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桑沙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著有《适度的规则：暴力、宗教和近代英国的政治限制》（The Rule of Moderation： Violence,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trai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及《大众政治与英国宗教改革》（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译者简介
唐建清，南京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译有奥威尔《一九八四》、毛姆《在中国屏风上》、纳博科夫《独抒己见》、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等。
目錄：
第一章 中世纪的各种信仰
第二章 宗教信仰改革
第三章 不信者的产生
第四章 信仰的难以承受之重
第五章 现代信仰诞生的阵痛
第六章 启蒙的信仰
第七章 人之信仰
前言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曾把历史学家比作聋人，他们总是回答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很好地描述了写作此书时的感受。人们经常问我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关于信仰本身的历史，我有时向同事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为消除他们的困惑，我试图将我的写作项目描述为沙宾的宗教书籍：就是说，像史蒂芬沙宾（Steven Shapin）的名著《真理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但以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知识为重心。但说到底，这只是部分准确，一方面是因为我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沙宾的书像激光一样专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我在几个世纪的范围内来追踪我所认为的一种特殊的现代信心的根源。因此，我写一部现代信仰史的努力（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而且也出于对前辈应有的尊重），就是要创建一个主题。如果托尔斯泰笔下的历史学家不是聋人，而是坚持认为人们没有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他是否多少有些可怜呢？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曾把历史学家比作聋人，他们总是回答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很好地描述了写作此书时的感受。人们经常问我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关于信仰本身的历史，我有时向同事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为消除他们的困惑，我试图将我的写作项目描述为沙宾的宗教书籍：就是说，像史蒂芬沙宾（Steven Shapin）的名著《真理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但以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知识为重心。但说到底，这只是部分准确，一方面是因为我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沙宾的书像激光一样专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我在几个世纪的范围内来追踪我所认为的一种特殊的现代信心的根源。因此，我写一部现代信仰史的努力（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而且也出于对前辈应有的尊重），就是要创建一个主题。如果托尔斯泰笔下的历史学家不是聋人，而是坚持认为人们没有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他是否多少有些可怜呢？
我的许多导师中有两位给了我灵感做这种非常愚蠢的尝试：泰德拉布（Ted Rabb）和已故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我稍微犹豫地承认了斯通的影响，因为他经常被指责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在那篇至今仍是最尖刻的学术评论中，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写道：其他历史学家可能会花上数周时间来掩盖他们自己敏感的无知领域，斯通则喊着不知道，然后愉快地走进这些领域。我跟随斯通进入这些敏感领域的理由是，尽管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极度无知，但不可避免地收效甚微，然而我仍然相信，互相学习的真正意义是能够写关于树林，而不是关于树木的书。拉布的影响不那么令人担忧，而且更实际。在他的里程碑式著作《近代欧洲为稳定而进行的斗争》（TheStruggleforStabilityinEarlyModernEurope）中，他解释说，这个时代可以被定义为一场认识论权威的危机，政治、经济、艺术和宗教方面的辩论都归结为这个根本问题：人还能依靠什么呢？作为导师，他给我的印象是，早期现代性（earlymodernity）是欧洲历史上最迷人的时代，因为它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认知分水岭。如果说本书对我们理解那个划时代的转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因为他的影响。
但这些都是我早期的灵感来源；更确切地说，我要感谢伯克利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者，他们帮助我理解了这个庞大而杂乱的主题。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知识债务是欠乔纳森希恩（JonathanSheehan）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打算一起写这本书；几年来，在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流想法，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深感遗憾的是，在另一次合作之后，他感到有必要走自己的路。但在这本书里到处可见他留下的痕迹。如果这本书由他和我一起写，就会是一本非常不同的书，而且会好得多，但无论如何，有他的影响会更好。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献给他。
我也很幸运，在伯克利有一个活跃的学者社区，他们一直在关注类似的课题。芭芭拉夏皮罗（BarbaraShapiro）、维姬卡恩（VickyKahn）和艾伯特阿斯科利（AlbertAscoli），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写过关于信心／信仰的历史，我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受益匪浅。特别是2012年，我和艾伯特共同举办了一个名为信仰问题：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信仰及承诺的合作研究研讨会，由汤森人文中心慷慨资助。研讨会期间，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跨学科社群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我非常感谢与会者，特别是那些提出十分新颖和令人信服的见解的学生。之后的2013年，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召开了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我要感谢与会者，从他们的发言和参与中所获甚多：艾伯特阿斯科利、罗娜休斯顿（LornaHuston）、克雷格穆德鲁（CraigMuldrew）、沃尔特斯蒂芬（WalterStephen）、乔安娜皮乔托（JoannaPicciotto）、爱德华穆尔（EdwardMuir）、亚历克斯杜比莱（AlexDubilet）、罗伯特哈金斯（RobertHarkins）、杰斯赫德曼（JessHerdman）、莉莉卢夫布鲁（LiliLoofbourow）、史蒂文贾斯蒂斯（StevenJustice）、尼克劳斯拉尔吉耶（NiklausLargier）、尼克波普尔（NickPopper）、乔凡娜西瑟拉尼（GiovannaCeserani）、简泰勒斯（JaneTylus）、迪戈皮里洛（DiegoPirillo）、克莱尔麦西肯（ClaireMcEachern）、大卫马尔诺（DavidMarno）及乔纳森希恩。
乔纳森希恩、卡拉赫斯（CarlaHesse）、汤姆拉奎尔（TomLaqueur）、马克彼得森（MarkPeterson）、亚历克莱利（AlecRyrie）、维姬卡恩、史蒂夫贾斯蒂斯（SteveJustice）、伊德缪尔（EdMuir）、布鲁斯戈登（BruceGordon）、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Hoekstra）、苏珊娜埃尔姆（SusannaElm）、杰夫科齐奥尔（GeoffKoziol）以及托尼格拉夫顿（TonyGrafton）读过全书书稿或个别章节。我非常感谢他们所有人，感谢他们的评论，也感谢他们耐心读完有时非常粗糙的原稿。我也从与许多有同样兴趣的学者的对话中获益，包括詹姆斯辛普森（JamesSimpson）、凯瑟琳墨菲（KathrynMurphy）、阿拉斯泰尔贝拉尼（AlastairBellany）、苏巴穆克赫吉（SubhaMukherji）、彼得莱克（PeterLake）、乔治霍夫曼（GeorgeHoffmann）、海伦娜斯科罗夫斯基（HelenaSkorovsky）、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Gregory）、兰德尔扎克曼（RandallZachman）、克雷格哈里（CraigHarline）、黛博拉舒格（DeboraShuger）、里贾纳施瓦茨（ReginaSchwartz）、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克里斯奥克尔（ChrisOcker）、埃里克米德富特（ErikMidelfort）、雷米阿利（RemiAlie）、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MacCulloch）、约翰莫里尔（JohnMorrill）及其他许多我恐怕已经忘了名字的人。在2012年坎布里奇知识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ofKnowledge）大会上，我有幸与许多在宗教和认识论交叉领域工作的优秀学者交流，我之所以能遇到他们，要特别感谢索菲里德（SophieRead）、蒂姆斯图尔特-巴特尔（TimStuart-Buttle）、托比亚斯格雷戈里（TobiasGregory）以及坚持不懈的罗文威廉姆斯（RowanWilliams）。
该项目的材料已在许多学术场合发表：剑桥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艺术研究中心、十六世纪研讨会（两次）、美国教会历史学会和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联席会议、多伦多大学举行的一次名为反思早期现代性的会议、台湾Clio协会、杨百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贝勒大学、北美英国研究会，以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同场所进行的多次演讲。我要感谢所有听众提出的建设性批评，如果没有他们的批评，本书就会逊色得多。
对语言的反省是必要的：我是个糟糕的语言学家，我通法语，会一点拉丁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始终是一名二年级的拉丁语学生），大学里德语也没有学好。有了这些语言的指导，我可以也确实能够破解其他罗曼语西班牙语比意大利语容易得多。在更有限的程度上，如果我能确认相关的段落，我也会费力地读懂荷兰语，尤其是如果你眯着眼睛，就会发现早期现代方言很像德语。但这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没有失实地声称外语流利。对于书中引用的大约一半的外文作品，我会先阅读英文译本，然后对照原文核对相关段落；在某些情况下，我通常会引用我读到的译文，偶尔也会做一些改动。另外一半的外语作品我读的是原著，所以译文是我自己的。我希望注释中能清楚地指出哪些是我的译文；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括号或注释中包含了许多关键词，偶尔也包含了原文的完整段落。我要感谢上述提到的许多同事，尤其是托尼格拉夫顿，他们帮助我纠正翻译错误（尽管错误依然存在，对此我负全部责任），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杰森罗祖马尔斯基（JasonRozumalski）查找了一些原始的语言来源。理查德卡根（RichardKagan）鼓励我增强信心阅读西班牙语资料，尽管我缺乏训练，我将永远感激他赞赏我第一次阅读胡安德拉克鲁兹（JuandelaCruz）的作品。
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许多人，他们在把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布里吉塔冯伦伯格（BrigittavanRheinberg）、阿曼达佩里（AmandaPeery）、斯蒂芬妮罗哈斯（StephanieRojas）、洛林道内克（LorraineDoneker）、凯伦韦尔迪（KarenVerde）及卡伦卡特（karenCarter）。我还要感谢伯克利人文研究基金，感谢它给我一年的假期来写初稿。之前已经有少量的材料出现在我的论文《认真对待信仰？近代天主教的观点》，可见于马克尤尔杰维（MarkJurdjevie）和罗尔夫斯托姆-奥尔森（RolfStrom-Olsen）编撰的《近代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仪式：爱德华缪尔纪念文集》（RitualsofPoliticsandCultureinEarlyModernEurope：EssaysinHonourofEdwardMuir）；以及《走向现代的信仰制度》，可见于《宗教改革史档案》（ArchivfrReformationsgeschichte）108（2017），第3341页。
对亲友的感谢总是学术致谢中最难的部分。在我写作此书、主持系里工作、努力抚养两个孩子的那些年里，是所有人让我保持理智，我对他们说声谢谢就够了吗？与其将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一一列举，不如让我一起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了你们，我首先是个正常的人，其次才是一个学者。但我最后还是要感谢我深爱的纽约家人给予的爱和支持：丽娜（Rena）、戴安娜（Diana）、吉莉安（Jillian）和亨利（Henry）。最重要的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妻子萨拉保罗博士（Dr.SarahPaul），还有我的孩子汉娜（Hannah）和诺亚（Noah）。谢谢你们相信我。
內容試閱：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曾把历史学家比作聋人，他们总是回答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很好地描述了写作此书时的感受。人们经常问我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关于信仰本身的历史，我有时向同事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为消除他们的困惑，我试图将我的写作项目描述为沙宾的宗教书籍：就是说，像史蒂芬沙宾（Steven Shapin）的名著《真理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但以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知识为重心。但说到底，这只是部分准确，一方面是因为我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沙宾的书像激光一样专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我在几个世纪的范围内来追踪我所认为的一种特殊的现代信心的根源。因此，我写一部现代信仰史的努力（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而且也出于对前辈应有的尊重），就是要创建一个主题。如果托尔斯泰笔下的历史学家不是聋人，而是坚持认为人们没有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他是否多少有些可怜呢？
我的许多导师中有两位给了我灵感做这种非常愚蠢的尝试：泰德拉布（Ted Rabb）和已故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我稍微犹豫地承认了斯通的影响，因为他经常被指责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在那篇至今仍是最尖刻的学术评论中，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写道：其他历史学家可能会花上数周时间来掩盖他们自己敏感的无知领域，斯通则喊着不知道，然后愉快地走进这些领域。我跟随斯通进入这些敏感领域的理由是，尽管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极度无知，但不可避免地收效甚微，然而我仍然相信，互相学习的真正意义是能够写关于树林，而不是关于树木的书。拉布的影响不那么令人担忧，而且更实际。在他的里程碑式著作《近代欧洲为稳定而进行的斗争》（TheStruggleforStabilityinEarlyModernEurope）中，他解释说，这个时代可以被定义为一场认识论权威的危机，政治、经济、艺术和宗教方面的辩论都归结为这个根本问题：人还能依靠什么呢？作为导师，他给我的印象是，早期现代性（earlymodernity）是欧洲历史上最迷人的时代，因为它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认知分水岭。如果说本书对我们理解那个划时代的转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因为他的影响。
但这些都是我早期的灵感来源；更确切地说，我要感谢伯克利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者，他们帮助我理解了这个庞大而杂乱的主题。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知识债务是欠乔纳森希恩（JonathanSheehan）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打算一起写这本书；几年来，在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流想法，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深感遗憾的是，在另一次合作之后，他感到有必要走自己的路。但在这本书里到处可见他留下的痕迹。如果这本书由他和我一起写，就会是一本非常不同的书，而且会好得多，但无论如何，有他的影响会更好。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献给他。
我也很幸运，在伯克利有一个活跃的学者社区，他们一直在关注类似的课题。芭芭拉夏皮罗（BarbaraShapiro）、维姬卡恩（VickyKahn）和艾伯特阿斯科利（AlbertAscoli），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写过关于信心／信仰的历史，我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受益匪浅。特别是2012年，我和艾伯特共同举办了一个名为信仰问题：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信仰及承诺的合作研究研讨会，由汤森人文中心慷慨资助。研讨会期间，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跨学科社群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我非常感谢与会者，特别是那些提出十分新颖和令人信服的见解的学生。之后的2013年，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召开了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我要感谢与会者，从他们的发言和参与中所获甚多：艾伯特阿斯科利、罗娜休斯顿（LornaHuston）、克雷格穆德鲁（CraigMuldrew）、沃尔特斯蒂芬（WalterStephen）、乔安娜皮乔托（JoannaPicciotto）、爱德华穆尔（EdwardMuir）、亚历克斯杜比莱（AlexDubilet）、罗伯特哈金斯（RobertHarkins）、杰斯赫德曼（JessHerdman）、莉莉卢夫布鲁（LiliLoofbourow）、史蒂文贾斯蒂斯（StevenJustice）、尼克劳斯拉尔吉耶（NiklausLargier）、尼克波普尔（NickPopper）、乔凡娜西瑟拉尼（GiovannaCeserani）、简泰勒斯（JaneTylus）、迪戈皮里洛（DiegoPirillo）、克莱尔麦西肯（ClaireMcEachern）、大卫马尔诺（DavidMarno）及乔纳森希恩。
乔纳森希恩、卡拉赫斯（CarlaHesse）、汤姆拉奎尔（TomLaqueur）、马克彼得森（MarkPeterson）、亚历克莱利（AlecRyrie）、维姬卡恩、史蒂夫贾斯蒂斯（SteveJustice）、伊德缪尔（EdMuir）、布鲁斯戈登（BruceGordon）、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Hoekstra）、苏珊娜埃尔姆（SusannaElm）、杰夫科齐奥尔（GeoffKoziol）以及托尼格拉夫顿（TonyGrafton）读过全书书稿或个别章节。我非常感谢他们所有人，感谢他们的评论，也感谢他们耐心读完有时非常粗糙的原稿。我也从与许多有同样兴趣的学者的对话中获益，包括詹姆斯辛普森（JamesSimpson）、凯瑟琳墨菲（KathrynMurphy）、阿拉斯泰尔贝拉尼（AlastairBellany）、苏巴穆克赫吉（SubhaMukherji）、彼得莱克（PeterLake）、乔治霍夫曼（GeorgeHoffmann）、海伦娜斯科罗夫斯基（HelenaSkorovsky）、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Gregory）、兰德尔扎克曼（RandallZachman）、克雷格哈里（CraigHarline）、黛博拉舒格（DeboraShuger）、里贾纳施瓦茨（ReginaSchwartz）、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克里斯奥克尔（ChrisOcker）、埃里克米德富特（ErikMidelfort）、雷米阿利（RemiAlie）、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MacCulloch）、约翰莫里尔（JohnMorrill）及其他许多我恐怕已经忘了名字的人。在2012年坎布里奇知识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ofKnowledge）大会上，我有幸与许多在宗教和认识论交叉领域工作的优秀学者交流，我之所以能遇到他们，要特别感谢索菲里德（SophieRead）、蒂姆斯图尔特-巴特尔（TimStuart-Buttle）、托比亚斯格雷戈里（TobiasGregory）以及坚持不懈的罗文威廉姆斯（RowanWilliams）。
该项目的材料已在许多学术场合发表：剑桥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艺术研究中心、十六世纪研讨会（两次）、美国教会历史学会和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联席会议、多伦多大学举行的一次名为反思早期现代性的会议、台湾Clio协会、杨百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贝勒大学、北美英国研究会，以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同场所进行的多次演讲。我要感谢所有听众提出的建设性批评，如果没有他们的批评，本书就会逊色得多。
对语言的反省是必要的：我是个糟糕的语言学家，我通法语，会一点拉丁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始终是一名二年级的拉丁语学生），大学里德语也没有学好。有了这些语言的指导，我可以也确实能够破解其他罗曼语西班牙语比意大利语容易得多。在更有限的程度上，如果我能确认相关的段落，我也会费力地读懂荷兰语，尤其是如果你眯着眼睛，就会发现早期现代方言很像德语。但这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没有失实地声称外语流利。对于书中引用的大约一半的外文作品，我会先阅读英文译本，然后对照原文核对相关段落；在某些情况下，我通常会引用我读到的译文，偶尔也会做一些改动。另外一半的外语作品我读的是原著，所以译文是我自己的。我希望注释中能清楚地指出哪些是我的译文；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括号或注释中包含了许多关键词，偶尔也包含了原文的完整段落。我要感谢上述提到的许多同事，尤其是托尼格拉夫顿，他们帮助我纠正翻译错误（尽管错误依然存在，对此我负全部责任），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杰森罗祖马尔斯基（JasonRozumalski）查找了一些原始的语言来源。理查德卡根（RichardKagan）鼓励我增强信心阅读西班牙语资料，尽管我缺乏训练，我将永远感激他赞赏我第一次阅读胡安德拉克鲁兹（JuandelaCruz）的作品。
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许多人，他们在把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布里吉塔冯伦伯格（BrigittavanRheinberg）、阿曼达佩里（AmandaPeery）、斯蒂芬妮罗哈斯（StephanieRojas）、洛林道内克（LorraineDoneker）、凯伦韦尔迪（KarenVerde）及卡伦卡特（karenCarter）。我还要感谢伯克利人文研究基金，感谢它给我一年的假期来写初稿。之前已经有少量的材料出现在我的论文《认真对待信仰？近代天主教的观点》，可见于马克尤尔杰维（MarkJurdjevie）和罗尔夫斯托姆-奥尔森（RolfStrom-Olsen）编撰的《近代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仪式：爱德华缪尔纪念文集》（RitualsofPoliticsandCultureinEarlyModernEurope：EssaysinHonourofEdwardMuir）；以及《走向现代的信仰制度》，可见于《宗教改革史档案》（ArchivfrReformationsgeschichte）108（2017），第3341页。
对亲友的感谢总是学术致谢中最难的部分。在我写作此书、主持系里工作、努力抚养两个孩子的那些年里，是所有人让我保持理智，我对他们说声谢谢就够了吗？与其将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一一列举，不如让我一起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了你们，我首先是个正常的人，其次才是一个学者。但我最后还是要感谢我深爱的纽约家人给予的爱和支持：丽娜（Rena）、戴安娜（Diana）、吉莉安（Jillian）和亨利（Henry）。最重要的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妻子萨拉保罗博士（Dr.SarahPaul），还有我的孩子汉娜（Hannah）和诺亚（Noah）。谢谢你们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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