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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本无删减，共分为九册，简体横排，内容有原文、注释、译文。原文底本精良，吸纳了近期新的整理点校成果。注释广采众长，力求准确详细，还特意将读者容易误读的字词的读音和意思注解出来。译文力求精准，读来通顺流畅。
2.注译者杨燕起教授，数十年专攻《史记》，相关著作等身，是有名的《史记》研究专家。
3.版式设计独特，原文和译文左右对照，注释紧随其后，无需频繁翻页即可一览原文、译文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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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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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由西汉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撰成。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划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其中，本纪有十二篇，表有十篇，书有八篇，世家有三十篇，列传有七十篇。该书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直至汉武帝时期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内容涉及上述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乃至医术、占卜等，所记地域范围除了汉朝，还有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史记》对后世的史学、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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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其父司马谈亦为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帝、景帝、武帝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自小就博览群书，后又跟随父亲在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二十岁以后，周游全国。曾担任过郎中，出使西南。父亲过世后，他承续父业，担任太史令，多次跟随汉武帝出巡，遍览各地风土人情。天汉三年（前98），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宫刑。他忍受着巨大的耻辱，秉承先父的遗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壮志，撰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因此而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其书则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
杨燕起，1933年生，湖南攸县人。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先后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有《历代名家评史记》《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精华导读》《白话史记》《史记全译》《史记的学术成就》《史记与中国史学》。其学术专长为《史记》研究，在此一领域自成一家。2011年5月，他与韩兆琦、张大可（会长）、可永雪、宋嗣廉等10人获得《史记》研究学会颁发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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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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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史记》（一）
本纪（第一至第十二） 1-563
《史记》（二）
表（第一至第十）565-983
《史记》（三）
书（第一至第八）985-1337
《史记》（四）
世家（第一至第十二）1339-1780
《史记》（五）
世家（第十三至第三十）1781-2248
《史记》（六）
列传（第一至第二十）2249-2700
《史记》（七）
列传（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一）2701-3143
《史记》（八）
列传（第四十二至第五十七）3145-3573
《史记》（九）
列传（第五十八至第七十）3575-3974
附录
报任安书975-3990
分册目录：
一
本纪 1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2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32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65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89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152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213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310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367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435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466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506
二
表 565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566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586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679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734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758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793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852
史记卷二十 建元已来侯者年表第八882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915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957
三
书 985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986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1010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1066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1089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1122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1202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1281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1296
四
世家1339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1340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1371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1423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1468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1487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1504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1522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1545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1576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1656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1723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1749
五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1781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1856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1893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1910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1947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2004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2026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2054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2060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2068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2090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2103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2117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2144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2166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2185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2205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2221
六
列传2249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2251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2258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2266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2283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2289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2305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2325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2372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2392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2444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2488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2510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2523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2541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2552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2579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2602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2619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2640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2686
七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2701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2724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2732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2759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2786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2798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2834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2880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2891
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2916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2925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2941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2979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2998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3009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3038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3061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3085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3092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3112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3123
八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3145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3159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3175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3190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3237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3265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3291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3305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3324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3380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3417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3452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3469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3478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第五十六3486
史记卷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3496
九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3575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3617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362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3642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366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3708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3742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3757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376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3798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3813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3869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3908
附录 报任安书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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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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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前言
一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景、武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享年五十余岁。实际上，司马谈在武帝任命他为太史令时就已开始写作《史记》，而最终由司马迁接续完成。这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著史中父子共同完成一部史书写作的先例。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其先祖在远古掌管天文观测、从事星占术和在周代开始断断续续地担任史官的家世感到自豪和骄傲。司马谈在担任太史令以后，以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为己任，开始实施写史的计划。他在《史记》写作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简略概述为三方面：一、撰著了《论六家之要指》，对春秋末叶孔子创设儒学以后所出现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做出了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并将诸种学术论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分别概括出各家的学术特征。这奠定了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分类的基础，同时也为《史记》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方面的指导原则。二、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开始对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研究，并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还考虑了初步的体例设计，具体撰著了某些篇卷。三、有意识地对司马迁进行教育，将其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关于这方面，司马迁后来有非常明晰的表述。元封元年（前100），汉武帝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朝廷大小官员以能随从皇帝参加这样的大典为无上光荣。行进到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因病重无法随行，他感到特别悲伤。恰好这时，奉命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向皇帝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见到了病危中的司马谈，司马谈于是叮嘱司马迁牢记孝德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写史事业。司马迁接受了遗命，表示坚决遵从，不敢疏忽。随即司马谈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民间，在龙山以南和黄河北岸的地区体验了耕种和放牧的农家风情。他十岁就开始学习《尚书》《左传》《国语》《世本》一类的古文典籍，随后跟着父亲到达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这为他后来在学术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二十岁开始，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可能以宦学的身份周游全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三十岁前后，汉武帝任命他做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后，又多次随从武帝出巡。他因此而游历了大半个汉朝。这使他接触并了解了各地的自然风光和物土人情，乃至下层民众的处境，也提高了他对世事的观察辨析能力。这都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时除了对儿子司马迁讲述家族的光荣历史以外，还表述了自己立志作史的决心。眼看他已无法完成，他于是嘱托儿子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儿子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儿子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表明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史记》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件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坚毅地活了下来。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使他对汉朝政治的评述态度客观冷静了许多，不再完全如司马谈最初设计的那样一味歌颂，而是清醒地认清了社会现实，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生命力。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负责观察天象、记载史事和掌管皇家图书的事项，这期间他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李陵事件后，他担任中书令，职事相当于皇帝的随从秘书。自此，直到离世前，他历尽艰辛，利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完成了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的写作，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奉献出了一部光辉巨著，并为史学的建立树起了一座丰碑。
应该看到，《史记》的完成，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主观上努力进取、顽强奋斗的结果；但《史记》的成书，却也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造就的。
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但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化。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发展，社会矛盾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得不开始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良策，也需要有一部全面总结成败兴坏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同时，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如《论六家之要指》所表明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以借鉴的思想材料，以帮助人们进行深入思考，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进而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此外，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使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已经相当齐备，足够历史总结的需要。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述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博大精深，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史学上的真实反映。
二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而《史记》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跨度很长，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直至汉武时期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乃至医术、占卜等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范围广阔，除主要记述汉武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囊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文字，但它强调了中华原始国家构建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极具国体性质变化的政治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的特征，如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迁第一次梳理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它所体现的追寻往古、尊崇先民、巩固统一、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播给后代，影响所及，使得历朝历代都不能不把这一通史的写作继续下去，虽然在形式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而断代为史，但将诸断代史连接起来，却正形成一部完整的通史。这种写史的制度与方法在诸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强化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光辉地位。而它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正是司马迁。所以说司马迁是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
同时，在撰史所遵循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而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受到《史记》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在政治上、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在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他们均关注统系的存在，而在这方面，正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其他部分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虽对司马迁的某些史学观点有所批评，但他也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自此，是否具有实录精神，成为历代评价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第二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第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时期事迹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二十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氛围，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开创了我国通史写作的传统，并确立了若干影响后代史学发展的原则思想，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等多种史书，但从体例上来看，它们的体例都不完整、不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设立，规模宏大，网罗丰富，使《史记》的记事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五体结合形成的纪传体例，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体现，是祖国的壮丽山河所表现的恢宏气势的产物。而司马迁禀受了这样的气息，他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俯视大地，激情涌现于胸中，构思形成于笔端。他运用这种体例，实现了撰写百科全书式通史的目的。
第三，阐明了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标志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
司马迁阐明自己的写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由此可见司马迁深邃的作史思想。
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倡导天地人的合一，说明人们需要认识天地自然的客观条件及其相应的规律，以规范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并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人们如果不能遵循这种规律，甚或违抗它，破坏了自然环境和条件，就会遭受报复而蒙受灾难。所以天人关系这一命题，本身就极具深刻的哲理价值。
司马迁关于天的认识，包含着三方面的概念。一是指自然的天，如日月五星以及风云雷雹等天文气候现象，《天官书》集中对此作了表述；一是指人格神的天命、天意以及善恶报应之类，《伯夷列传》在论述中的质询，较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对这方面的怀疑态度；一是指历史事势发展中人为因素以外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所组成的一种无形力量，而具体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作为某人成事的历史背景之类的势。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第三方面的认识，接近于形成一种对事势的规律性认识。司马迁讲人们可以顺势立功成名而不可违抗，反过来人们的作为又可以造势而为总的事势发展增加新因素、新力量。
《史记》所记述的作为形成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不仅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意识，而是众多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人，故它塑造了许多人的活动的具体形象。因此，对人的完整而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又一标志。人作为社会化群体的成员，在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自然表现出其自身的某些共同特性。《史记》对人的追求、人的品格、人的奉献、人的情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使得它所认识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和风度的真实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锤炼，而又各自具有典型风貌和形象的人。因此，他们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及所创造的历史业绩，就相应地具有代表性。司马迁通过《史记》写出了人的诸多作为，并由此综合地表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他切实摆脱了神灵意识的羁绊，这是历史观念的一次飞跃性的进步。
三
《史记》同时是一部文学作品。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一文时，特称司马迁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位文学家。西汉的士人没有谁不会写文章，但其中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司马相如，另一个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善于写作，文学修养极高，所以《史记》的文字写得很美，但他并不是刻意以文学作品的姿态来写《史记》的，故《史记》的文学成就属于历史文学范畴，一般称之为历史传记文学。《史记》的主要部分是传记，本纪、世家都有传记的性质，有的篇卷本身其实就是列传。历史传记文学的产生，正是史学在观念上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结果，而这种传记所叙述以至塑造的人物形象，都以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为根基。没有了这个根基，不能称之为历史文学或传记文学。但这不排除在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在某些具体的场景、情节、人物性格、心态等描写上有所夸张和虚构。
《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学作品，其特点可以概述为：全书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得益于英雄人物事迹及祖国壮丽山河的感染和薰陶；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造，以形象地再现历史；笔锋雄健简直，浑然一体，虽不无旧文之迹，却独具典雅风范；立于寓论，断于序事，亦不乏精湛之专评；表现手法奇特无穷，文如其人，人与人不同，篇与篇迥异，无一雷同面孔；情挚真切，言发心声，慷慨悲歌，催人泪下。
在文学成就上，《史记》立传人物及其事迹的选择，突出人物特性的叙事安排，全书诸篇间的互见，及见天下形胜与历史事势的整体构思，场景、性格、语言、心态的精练表述及气氛烘托，夹叙夹议及专门评论见解的准确深邃等，都包含着司马迁艺术创造的功力，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后代学者对《史记》的文章评价很高。宋洪迈从文势上称《史记》为真天下之至文；苏辙评《史记》之文具有奇气：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这也说明了司马迁并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明叶盛则认为，司马迁在汉为文中之雄。吕祖谦特别注重《史记》的文章和指归的关系：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其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茅坤则着眼于《史记》叙事之情志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感染力，说：姑取司马子长之大者论之。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他还高度评述了司马迁的气势：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茅坤这个观点影响了他人，故李维桢在肯定司马迁的文字具有蕴藉深厚、激昂悲壮、穷尽极变的特点以后说：具此三者，是以驱驭百氏，卓绝千古。至清，则有邱逢年作《史记阐要》，以刘知幾提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来评述司马迁，认为《史记》诸法皆归于浑融，很有见地。至近代，综合的专评日渐增多。曾毅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如此说：《史记》之文字生动而疏宕有奇气。盖迁多爱之人也，故其文热血横迸；多恨之人也，故其议论悲愤郁遏。若以儒教之家法绳之，诚不免扬雄所谓不与圣人同是非之嫌。而以历史之眼孔观之，变易编年，创为纪传，冠冕群伦，师法百代，实有如刘子元所称才学识三长，而邀郑渔仲之钦赏。即以文学之价值论之，自来文人学士，孰不仰为空前之杰作，绝后之至文者乎。此语已经接近鲁迅之赞誉了。
四
《史记》初名《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成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后于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传出，才流入民间。至班固作《汉书》，在其《艺文志》中就说它有十篇有录无书，同时也说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然未具体说明是哪七篇。
至魏晋时，张晏指出：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今《史记》所标出的褚少孙所补的篇章，实亦未可全视为褚之真迹。自宋代吕祖谦开始，关于《史记》缺篇的多少及其真伪，学者争论不休，难为定论。《史记》传世已超过两千年，有些篇卷如《景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礼书》《乐书》二序之类，权且以司马迁之原作视之，也是一种处置方法。《史记》记事迄于武帝末年，其后不断有人续作，刘知幾《史通》把这件事表述得很明白。他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这里又说明了《史记》与《汉书》相连续的关系。
《史记》的注释，传统的有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原系独立成书，后于北宋刊刻时将其散列在正文之下，与《史记》原文合为一书。三家注为解释《史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清，有梁玉绳用十九年工夫所作的《史记志疑》一书，详考《史记》记事，结论较为准确，故《史记》中一般的疑难问题，大多可以梁玉绳的解答作为结论，以至于钱大昕为之作跋时称它为可以同三家注相比拟的第四家注，对其评价甚高。清人的注释之作还有多种。到了现代，有陈直的《史记新证》别具特色，它虽不是专门的注释之作，但以考古资料来证实《史记》的撰述内容，对说明《史记》记事的真实性很有参考价值，为研究者所重视。此外，日本人泷川资言所撰《史记会注考证》，流传颇广，亦为人们所熟知。当代出版的有关全书或选本注释以及译文之书较多，读者可依情况选择阅读、参考。
《史记》的版本很多，仅择其要者言之。古本残卷现存最早的当数北宋刊本《史记集解》，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通行的旧本，现存最早的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另外，还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和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以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二十四史附考证本。其中，198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上海书店将武英殿本编辑影印为《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全十二册本，多有流行。现今《史记》最常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以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本作底本，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并经编辑整理加工，于1959年9月出版的点校本。此本已于2014年8月进行了修订。本书即以此修订本为底本。
《史记》这部皇皇巨著，历来是史学名著中最受关注的，国内研究人数众多，硕果累累，而且它还以多种文字翻译传播到其他国家，对《史记》的研究和传播的积极势头也还在深入地发展。与此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来诵习它。一般的读者，可在泛读的基础上选择其中的精彩篇卷熟读，积累时日，不仅会对《史记》与司马迁有更真切而深刻的了解，而且也能慢慢地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有所长进了。在此真诚地祝福本书的读者。
杨燕起
2018年9月2日于丽泽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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