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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塑造了24个日本文化英杰群像！本书从日本近世直到近代的三百年间里，选取24个*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摆渡人，如朱舜水、松尾芭蕉、小林一茶、杉田玄白、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冈仓天心……这一个个日本文化英杰的群像，从生平事迹到思想渊源，从价值伦理到丰功伟绩和盘托出，一一展示给读者。
涉及*日本文化意蕴的领域，如日本的诗歌、文学、俳句、医学、农学、茶道、武士道精神……
追求“有史、有识、有趣味、有情怀”的为文之道，着力挖掘能反映人物精神风貌的言行或逸事。
从慷慨赴死的武士道精神到全球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的怪谈与动漫；
从凯风快晴的富士灵峰到万人空巷的赏樱踏青；
从独具特色的饮食风尚到享誉世界文坛的文学作品；
……
是什么造就了今天日本文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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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个令我们不知如何去面对的国家，而彼此间却又有着如此之多牵扯不断的历史渊源，成为一个既绕不开又不能无视的存在；随着中日民间往来日益常态化，日本文化更频频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从慷慨赴死的武士道精神到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的怪谈与动漫；从凯风快晴的富士灵峰到万人空巷的赏樱踏青；从独具特色的饮食风尚到享誉世界文坛的文学作品……是什么造就了今天日本文化的面貌？换个说法，今天当我们谈日本文化时，又该谈些什么呢？
日本，如果从我国官修史书裴注《三国志·倭人传》里*早记录算起，迄今也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一方面，受惠于成熟的东亚大陆文明的滋养，日本文化不断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在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两千年来涌现了很多文化精英和巨擘，参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本书从日本近世（1603—1867）直到近代（1868—1912）这三百年间里，选取了24个*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摆渡人介绍给中国读者。朱舜水、松尾芭蕉、小林一茶、杉田玄白、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冈仓天心等，作者将这一个个日本文化英杰的群像，从生平事迹到思想渊源，从价值伦理到丰功伟绩和盘托出，展示给读者。作者还特别注意文章的可读性，追求“有史、有识、有趣味、有情怀”的为文之道，着力挖掘能反映人物精神风貌的言行或逸事，使之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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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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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晖，福建厦门人。自由撰稿人，曾一度游学日本。归国迄今为《读书》《书屋》书城》《寻根》《澎湃新闻》等多家书评期刊和新媒体撰写文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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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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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林罗山
德川幕府三百年的文胆世家
朱舜水
让中国学问在日本开花结果
山崎暗斋
在儒学与神道之间
山鹿素行
日本武士道的始作俑者
宫崎安贞
不爱兵书爱农书
松尾芭蕉
以天地为逆旅的文学与人生
新井白石
锁国时代个放眼看世界的幕府高参
荻生徂徕
江户时代的学术怪杰
本居宣长
“物哀”的美学
杉田玄白
当汉医遭遇西医——从《解体新书》问世始末说开去
上田秋成
日本怪谈文学的元祖
小林一茶
江户时代的农民诗人
曲亭马琴
出身武士的畅销小说家
佐藤一斋
明治维新的“摆渡人”——《言志四录》漫笔
式亭三马
从书店老板到流行小说巨匠
大沼枕山
日本汉诗后一抹斜阳
吉田松阴
疾风怒涛时代的青年思想家
福泽谕吉
在适塾激情燃烧的求知岁月
涩泽荣一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
冈仓天心
“茶汤，是一出即兴剧，无始，无终……”
志贺重昂
“江山洵美是吾乡”
口一叶
尘世的梦浮桥
河上肇
“土豪”时代的“贫乏物语”
种田山头火
芒鞋袈裟走山河
后 记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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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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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教育热”
——探寻日本英才辈出的原点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实现富国强兵，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安邦，人才是关键的因素。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比中国等周边国家发展得更快更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的成功无疑是一大要因。大量研究表明，早在19世纪中期开国前，日本就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人才培育机制，在整个江户时代，接连出现人才辈出的奇观，不仅为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夯实了基础，也成了日本迅速步入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轨道的有力推手。
这就不能不追溯到明治维新前两个半世纪前的日本教育。日本现代文明成就并非随着开国一蹴而就，经久不衰的江户时代“教育热”为这一成果的诞生准备了充分条件。有学者将19世纪中后期日本与西方接轨比喻成杂树生花，成功嫁接了西方文明的新枝而焕发出蓬勃生机，而江户时代奠定的教育基础是这棵现代文明树上的砧木母体。
“马上得天下”与“文教治天下”
17世纪前后，在日本列岛战国争霸中胜出的德川家康确立了“天下至强”的地位，庆长八年（1603），他从朝廷那里获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后在江户城开设幕府，作为统治日本的权力中心，一直到庆应四年（1867），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天皇，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幕府治世就是俗称的江户时代，又称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的近世，也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点。随着国内的统一和军政合一的幕府政权的确立，日本的教育在经历长达数百年的动荡和混乱而陷于衰微境地之后，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江户幕府政权崛起于战国乱世。初任将军德川家康半生征战，虽是军事豪强，但器识超群，尤推崇学问，厮杀鏖战之余仍勤学不怠。经过百年乱世，日本国内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亟须重建。江户日本是以武士阶级为核心构筑起来的幕藩军事体制国家，士、农、工、商，武士是领导阶级。战国时代以来，在特殊环境下养育的大量中小武士，低文化或文盲者占了很大比重。他们狂躁好斗、目无尊长，动辄谋反作乱，无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大隐患。如何改造约束他们成了幕府成立初期顶层决策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外部，17世纪初的东亚海域绝不太平，中国大陆因明清鼎革而动荡不安，来自西欧的“南蛮邪教”势力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随着国内统一的实现，如何用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法来重建国家秩序、维护政权稳定成了江户幕府的一大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儒学受到了幕府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德川家康就常常向京都朱子学派泰斗藤原惺窝垂询安邦治国之良策，并有意礼聘他来幕府掌管意识形态。
藤原惺窝（1561—1619），出生于播磨国（今兵库县）世代公卿之家，因为不是长子无法继承家业，小时候就被送到京都相国寺当和尚，学佛之余跟随寺庙住持修习儒学，后来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朱子学大师，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曾请他去讲学。他向家康建言：在现有的学问资源中，无论是本土的神道，还是“南蛮”的“吉利支丹”（英语“基督教徒”Christian的日语表音）都不能给日本带来稳定、太平与繁荣。中国的儒学才是安邦定国的学问，特别是朱子学中的“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藤原惺窝门下人才济济，学问造诣以风华正茂的林罗山（1583—1657）为翘楚。在藤原惺窝的强力推荐下，林罗山被拔擢到江户幕府，执掌国家文教事业。
江户幕府所官校
自古以来，教育在日本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部日本文化史，几乎等同一部教育史。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大约从8世纪初到9世纪末期），日本掀起了历史上轮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大量遣唐使将大唐的制度文化输入日本，其中也包括文教制度，如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颁布《养老律令》，其中有“学令”条文，规定中央设“大学寮”、各地设“国学”，主要教育对象仅限于首都的皇族贵胄和地方的贵族子弟。在王朝律令制时代，日本的教育主要掌握在京都朝廷权贵和佛教寺庙手中，其他阶层被排除在学校大门外。不过，平安时代（794—1192）后期开始，外戚干政，皇权旁落，武士阶级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教育开始扩展到武士中的上层。这个时期，“大学寮”和“国学”已经式微，出现了幕府官营、寺营和民营的古代学校，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以及武士修养和弓马
之道等。不过，教育在日本得到广泛普及却要等到17世纪初期，随着日本实现国内统一，德川幕府政权在江户创立，朱子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日本教育史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飞跃式发展局面。
林罗山是日本教育史上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他被拔擢重用进入幕府权力中枢时才二十三四岁，一生担任过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幕府将军的政治顾问，参与并主持了包括《武家诸法度》和《公家诸法度》等重要法令文件的起草，是幕府倚重的文胆。林罗山还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述甚丰，但他为后世所称道的丰功伟绩主要还在于他对近世日本文教事业的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宽永七年（1630），林罗山在自家府邸兴建“林家私塾”，作为传播朱子学的书院，是一所私塾性质的书院。两年后，幕府在位于今天台东区的上野忍冈设立祭祀孔子的“先圣庙”，同时将“林家私塾”迁来与之合并，主要作为培养旗本和御家人（指有资格谒见幕府将军的家臣和直系侍卫）子弟的专门教育机关，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所孔子学院。当时在江户“参勤交代”的各地大名（诸侯）和家臣，也把子弟送到这里求学，比如被誉为“日本武士道鼻祖”的儒学者兼兵学家山鹿素行，早年随父亲从会津藩到江户赴任期间，就曾师从林罗山，是“林氏家塾”早期学员之一。1651年，幕府出巨资大规模修建“先圣庙”，“林氏家塾”渐渐成为幕府祭教合一的官学所在地。此后，德川幕府通过林家私塾的朱子学教育，使社会教化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在文治方面为幕府统治发挥重大作用。
在幕府官校发展史上，圣堂曾几度变迁。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为“林家私塾”赐名“弘文馆”，并从各方面大力加以扶持。1691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培养幕府人才的需要，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先圣殿”移往神田汤岛，并重新规划建设，扩大规模，兴建了校舍讲堂和学生宿舍，这就是名垂日本教育史的幕府官学“汤岛圣堂”。“汤岛圣堂”兼具教学与祭祀孔子的功能，是专门为幕府服务的教育机构，由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冈担任“大学头”（官校校长）。历史风云因缘际会，将这所学校推上了官学至尊的宝座。
18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村破产，下级武士坠入贫困，上层社会萎靡成风，幕府统治一度风雨飘摇。为挽回颓势，幕府实行一系列改革。幕府老中的松平定信（1758—1829）于1790年颁布《异学禁令》，推行“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文化政策，重申朱子学为正统“官学”地位，朱子学以外的“异学”一律禁止，并将“圣堂”改为“昌平坂学问所”（一名“昌平黉”，取自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昌平村）。其后又扩建校舍，使之更具备国家学府的格局。昌平坂学问所仿效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于1792年导入“学问吟味”，也就是对所学进行定期考试的制度。考试的主要内容是汉文的素读和对朱子学的理解。通过这一制度，与将军关系密切的幕臣子弟在接受教育之后，其中佼佼者可以跨过身份或家世的藩篱，打开仕途，获得进入幕府的各级权力部门的机会。
作为江户幕府学府所在地，在两个多世纪里，神田汤岛一带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成了江户日本富书香气息的学府区。遗址存留至今，在东京文京区的一丁目。明治维新后，这里成了近代高等学校的发祥地。基于历史上与江户幕府文教事业的不解渊源，“汤岛圣堂”附近的神田、水道桥、御茶之水一带至今仍是大学院校集中、书店和出版社辐辏的文教首善之区。
有一本名为《昌平坂学问所日记》的读物，由江户时代曾在昌平坂学问所执教老师的教学日记摘录连缀而成，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这所幕府官校的发展历程。在学问所担任讲师的都是当时一流的朱子学者，师资之雄厚，堪称前所未有。在官校执教的除了林罗山及子孙一族，还有像新井白石（幕府高参）、室鸠巢（朱子学家、幕府将军智囊）、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派鼻祖）、荻生北溪（荻生徂徕叔父）、松平乘衡（即后来过继到林家，世袭昌平坂学问所“大学头”的林述斋）、佐藤一斋（朱子学家，日本阳明学的弘扬者）等学术巨擘。甚至连贵为幕府至尊的将军都曾担任昌平坂官校的教师。据载，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非常重视官校的建设，在紧张的政务之余，常常抽空到汤岛圣堂视察，甚至登坛开讲《周易》，八年间累计开筵240余次。教育对象也从初只限于高层幕臣子弟扩大到一般武家学子，后来连各藩国的武士、乡士乃至浪人只要有志于学的都允许前来就学。官校学生毕业后，也大多从事教育。特别是来自地方的武家子弟，回到故乡后成了各地藩校的教师。据研究，在19世纪中期日本开国之前，来自昌平坂学问所的师资占了藩校教员的三分之一。这些毕业生不仅是地方教育的师资来源，也是传播思想文化的活跃分子——经由这一师资群体，昌平坂学问所的教育内容、办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组织形式向日本各地传播，其影响所及，不仅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将幕府政治、学术文化中心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和时代风潮一起向全国各地扩展，促进了各地教育的均衡化，为日本从封建国家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国家转型奠定思想基础。比如，被称为明治维新“摆渡人”的朱子学者佐藤一斋，曾是长期执掌昌平坂学问所的校长，利用这一有利的身份，他在幕府学府弘扬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阳明学，成为阳明学在日本的滥觞。一斋门下弟子三千，俊杰如云，如渡边华山、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久坂玄瑞、山田方谷、盐谷宕阴、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幕末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或维新志士，都是一斋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经由他们的扩散传播，阳明学成了幕末时期各地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之一，并逐渐成为武士阶层的普遍信仰。幕末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阳明学与时俱进，从边缘走到时代中心，成为变革维新的思想利器。
19世纪初期开始，东亚局势动荡不安，也开始波及日本。江户幕府不断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冲击，为了回应重大历史转型期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幕府对官校教育制度进行适度调整。江户幕府自“宽政改革”以来确立的以武士子弟为入学对象、以儒学教育为根本的办学理念已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教育对象上，从仅限于武家子弟扩展为其他非士族阶层；教学内容上，昌平坂学问所打破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时俱进地引入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西方实用学科。“黑船来航”事件后，幕府又增设了两所面向西学的官校。其一是安正四年（1857）设于神田小川町（其后移到一桥门外）的“蕃书调所”，这是一所翻译外文书籍资料和讲授英语的教研机构。“蕃书调所”成立后几易其名，先后有“洋书调所”“开成所”“开成学校”等名称；另一处是安政五年（1858）创立于神田玉池的“种痘所”，是一所西洋医学的教研机构，其后更名“医学所”。1865年，幕府对官校实施教改，对传统教育体制进行重大修订。其后颁布《学问所修业步骤》，对官校课程设置、教师、教学、学制等方面做出新规定。虽然这些教改方案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际操作幕府就垮台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明治政府延续了幕府官校向近代学校转变的步伐。
推翻幕府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将江户改为东京，并于明治二年（1869）三月将首都从京都迁往东京。这一年，昌平坂学问所与开成学校、医学所合并为“大学校”，后改称为“东京大学”，成为日本所现代性的大学。
日本列岛的办学热
在幕府的倡导和示范下，全国各地两200个地方诸侯领地掀起了办学热，以江户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各地纷纷开办藩校、乡校和各种私塾，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前后。
藩校类似今天的地方公立学校，是日本江户时代由地方诸侯在领地设立运营的各种学校的总称，也称“藩学”，近似后来的义务教育制。教员由藩府聘请，像日本近世武士道鼻祖山鹿素行就曾应聘到赤穗藩传授兵学和武士道。虽是公立，但管辖权不属于中央幕府，由地方藩府自行管理。各地大小诸侯都有一个乃至数个藩校，以地方藩士子弟为教育对象，以传授朱子学为核心，也旁及武艺或洋学。藩士子弟到了六七岁开始入学，先学文，后习武。学文，就是研读四书五经（主要是素读）和书法；习武就是修习刀术、弓马武艺和兵法，还有作为武士伦理的武士道。18岁前后毕业，继承家业或致仕藩府。学校运营费用来自地方藩府财政拨款，学员不仅没有学费负担，成绩优秀者还能获得奖学金，并有机会被选派到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学习，称为“留学生”。另一方面，藩校对学员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载，幕府文教部门规定每年10月份各地藩校举行会考，落榜者会受到相应的惩戒。连续三次不合格，身为嫡男有可能被剥夺继承家业的资格，家族也会受到减俸甚至除籍的处分。江户幕府社会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武士是一种世袭的身份。随着江户日本社会实现从“黩武”向“文治”转型，武士也从职业军人转为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当于公务员。他们脱离生产活动，为幕府或藩主效忠，以世袭的俸禄为生，是日本早的工薪族。一旦失业，就沦为形同丧家犬的“浪人”。因此兢兢业业守住家职（世袭的家业）是武士阶级的人生意义所在。子弟教育关乎一族的荣誉、甚至家业存废等核心利益。日本人重视教育的基因，即来源于江户武士社会的教育传统。
藩校是伴随着江户幕藩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地方教育机构。18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幕府大兴文教风气的鼓舞下，日本地方教育迎来了空前发展的隆盛期，各地藩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的藩校总数超过270所，其中为著名的有会津藩的“日新馆”、九州南部鹿儿岛萨摩藩的“造士馆”、九州北部福冈藩的“修猷馆”、本州岛西南端的长州藩的“明伦馆”、兵库赤穗藩的“养贤馆”、东北庄内藩的“致道馆”、纪伊藩的“学习所”和关东常陆水户藩的“弘道馆”等，都是江户文教领域各领风骚的藩校。
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官学，并经幕府官校和地方藩校这些教育机构，由中央向全国传播，进而在武士阶级得到普及，这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一件非同凡响的大事。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问，经过武士阶级中的知识精英们的消化吸收，逐渐内化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知识学问的思考能力。有些藩校具备了雄厚教研实力，不但和江户官校平分秋色，甚至引领时代学术潮流。比如源于水户藩的“水户学”，就代表了江户时代文教的水平。
“水户学”起源于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在江户藩邸的学塾开设史局“彰考馆”，组织编修《大日本史》。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得到亡命日本的晚明学者朱舜水的协力，不仅修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作为地方编著的史学巨著，书中所体现的所谓“大义名分”的“尊皇贱霸”史观，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日本思想
界；受晚明浙东学派的影响，经世致用思想与讲求实践的精神也构成了水户藩学教育思想的基石。19世纪初，在日本如火如荼的兴学热潮中，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在水户创办藩校“弘道馆”。“弘道馆”与时俱进，根据时势需要调整教育方针，以文武两道为旨归，不断充实“水户学”的教研内容，除了朱子学、武学之外，还设立天文学、医学等西洋自然科学科目，成为当时日本规模的藩校，涌现了很多引领时代思潮的学术巨擘，如藤田幽谷、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硕学。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作为德川齐昭的末子，自幼在“弘道馆”就学，师从会泽正志斋和彰考馆总编青山延光，受过正统水户学熏陶训练。在新旧两种势力处于总决战的前夜，德川庆喜急流勇退，以无血开城的方式让幕府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壮举绝非偶然，在其思想的逻辑脉络中清晰可循，一切都指向早期水户藩校学术思想的深刻烙印。朱舜水通过他在水户藩一手培植起来的济济英才及再传弟子，完成了将中国儒学中“忠君爱国”“尊王攘夷”的文化精神渗透到日本知识精英阶层之间，进而演变为改变历史之潜流的任务。
明治四年（1871），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藩校从旧体制中退场，却以另一种崭新的方式进入日本现代教育史。1872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条例，各地藩校便直接或间接成了新学制中的各种初等、高等学校的母体，比如创立于1664年的会津藩“日新馆”后来成了福岛县立高等学校。有些藩校在日本步入近代化国家过程中演变成现代意义的大专院校，如仙台藩创办于1783年的“明伦养贤堂”，明治维新后变身为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青年鲁迅曾在此学医。当时是一所中专，后来东北帝国大学成立时成为该校的医学部，是今天名列世界百强名校之列的东北大学医科大学的前身。
江户时代的地方公立教育机构，除了藩校之外，还有乡校，主要是面向平民的教育机构。18世纪中期起，民间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日本大量出现私塾。私塾，又名“学塾”，多由武士或儒学者在自己的居所举办。有些脱离体制的学者，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一边开塾授徒，一边研究学问，在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这类私塾兼具教育与研究的功能。这类教研机构，以“教”养“学”，由于不受幕府管辖或支配，治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能得到保障，所以产生了不少学术重镇。比如朱子学家、日本垂加神道的始作俑者山崎暗斋，原来早年在土佐藩的吸江寺当和尚，同时还研究朱子学。10年后还俗回到京都，在上京区开办私人学堂“暗斋塾”招收门生，传授朱子学，还进行将神道理论化的研究。又如德川幕府时代中期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青年时代为了谋生，曾在江户芝地增上寺开私塾授徒，钻研学问；晚年从幕府离职后，在日本桥茅场町开办了“萱园私塾”，由此形成了在日本学术思想史上大放光芒的“萱园学派”；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早年到京都学习儒学和医术，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终其一生的志向。后来回乡开办私塾“铃屋”，白天充当行医的诊所，晚上讲学、著书立说，几十年如一日，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江户时代末期，出身长州藩校“明伦馆”兵学教师的武士吉田松阴，秉持“以天下为讲堂”的办学理念，甚至连监狱
也成了他教书育人的讲堂，由此孕育出“草莽崛起”的教育思想，并在萩藩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人才精英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发扬光大，培养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他们当中，有的后来成为长州藩“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先驱；有的成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坛领袖，影响之深远，及于今日日本政坛的格局。
江户时代很多学者，以私塾为依托，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相得益彰，在日本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体制外的私人学塾，在历史转型期也充当了孕育近代日本新思想、新观念的温床。安永五年（1776），“兰医”杉田玄白退休后在江户滨町创办西医私塾“天真楼”，促进了西洋医学在日本的传播。幕末时期，绪方洪庵在大阪（当时表记为“大坂”）创办的“适塾”，是日本近代开国史上著名的“兰学”私塾。
创办于1843年的“适塾”主要传授荷兰文和西方医学，招收来自列岛各个藩国的学子。据珍藏旧居内绪方亲笔记录的生徒《姓名录》记载，20年间前来入学的武士达千人之多，涌现了诸如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鸟圭介（明治政府外交家）、大村益次郎（军事家）、久坂玄瑞（维新志士）、长与专斋（日本现代医学创始人）等在日本近代史册中熠熠生辉的英杰人物，使这所私塾成了日本伟大的学校。“适塾”后来与大阪另一家历史悠久的朱子学私塾“怀德堂”合并，成了如今著名的大阪大学的起源。传统的东亚学术（儒学）与新兴的欧美学问（西方科学），是日
本近代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这一特点，也是源自江户时代“教育热”的一大结晶。
松尾芭蕉：以天地为逆旅的文学与人生
一
江户时代被称为日本的近世，是日本历史从中世向近代发展的过渡期。在日本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近世也是极具特殊意义的历史阶段，在延绵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形成了独特的灿烂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称为“元禄之风”的文化转型期，是构成江户时代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篇章。
元禄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时间段在公元1688年到1704年之间。文化史上的元禄时代是泛指从1680年到1720年内的40年间。与此同时，一衣带水的中国正处于清康熙朝的中后期。只是，不同的因缘际会，日本在文化上走出了一条与康乾盛世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日本近世文艺复兴”的元禄文化开花期。
经过德川幕府近百年的励精图治，日本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锁国体制的完成，日本江户幕府实现了长久的和平稳定，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为酿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艺术准备了充足的发酵时间。远离战场的武士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工商阶层成为新文化创造的主体，并推动了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空前的繁荣。
代表“元禄之风”的文化成果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小说、诗歌和戏剧等领域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江户时代前期，在以京都大阪为代表的“上方”依旧是日本文化的重心，也是“元禄之风”的策源地。元禄时代成功的作家当属出身大阪的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与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而在诗歌领域开一代新风的是关西近畿伊贺国的松尾芭蕉。
俳句是日本特色的诗歌。在日本，一提起俳句，首先就会联想到松尾芭蕉——他是日本的“俳圣”，就像在中国，说起古代诗人都会提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一样。芭蕉之所以被誉为“俳圣”，乃在于他和弟子们（即所谓“蕉门十哲”），在理论和实践上，把俳谐从一种语言游戏改造成精湛的语言艺术，将禅宗的玄机、汉诗文的典雅厚重、市井的平易通俗和物哀、幽玄等日本古来文学传统有机结合熔于一炉，俳谐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影响了江户俳坛200年。
极而言之，天生芭蕉，然后有俳句。虽然从文学史常识来说是正好相反。明治时期著名文学家、日本近代俳句革新旗手正冈子规对芭蕉的文学功绩给予极高评价：
芭蕉横空出世，是贞亨、元禄年间竖立起来的一面旗帜，不但使俳谐面目焕然一新，而且也使得《万叶集》之后的日本韵文文学面目一新。
二
象征近世诗歌的文学样式是俳句。所谓俳句（haiku），是“俳谐之发句”的略称，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至今在日本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世界上也有广泛的影响。
“俳谐”一词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文学概念，意为戏谑取笑的语言技巧、游戏。《诗经》中就有不少风格诙谐幽默的篇目；汉代的东方朔就是擅长俳谐的“俳优者流”；唐宋时期诗歌艺术繁荣昌盛，其中也有诗人涉笔俳谐体诗文，如感时伤怀的杜甫就曾写过《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这样的咏讽戏作；元人散曲里也有不少滑稽戏谑的内容。不过也许是“文义载道”传统根深蒂固的缘故，长期以来俳谐在中国文学中并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体裁进入主流，却在日本繁衍出一支文学奇葩。
日本古代将诗称为“歌”，受到《诗经》影响的《万叶集》（编撰于759）中就存在着“俳谐歌”一类的“杂歌”。《万叶集》被认为是日本传统诗歌的源头，日本古代的歌风（诗风）就沿着《万叶集》的方向展开，在其后的《古今和歌集》（成书于10世纪）中，“俳谐歌”被编入第十九卷的“杂歌”中，与崇尚“物哀”“幽玄”“风雅”的主流审美相比，是一种偏于旁道的文学样式。不过，文学时尚也随时代和思潮而变迁，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以诙谐、滑稽、机智、洒脱等语言游戏为特色的娱乐性短歌流行起来并逐步定型化，于是从和歌中诞生出一种新的诗歌艺术——“连歌”。
连歌是歌人之间连续交互吟咏唱和的文学娱乐，是以“五、七、五、七、七”五句共31字音的短歌。按照“五、七、五”上句和“七、七”下句的形式反复对和，类似汉诗中的联韵唱和，一般由两人或数人轮流作句，一人开篇吟出“五、七、五”长句，叫发句；第二人以“七、七”应和，叫肋句；第三人再以“五、七、五”作结，以此循环往复，接力赛一样联成百句，称为“百韵”。在平安王朝时代，连歌是日本上流社会的基本教养和社交活动不可或缺的娱乐手段，上至皇族、公卿、僧侣，下至宫廷女官都不乏善于此道者，吟咏风花雪夜或爱恋相思，风格华丽纤美，极尽风雅之能事。
从16世纪中前期到江户时代初期，伴随着贵族文化的没落和町人（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组成的市民阶层）的兴起，俳谐连歌开始从皇族贵胄之家的华堂走向市井民间。俳谐家山崎宗鉴（生卒年不详）、荒木田守武（1473—1549）等人对连歌进行改革，“化神奇为平常”，将贵族的优雅吟咏改造为市民人人可为的遣兴艺术。他们将“五、七、五”3句17音的发句从连歌中独立出来，并形式上做了一定规范，比如要有表现季节的“季语”；在风格上强调通俗、平易、滑稽、戏谑等，以此来自由表达平民的日常和思想感情。“俳谐”的出现，显示了高雅的诗歌从创作主体上完成了由上流阶层向平民的转换，为后世俳句的流行奠定了基础，意义非同一般。
17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都市文化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町人参与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活动中，俳谐成了当时受欢迎的诗歌样式，在京都、大阪和新兴都市江户出现了很多俳谐沙龙。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文化发展趋势，京都的俳谐巨匠松永贞德（1571—1654）对俳谐进行革新，他主张俳谐不必拘泥文言雅语，提倡语言多样化，可以将日常俗语和作为外来语的汉语写入俳谐。语言的通俗化，为俳谐从高雅文学转向大众通俗文艺铺平了道路，形成了“贞门派”。后来又出现了以西山宗因（1605—1682）为中心的“谈林派”，将“贞门派”的清规戒律进一步通俗化，主张即兴创作，以滑稽诙谐的趣味为中心，将俳谐的表现范围扩到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语言上不受限制，俗语、歌谣、谚语、佛教用语都可以拿来用，俳谐创作获得了比以往更加自由奔放的形式。只是过犹不及，不受规范约束的艺术终走向流俗和低级，人人可以作诗，连发弓弩一般有的一昼夜“射出”数千首，其粗制滥造不难想见。
在此情形之下，俳谐又走到一个发展的瓶颈。如何将俳谐从俚俗粗陋中提纯，使它成为一种既有高雅纯正的艺术品味，又具有怡情悦性抒情的功能，同时又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新型诗艺，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课题，俳谐的文学革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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