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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林语堂：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
1.儒家原始经典，四书之一，七篇十四卷，影响深远。
2.杨伯峻先生、杨逢彬先生经典著作合璧而成，各取所长，删繁汰冗，版本精良，准确可靠。
3.增加章节导读，全文精心翻译，注释详尽，生僻字注音、释义，无需古文基础，全书阅读无障碍。
4.采用双色印刷，美观大方；版式疏朗，原文、注释、译文依次排列，一目了然。
5.轻便易携，便于翻阅，随时随地享受阅读。
6.封面设计典雅，开本适宜。
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朱熹）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程颐）
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韩愈）
孔孟如日月。（王安石）
孔子之后，唯孟子知道。（欧阳修）
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林语堂）
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冯友兰）
当我在科学研究处于逆境的时候，总是可以从《孟子》得到启发。（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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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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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城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集中体现了孟子的思想主张，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本书是《孟子》全书的注译本，足本精校，注释审慎，译文通畅，为广大读者阅读《孟子》这一传统国学经典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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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伯峻，著名语言学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国学大师杨树达之侄。
杨逢彬，曾执教于武汉大学，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树达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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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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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两个母本的简介
如同这套丛书中的《论语》一样，读者手中的这本《孟子》，也是将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和杨逢彬《孟子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糅合在一道，然后加以缩写的本子。前者是华人世界以至全球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孟子》译注本，后者大约是迄今为止在注释《孟子》疑难词句方面做得最为精准的。本书取两书之长，删汰若干繁冗的考据，因而既适用于一般读者，又适用于专门研究者。
既然本书乃糅合《孟子译注》和《孟子新注新译》而成，就有必要介绍一下作为母本的这两部书。
《孟子译注》是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的文科重要参考书。该书旁搜远绍，博采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间下己意，于注释中尽量将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古代民俗以及古代哲学思想考证交代清楚；作为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尤其注意字音词义、语法修辞规律的介绍，并时常对这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唯其如此，故能突破前修，独树一帜。书末附有《孟子词典》，尤便读者。所以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说：
在今注中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论语》《孟子》成书较早，杨注虽对于典章制度的注释小有不足，但其解决难点，疏通文意，都有独到之处。（《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页）
正因为此，《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才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近一个甲子以来，一版再版，历久不衰。既然《孟子译注》已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也就无需再多作介绍了。
而《孟子新注新译》主要想要做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地使得它的注释的准确性、可靠性较之同类注本做得更好。
这里所说的准确性、可靠性，是指对字面上意义的把握，而字、词、句所蕴含的思想或哲理，是思想史家或哲学家的任务。字、词、句的释读，是语言学所管的；字面后所蕴藏的思想、哲理，是思想史或哲学所管的。这是两个步骤，不宜合二为一。
现在我们说说做得更好的依据何在。
一个词的多义，体现在字典词典里；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它却是单义的。也即，上下文锁定了该词，让它只能呈现出一个意义。而且，每个词，以及每个词下面的每个意义，它的分布（通俗地解释，就是上下文条件，或语境）都是独一无二，而与其他词、其他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和车牌，是和具体的人、车一一对应的。总之，分布限定了词义，分布就是特定词义的标志牌。考察分布，杨树达先生谓之审句例。《孟子新注新译》的著者对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是死死抓住不放的。
高邮王氏考据古词语的典范之作，都是审句例得来的，也都符合分布的原理。例如王氏父子解读《诗经邶风终风且暴》，就是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格式句子的归纳分析，确定了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由此亦可见，通过审句例来考察分布，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归纳格式。格式，最能体现语言的系统性。在格式中，词义不但得以锁定，有些隐晦不彰的词义也能得以凸显如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分布时，要对词汇、语音尤其是语法知识加以运用。
考察分布，其背后的逻辑是语言的社会性，用王引之的话来说，就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古人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要靠博闻强记，今人借助计算机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但一条条例句还须逐一分析，从中总结规律。这仍需要坐冷板凳。考察分布，其结论的得出，全依审句例的结果而定，不是事先预设的。
王力先生主张，要重视故训，不要轻易推翻。许多审句例的结果证明，汉晋人的说法比清人的说法要可靠得多。
当今解读或注解古书，有两种常见的做法。第一种，即广综博览，择善而从，如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第二种，其第一步常常是指出现在通行的理解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云云。第二步，或者是改变句读从而改变句子结构，或者是说对某字某词应重新理解通常是找出该字该词的某个很偏的意义放入该句子。如果实在找不到作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或是通过故训、因声求义等办法，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
两种做法，若必二选一，著者宁愿选第一种。因为，第一种做法之择善而从总有择对的。第二种做法，则几乎毫无正确的可能。因为：1.该做法一定要否定旧说另立新说，而旧说中往往有一说能够通过审句例的检验因而正确，而正确结论一般又是独一无二的；则新说不可通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2.该做法的第二步仅仅只能证明可能性，远不能证明接近必然性。3.该做法的作者往往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语感，而省略了审句例这不可或缺的一环。4.他人对其审句例的结果往往能证明这一新说是不能成立的。5.该做法的作者实际进行了字词置换，而在原文经共时语言全面考察文从字顺时，字词置换因为3个低概率（见《孟子新注新译导言》第21小点）的存在，其成功概率接近于零。
第二种做法之难以成功，还由于它把语言外部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但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系统本身来加以解释，而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语言学家胡明扬语）。
我们的做法，可归纳为双突出或一个剥离，一根主轴。
双突出，就是我们在求证古今见仁见智未臻一是的疑难字词句时，面临语言内部证据和语言外部证据时，以语言内部证据为主，即突出语言内部证据。这是第一个突出。在语言内部证据中，又突出考察分布，即考察关键词所处的上下文条件，也即杨树达先生所谓审句例。这是第二个突出。
一个剥离，一根主轴，是指将语言外部证据从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位置上剥离开来，同时将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关系的分布树立为插入圆心的主轴。因为，语言系统外广阔无边，那里的证据多如牛毛；在语言系统内部，也存在无数的点，在这无数点上，使用义训、形训、声训，乃至二重证据法等方法、手段展开论证，最后也可能有无数结论。只有圆心是独一无二的，而有资格插入圆心成为主轴的，是与词义存在一对一对应关系的分布。
但我们并未放弃任何诸如形训、义训、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训诂方法、手段，只是区分了证据的主次，并主张当主次证据产生矛盾时应当放弃次要证据而服从主要证据。
如此做法，在出土文献作用日益重要的今天，在传统文献内部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依然大有可为，因为审句例即考察分布所得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因而是确切可信的。
读过了这篇《前言》，读者朋友如感觉意犹未尽，还想深入了解《孟子新注新译》著者的理念，可读该书《导言》以及该书中的一百多例《考证》。本书由于体例所限，未能再充分展开了，读者谅之！
侧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这样解读古书，偏离了训诂的正轨。训诂的正轨云何？训诂学自汉至宋，自宋至清，以迄民国，何曾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过？清代古音大明，学者因而得以突破字形，而知因声求义；到了民国，又自觉地以文法为训；我们不过是将以文法为训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已。试问高邮王氏之审句例（其典型范例即释终风且暴）是否偏离了训诂正轨？何独我们以文法为训而审句例却偏离了正轨？对诸如偏离训诂正轨的说法，杨树达先生七八十年前就曾评价道：故我所无者，整个系统之文法学耳，非无文法也若谓非我国固有即不必为，请问论者，出外亦乘火车汽车否乎？家居亦用电灯电话否乎？夫时代进步，吾人之治学亦当后胜于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论者之说，则吾人今日应茹毛饮血否乎？是以我于此高论，实不欲多言。
二、孟子生平及《孟子》其书
必须声明，这一部分及下一部分，是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导言》的缩写。孟子名轲，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前后。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
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
当孟子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
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平公即位，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
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
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
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余，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 《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
《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
《论语》既是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这便明明是把《孟子》视为传了。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的重要参考书，除了本文第一部分介绍过的两部外，还有东汉赵岐作《注》北宋孙奭作《疏》并收入《十三经注疏》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及现代董洪利的《孟子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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