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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十九世纪就有人说过文学已死，五四时期就有人宣称中国的文化已经死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的出现，手机阅读的流行，又有人预测纸质刊物与图书也快消亡了；如今又有一种说法，五四之后无大师，大师再也不会出现在脚下这块土地上关于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至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文学依旧热闹得很，依旧蓬勃发展，虽没有鲁迅先生当年所言文学是照亮国民灵魂的灯塔那样劲爆时尚，但也不像某些人说的文学只是某些刊物圈子里的游戏那样沮丧萧条，至少十天半月文坛上就会弄出一些深深浅浅的闹剧来就是明证：文学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任你如何蹂躏打压，它依旧坚挺生存在一方天地里，吸引着一茬又一茬的作家前来耕耘着，播种着，并且乐此不疲。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文坛又何尝不是一个江湖，既然是江湖，自然就有芸芸众生与奇侠高人的交替出现。文坛论见，并非文坛论剑，论的是见解而不是剑招，所以论者不必都是文坛侠之大者，但一定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奇人高手。或许这就是《文坛论见：中国当代文学家访谈》书名的出处吧。责编推荐：
如果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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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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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论见：中国当代文艺家访谈》是一部访谈 精选文集。受访者来自一线大家，包括知名作家、编剧、编辑、评论家等等。从各个角度对文学进行深度讨论；剖析文学从业者们创作动机和方向；阐释文学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访谈内容充满知性、感性、率性与启发性。访谈双方论及写作的过程、文字的魅力、文学的未来，以及文学的社会担当。话题丰富且耐人寻味，精彩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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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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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杨，西安人，职业作家，就职于媒体十年。曾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字多次入选各种年选。出版随笔集《理想花》《时光的光》、散文集《醉香女儿红》。曾获第四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散文奖，有作品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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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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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按采访时间顺序排名）
严歌苓：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1
李敬泽：不必为文学的未来担心／27
梁晓声：一个人的声音剧场／47
程永新：收获三十年／75
张炜：文学表达是生命的基本需求／103
叶兆言：坐下来写作／123
陈彦：戏剧与人世间／153
潘耀明：皓月繁星当窗见／175
张大春：文学是上帝授予的权柄／191
温亚军：真实的虚构世界／207
在线试读《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高 杨：对《金陵十三钗》这部戏来讲，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这么一个大题材，却插入了一个女性的视角，并且，电影里充斥着香艳的镜头，是否是对这个国难日的辱没？
严歌苓：这部电影的最初创作初衷，是来自金陵女子学院教务长魏特琳女士的日记。她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一小段，日本人要带走一百多个女人，当时避难的二十多个风尘女子站出来了，使一些女学生没有遭到噩运。所以，首先这个作品是非常尊重史实的。而且，正是女性和女孩儿的角度让我感到这是非常值得写的小说和剧本。
世界上的一些史学家把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强奸。这场大屠杀的最后战利品是女人，这是事实，也是让全世界更震惊的一个史实，更是让我们重新考虑南京大屠杀的性质的一个重要参考。用这个女性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因为那八万多女性是这场战争的最终牺牲品。
其实，要让我看，生命没有高贵或者不高贵的说法。面对一场血淋淋的、残酷的生与死的考验，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值得拯救，或者不值得拯救，站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魏特琳女士一生都为自己当时的选择而感到纠结。
战争往往在一刹那间把选择放在每个人面前，不容思考，因此人们往往是以直觉来做选择。这就是每个人天性中的善恶比例，它作用于每个人的选择的时刻。战争的极致环境又往往使人性发生出人意料的裂变，低贱者或许变异出高尚的素质。我觉得那就是这些身份卑微的妓女们在魏特林女士的怂恿下挺身而出，替所谓良家女子走向噩运的时刻，她们是英雄。
战争多年以后，魏特琳女士自杀了，大概因为人性被拷问是非常折磨人的。
高 杨：听说您这部小说创作过程本身就一波三折，后来电影版权还是张艺谋导演从别人手上买回来的，您能讲讲吗？
严歌苓：二○○五年，《金陵十三钗》的中篇出版，我的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买下了电影拍摄版权。二○○七年，张艺谋请我的责编周晓枫做他的文学编辑，周晓枫向张艺谋推荐了这部小说。张艺谋非常喜欢，辗转从我的朋友那里买到这部小说的版权。
后来，因为考虑到美国演员要看懂这个故事，张艺谋请我写了英文版的《金陵十三钗》。在写英文版时，我意外地得到了我的姨公公的一部遗作。他当时是国民党卫生部的军医官，负责把伤兵撤离南京，结果他自己没有及时撤出，被困在了南京，隐藏下来，记了一本日记。抗战后那本日记出版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他写了前言和序言，包括白崇禧。那本日记叫作《陷京三月记》，里面记载的很多细节，都用在了我的小说里。《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高 杨：对《金陵十三钗》这部戏来讲，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这么一个大题材，却插入了一个女性的视角，并且，电影里充斥着香艳的镜头，是否是对这个国难日的辱没？
严歌苓：这部电影的最初创作初衷，是来自金陵女子学院教务长魏特琳女士的日记。她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一小段，日本人要带走一百多个女人，当时避难的二十多个风尘女子站出来了，使一些女学生没有遭到噩运。所以，首先这个作品是非常尊重史实的。而且，正是女性和女孩儿的角度让我感到这是非常值得写的小说和剧本。
世界上的一些史学家把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强奸。这场大屠杀的最后战利品是女人，这是事实，也是让全世界更震惊的一个史实，更是让我们重新考虑南京大屠杀的性质的一个重要参考。用这个女性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因为那八万多女性是这场战争的最终牺牲品。
其实，要让我看，生命没有高贵或者不高贵的说法。面对一场血淋淋的、残酷的生与死的考验，没有哪一个生命是值得拯救，或者不值得拯救，站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魏特琳女士一生都为自己当时的选择而感到纠结。
战争往往在一刹那间把选择放在每个人面前，不容思考，因此人们往往是以直觉来做选择。这就是每个人天性中的善恶比例，它作用于每个人的选择的时刻。战争的极致环境又往往使人性发生出人意料的裂变，低贱者或许变异出高尚的素质。我觉得那就是这些身份卑微的妓女们在魏特林女士的怂恿下挺身而出，替所谓良家女子走向噩运的时刻，她们是英雄。
战争多年以后，魏特琳女士自杀了，大概因为人性被拷问是非常折磨人的。
高 杨：听说您这部小说创作过程本身就一波三折，后来电影版权还是张艺谋导演从别人手上买回来的，您能讲讲吗？
严歌苓：二○○五年，《金陵十三钗》的中篇出版，我的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买下了电影拍摄版权。二○○七年，张艺谋请我的责编周晓枫做他的文学编辑，周晓枫向张艺谋推荐了这部小说。张艺谋非常喜欢，辗转从我的朋友那里买到这部小说的版权。
后来，因为考虑到美国演员要看懂这个故事，张艺谋请我写了英文版的《金陵十三钗》。在写英文版时，我意外地得到了我的姨公公的一部遗作。他当时是国民党卫生部的军医官，负责把伤兵撤离南京，结果他自己没有及时撤出，被困在了南京，隐藏下来，记了一本日记。抗战后那本日记出版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他写了前言和序言，包括白崇禧。那本日记叫作《陷京三月记》，里面记载的很多细节，都用在了我的小说里。
后来，我的经纪人把这个英文版寄给了其他国家的很多出版社，他们都很感兴趣，要出版根据英文版翻译的各种语种的版本。我觉得那个版本容量不够大，就又改成了小长篇。现在又有投资人请我写成电视剧剧本，（笑）老天，真是一鱼五吃，这五次写作差不多让我把《金陵十三钗》研究了个底儿掉。
说老实话，《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但它能带给大家这么广泛的讨论，我也是很高兴的。
我不需要转型
高 杨：有人拿您的《金陵十三钗》和《辛德勒的名单》相比较，并且确定地说中国是拍不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影片的，您觉得呢？以前的几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您如何评价？
严歌苓：《辛德勒名单》全世界只有一部。它是犹太民族对自己民族被迫害的这个历史不停地、念念不忘地追问到底是为什么？迫害他们的人必须要承认。以文学作品、纪实文学作品来写南京大屠杀那场浩劫，也是要让日本民族必须承认我们有这段历史。怎么说呢，拍出何种水平的电影，有时候也跟整个电影工业的成熟程度有关系吧。
至于以前，我们国家关于南京大屠杀所拍的所有电影来讲，我觉得客观地说，是大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所以，不同作家所看到的这场战争的角度也不同。没办法论短长的。
高 杨：听说后来刘恒完成了《金陵十三钗》的编剧，张艺谋又特别请您最后定稿，有这回事吗？对于电影里的女演员，您是不是满意呢？至少，是不是您心目中的那些人呢？
严歌苓：其实，我被张艺谋叫去的时候，刘恒已经完成了整个编剧，我看了他编的剧本，心里特别感动，很久都走不出来，我甚至觉得我无须再做什么了。但是，张艺谋要求我再加上女性意识和女性色彩，等于让我给这个故事烫头发、穿高跟鞋。（笑）
至于演员，我倒没想过。只不过，我觉得张艺谋大胆启用新面孔，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这些演员也都用得相当合适，否则没有那么多人流泪。显然是因为表演的对位，让人相信，才会落泪。《金陵十三钗》是部群戏，是由一组人物组成的。而这组人物，现在看来，都是成功的。我很确信我小说里的人物，就是电影上这些漂亮的女孩子。
高 杨：有人说您最新的作品《陆犯焉识》是转型之作，跟《金陵十三钗》相比，有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一是由女性的视角转向男性视角；二是整个人物的生活世界由一个历史时期转换成了另一个历史时期。
严歌苓：首先，我觉得别人给我的归类，比如女作家、女性作家，最擅长写女性的作家这都是给一个作家不公平的头衔。我写过很多男性为主人公，或者男性口吻的小说。写女性多，也不能就叫写女性的作家。我就是个作家，跟性别无关。
让你这么一说，《陆犯焉识》与《金陵十三钗》反差也的确挺大，但倒也不是我刻意追求的。用张艺谋的话来说，《金陵十三钗》着意表现灰暗世界里的那一抹粉红，那《陆犯焉识》就是表现爱情世界里真实生活的残酷。
坦白讲，因为写《陆犯焉识》我有一点儿是想跟那种把女性作家归类成女作家的现象较劲，也算一次自我挑战吧。
写《陆犯焉识》需要做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家父和姑姑也给了很多帮助，他们做了很多回忆和笔记来帮助我。这部作品，我就想跟自己做几个较量，一是抗拒拍成电影，可是最终还是被拍成电影了；（笑）二是要以男性口吻和视角；三是我头一次用电脑写作，真是太痛苦了。我再也不想用电脑写东西了。（大笑）
高 杨：为什么用电脑写作会痛苦啊？您以前写作是靠什么呢？
严歌苓：我喜欢用铅笔写作，汉字的魅力就在一笔一画之中。用笔尖摩擦稿纸的感觉是很有趣的。我喜欢用小格子的稿纸写作，这样自己写了多少字一目了然。并且，很有成就感，看着左边的稿纸低下去，右边的稿纸高起来，是很幸福的事。这次用电脑写作，因为我搞不清楚字数，一下子删掉了十万字。真是搞得我好晕、好乱。重申一次，我再也不想用电脑写作了。（笑）
高 杨：您是一位女性，如何面对小说创作里的暴力、血腥、纠结，如何面对人生中的离乱、不幸？会抑郁和害怕吗？
严歌苓：写作都是痛苦的，都是艰苦的，都是寂寞的。有意思的事也是在写作的时候苦中作乐吧。跟张艺谋合作很愉快，因为他这个人很随性、很平易近人、很幽默、很乐观。所以，虽然《金陵十三钗》是非常悲情的，但跟他一起工作的这一年，我时时都处在一种积极和快乐的情绪中。
你说小说中的世界，那不可能不影响到自己的心情。以前我在写作中非常抑郁，曾经三十多天都睡不着觉。现在我知道人生的悲剧性是不可逆转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早就讲过了。但是，我可以用幽默、自嘲和豁达来写这些悲剧。
同时，写作也还是很幸福的，两相比较下，快乐还是比痛苦多。所以，我坚持了下来。当然，人都是在生活中的，你的见闻、见识，也会逼迫你慢慢认识生活的真相，这无所谓痛与不痛，也是事实。你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需要面对的。职业作家，是能够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我现在似乎要比过去更洒脱一些，这可能也跟我治好了失眠有关。一个长时期失眠的人，他眼里的世界必然是灰暗的、阴郁的。
自由是作家的生命
高 杨：您现在觉得自己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严歌苓：我自己最怕写进一种套路里去。写作当然是自我的，但不能绝对自我，绝对极端。有的时候太自我了，容易写进一种套路里。一个作家写进了一种套路里，是蛮可怕的。一旦有人这么说了，你就要去试验自己的潜力，还有没有潜力去突破。我在台湾地区得了很多文学大奖，每一个大奖都给我一个很长的痛苦的困惑期，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再突出这个重围。很累。
高 杨：上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还在西北大漠实地考察。当时是在为《陆犯焉识》做准备吗？
严歌苓：是的。这部小说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并且，我也准备了很多年。后来，连我的家人都开始催促我，我才下定决心开始。这其间有很艰难的准备期。《陆犯焉识》的原型是我的爷爷，而我并没有见过他，这就给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做很多工作来准备。
高 杨：我看过《陆犯焉识》这部小说后的最大感受，似乎是您对自由的阐释和反思。
严歌苓：是有这样的内容。自由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一种妨害。真正的自由是属于一个人的内心的，没有人能给予，也没有人能剥夺。陆焉识得到了一份不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他一直非常反抗这段婚姻。当他真的被驱逐到草原上去，成了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老几的时候，看起来他真的自由了，摆脱了，可那时他才发现一直被自己所抗拒的这个妻子，才是自己的真爱。
所以，我觉得自由成为概念的时候，就不是自由本身了。知识分子往往有太多的概念，又往往被概念剥夺自由。同样，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需要的是自由。文学和艺术是心灵自由最美丽的女儿。
我们家三代都是作家。我爷爷作为一个文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对能追求到人格的正直和心灵的自由感到无望，便对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失去了信心，在一九三七年国难的时刻彻底幻灭，因而在四十岁就自杀了。我父亲一生也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和精神束缚感中写作的，从来没有真正忠于过自己的内心，从小到大，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都能够感觉到他的痛苦。所以，我是三代人中最幸运的，一直在比较自由的氛围里写作。有了这种幸运，自己如何珍惜又是一回事：比如，是否诚实地写出每个句子，每处描写、每个比喻都恰到好处吗？是否矫情？我现在觉得写作最难的是准确，不过分，不欠缺，并且诚实。
严歌苓是健谈的，说起文学，更是言辞中流露出担忧。她说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坚守这块理想的文学天地，宁愿舍去很多虚华。她表面温婉，实际上常常会用温婉的态度说出决绝的话。
啊，您这么温柔的人怎么会得罪人，我不信！
我真的会的，我猜那是我爷爷在我身上突然复活了。
电话越来越烫，我却舍不得收线。因为对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子，我实在有太多疑问想要从她那个令人着迷的大脑里挖掘出来。
突然传来敲门声，有人来找她，此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她要离开这个房间，去二十公里外的地方，那里还有一群人在等着她，北京的深夜是多么冷啊。
没办法啊，明天就要回德国了，所以走前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对不起啦！
呵呵，我要抓住最后一分钟。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住在德国，同是二战后的战败国，您觉得德国人对二战的态度如何？您作为一个亚洲人住在柏林，有没有不舒适的感觉。
德国人的态度很真诚，的确是反思和歉意的。他们这种反思的精神，我觉得可以确保他们以后不会再犯二战时的愚蠢错误。我在柏林很好，很自由，谢谢你们的访问。我在国外总是很想念国内的朋友，回来了又特别忙。
随后，我们挂断了电话。优雅的、坚持的、倔强的严歌苓，又重新走入她自己的生活，而我却对着那发烫的手机发起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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