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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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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全民健康覆盖的视角》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立足健康系统发展的理论高度，厚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健康中国实践经验，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探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通过解读健康中国战略的现实依据，构建概念模型，设立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健康中国顶层设计的核心问题，探究如何促使健康系统作为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全民健康覆盖的视角》尝试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来丰富全民健康覆盖理论，这对于加速健康政策转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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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章 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依据及问题分析 1
**节 中国健康战略的历史进程与路径分析 1
第二节 健康战略的实施经验和发展问题分析 22
第二章 健康中国建设的概念模型构建 53
**节 五大发展理念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阐述 53
第二节 健康中国建设的概念模型 62
第三节 健康中国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 71
第四节 我国健康城市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 78
第三章 健康中国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综合指数测量 87
**节 健康中国评价研究现状 88
第二节 健康中国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及初始指标 91
第三节 理论版健康中国评价指标体系 100
第四节 实操版健康中国评价指标体系 117
第五节 实操版健康中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120
第六节 建议 131
第四章 基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研究 138
**节 健康中国下的三医联动概念重塑与内涵拓展 138
第二节 国内促进三医联动的典型做法、经验与问题 173
第三节 基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策略 191
第五章 健康中国建设策略分析与路径 207
**节 弱势群体健康问题与促进策略 207
第二节 案例分析：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健康扶贫调查研究 224
第三节 健康中国建设路径 240
附录1 268
附录2 272免费在线读**章 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依据及问题分析
**节 中国健康战略的历史进程与路径分析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健康战略（1949~1977年）
（一）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工农劳动群众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长期与医药卫生事业隔离，无权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达20‰，人均寿命仅35岁。为尽快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政府逐步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工作方针，普遍建立了各级卫生部门和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 主要做法与特征
1）基于特殊时期主要问题的公共卫生建设
此阶段我国全面流行的疫病主要有结核病、鼠疫、天花、血吸虫病、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麻风病等，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疫病范围广的特点，且有特殊传播介质的传染病具有一定的地区性。因此，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被视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预防为主”是四项卫生工作方针的核心原则，卫生工作的重点也主要在公共卫生投入与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且首先考虑农村农民的卫生防疫工作。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卫生防疫机构与许多为处理问题而临时设立的专门卫生防疫机构，如麻风病防治院、工业卫生工作委员会等，并加强了有关卫生人员的管理（胡钟烨，2013），开展地方病与寄生虫防治工作，防治急、慢性传染病，发展卫生宣传与出版事业，广泛开展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及苏联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政策框架的深远影响，公共卫生服务实践与公共卫生教育主要涉及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营养、劳动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五大领域，主要成就包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完善药政管理和生物制品产业体系，实施国境口岸卫生检疫制度，建立相关法律法规（表1-1）。相对于稳定的法律法规，此时的指导思想更多地以更具时效性、针对性与实用性的指示、决定等形式下发，如《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1952年）、《关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有关卫生监督工作的联合指示》（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织领导的指示》（195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958年）等。
表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生领域立法进程
2）资源匮乏下以公平与效率为目标的体系建设
（1）医疗卫生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通过政府统一管理迅速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较完整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了以国有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城乡三级医疗保健网，即城市地区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以及农村地区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卫生预防保健网络。三级医疗保健网与计划配给的福利分配方式相适应，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相匹配，且当时疾病的诊治也集中于以实用技术为主的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这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得以基本确保，也基本上解决了城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缺医少药问题。而且，当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便明确为福利性事业。正是这种福利性和国家对于医疗服务体系的投入，使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的成本和价格都相对低廉，使广大群众的基本保健状况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让广大群众生病后能得到与当时经济水平相称的医治。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逐渐转入公社，其待遇形式逐渐转变为统一核算与固定工资，有效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随着 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的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也以便民为目的开始下放公社医务人员。然而1961年起，为减轻财政和粮食负担，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开始大规模精简，提倡群众自办卫生事业，地段医院转制，人力物力大量散失。以石家庄专区为例，原有地段医院57个，在编592人，转集体制246人，外调23人，其余323人均退职或回村务农（王胜，2012）。其结果显然是负面的，失去基层卫生网络的承托，县级医院不堪重负，加上公社干部对福利事业的错误认识及“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的营养缺乏性疾病，使人民群众健康及卫生系统管理受到极大挑战。
（2）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
1950年8月，**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我国逐步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政府主导的低水平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以企业职工福利基金为支撑的劳保医疗制度正式建立。劳保医疗制度属于强制性的雇主责任制度，由企业直接支付医疗费用。劳保医疗制度保障的主要对象为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企业可参照实行。劳动保险经费由企业和职工按照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由企业自行管理。享受劳保医疗的职工，在本企业自办医疗机构或指定的社会医疗机构就医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劳保医疗报销。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根据该指示，自1952年7月开始实行以国家干部为主体、财政提供经费的公费医疗制度。1953年1月，劳动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把劳保医疗制度惠及全民所有制的直系亲属，职工直系亲属可享受半费医疗待遇。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建立之初运行平稳，但1955年后，国家工作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随着企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支出急剧攀升，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对建立不久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修补。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同时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3）弱势人群的健康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水平和封建思想的麻痹，妇幼卫生知识缺乏，妇科传染病居高不下。妇幼卫生事业整体形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妇女个人卫生、孕育生产环节、婴儿卫生、儿童健康等方面，妇幼保健机构与专业人员严重不足且城乡分布不均。自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后，妇幼卫生机构也相继成立，并通过一系列会议及文件做出相关指示。**次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推广新法接生、培训妇幼保健人员、宣传妇幼卫生科学知识等任务；《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工作方案》（1950年）对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卫生给予特别指导与特殊政策；动员群众，将妇女自身纳入卫生知识技能与习惯传播体系，并适时调整业务结构，扩大工作范围，开展相关保健服务。
这一时期，妇幼保健人员的数量迅速增加（表1-2），妇女住院分娩率与产前检查率显著升高，“预防为主”“早发现、早治疗”的方针使妇幼的健康水平也有所提高。
表1-2 1949~1957年妇幼卫生技术人员和接生人员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1》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劳动部、总工会、妇联党组关于女工劳动保护工作的报告》（1960年）、《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56年）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与实施使与妇女生活、劳动等相关的公共卫生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4）中医的充分利用与科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医队伍中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部分中医不具备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且故步自封，并且存在封建迷信思想。**届全国卫生会议通过的《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中便提出了团结中西医和中医科学化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抗生素等西药的研制和发现，西医迅速发展，中医被群众认为是“不科学”的。卫生部在“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歧视、限制中医的现象，对此，***和刘少奇都提出了严厉批评。卫生部开始对中医政策进行纠偏（宫正，2011），提出西医学习中医，并于1955年12月正式成立中医研究院，加强中医、中药、针灸、医史文献的科研工作，加强中医人才教育。1960年，卫生部**次正式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提出了产生新的临床医学体系和新的学科发展方向的要求，“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总结临床经验、肯定疗效着手，进一步研究中医中药的治疗机制”。中医在本阶段确实得到了发展，但此时中医的整体观与规律，以及与西医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与自身特色仍尚未被认知，导致了中医自身特色的减退。
2. 评价
1949年以后，霍乱基本被消灭，麻疹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死亡率显著降低。虽然“大跃进”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有所放松，但随后以强调人民公社卫生工作、举办集体卫生福利事业等方式及时纠正了问题，弥补了损失。
阿马蒂亚?森 强调，相对于个人决定（如吸烟或其他健康风险行为），因缺乏社会安排所导致的不能免于某些可预防和可治疗疾病的结果更为严重。在中国百废待兴、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高度重视医疗卫生相关工作，并在卫生制度的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中重视和追求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需要及经济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该阶段政府的健康建设目标和工作重点都以保障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需求为主，对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矛盾的把握与路径选择也较为准确，即政府主导，进行计划与把控，将医疗卫生事业定位为公有性质与福利性事业，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建设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与保障体系，团结中西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建设，使广大群众的基本保健状况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让广大群众有病能得到与当时经济水平相称的医治。“大跃进”时期基层医疗卫生建设的倒退对群众健康和卫生体系都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从立法保障上看，政府颁布了一些卫生法规，主要解决卫生防疫问题，但效力等级较低且长期局限于此。
在当时的基本国情下，人民共同参与健康建设的实践方式较为原始和朴素，更多是参与相关群众卫生运动，如灭四害、卫生比赛和爱国卫生运动等，并未重点关注个人生活习惯与健康行为对国家整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二）1967~1977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较大成就时，国内开展了一场长达十年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国内生产领域和原有秩序受到重大破坏，国内的卫生事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 主要做法与特征
1）建立着眼于社会需求与农村特色的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
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依然较为严峻。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仅有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占27% 。
为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1965年***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并得到贯彻落实。1968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组织还得到了***的肯定，从此合作医疗开始迅速兴起、壮大。城市医疗卫生人员成立医疗队下农村开展巡回服务，培训大队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合作医疗站。1975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的84.6%，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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