晰”与”开放”修改到什么程度呢？
在被实用主义和简单主义所支配与侵袭的今天，人们的阅读节奏也同以往大不相同，政治与文化方面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对书籍的兴趣，本书的旧版是否能仍然能够在当今存活下去，这确实值得怀疑。
的暗示和迷惑的用语，曾经作为对极权主义环境的反抗，而当面对今天消费主义的粗鄙，自由社会令人悲伤的倒退，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时，是否还能够证明它依然存在合理性呢？若放任本书留存在遗忘的洞穴中，是否也只能证明了昨天的我拥有敢于自杀的勇气呢？
历经了40多年的沉寂，这部小说的再次出版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作为作者我有这样的意识。但尽管如此，本书并没有丢失我赋予其中的情感，而书中的内容或多或少也代表了我少年时期的雄心与迷惘。
2011年10月于巴德学院
（王中豪译自罗马尼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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