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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长篇小说。财经/商战/金融类题材。作品以新颖的角度、惊心动魄的故事引领读者进入中国股票的内幕。散户炒股其实是与庄家博弈。由于信息不对称，受伤的总是散户。本书是一面透视镜，照出庄家的手段和上市公司的本质，堪称商场实战手册。作者以其沉浮商海几十年的经历，游刃有余地塑造了一系列的商海人物，人物个个形象鲜活，心理描写细腻，对话生动可亲，还带有一定的幽默色彩，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可读性很高，可以称之为一部文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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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1958年生。1977年考入长沙冶金专科学校。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化学系，同年获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同年入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结业，同年底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深圳。历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2007年获“中国书业Zui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双“十佳”。被誉为“Zui具爆发力的金融文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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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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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1958年生。1977年考入长沙冶金专科学校。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化学系，同年获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同年入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结业，同年底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深圳。历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2007年获“中国书业Zui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双“十佳”。被誉为“Zui具爆发力的金融文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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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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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虽然我的深圳作协副主席要等换届才能免去，但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为准确核算我的退休工资，社保部门把我的档案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发现我的初级、中级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但副高、正高职称却是文创二级、一级，它们准确无误地记载了我从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我认为工程师和作家的本质一样，都是“创作”，只不过区别于侧重“工创”还是“文创”而已。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工程师则利用这些规律创造发明出有利于人类健康与进步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和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的分工一致。对于我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我认为是当时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结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认为作家就该是“文学家”一样。可我真的不是“文学家”，只是特别善写而已。1990年我原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举办科技成果展，我一个人展出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全院2000多名工程师的总和，这并不表明我的专业水平力盖群雄，而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善写，这也可以解释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后，为什么能突然成为“高产作家”。
善写主要是遗传。我很小就记得父亲一天到晚在写，更记得当年父亲为如何藏匿小说书稿而流露出的焦虑与恐惧。尽管由于时代局限，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却没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写的基因却遗传给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为“坐家”以来，我平均每年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发表四个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长篇，至今为止，已正式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业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经积压数本书稿了，还写吗？
正当我打算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而只为杂志社写中短篇甚至只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选我的七部小说再版，只是版税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问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正好砸到我头上。我打电话给周思明老师，他和我一样，特别善写，我们并称深圳的“二高”，我是高产小说家，他是高产评论家，“一天不写就难受”，所以我们虽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视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头拉车，而评论家有时会抬头看路，所以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证。
“真的。”周思明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我问，“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机构的电话，他们约我写一篇有关‘创业文学’的综合评论，还特别提到了你，说你的小说无论以前叫老板文学、商情文学还是财经小说，现在都归类为‘创业文学’，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际，创新和创业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时候他们不再版你的小说再版谁的？”
我信了，赶紧签订再版合同。
这次再版的七部小说《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生死华尔街》和《苍商》、《赢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资》（《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还获得中国书业2007年度“商业图书·新人奖”。其实我2001年底发表小说处女作，2002年辞职专门当“坐家”，2003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因此到2007年也已经不能再算“新人”了，他们之所以颁此殊荣，大概是该书多次加印，累计发行量比较大的缘故吧。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般只做专业书，如电子计算机之类，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长篇小说，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小说归类为“财经小说”，如此，我的长篇小说又可被列为“财经类图书”，从而符合他们的出版范畴了。
从年龄上说，我的创作比较晚，来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师活跃。1991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似乎看到了成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辞职下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后拼搏十一年，其间还去过海南和武汉，一度也似乎已经成为“大老板”，先经营七家娱乐城，后出任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广州有二十三家连锁超市、一个灰狗巴士公司和两个地产项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财务制度落实后，金田集团退市，我的“事业”因之归零。此后也应聘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或证券机构操盘等，但终究不适应再“打工”的生活。为了延续自己的“老板”梦，我开始写小说，心里想，当不了大老板，还不能写大老板吗？于是，一口气创作出版了十几本书，内容都围绕着“老板”，所以我的小说起初被称为“老板文学”。后来《金潮》杂志发表文章，分析我的创作现象，称我是“中国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于是我的小说又成了“金融小说”。再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选择研究我的创作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专题，论文称我的小说为“商情文学”。近，著名高产评论家周思明则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将我的小说归类为“创业小说”。但我自己更认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财经小说”定位。
这七本书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些是我身边同事或朋友的经历。比如《高位出局》当中的王艳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当“坐家”前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时期我是动荡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给王艳梅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当总经理之外，也有过证券公司和机构操盘经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原来公司可以这样运作！原来他们是这样当老板的！原来股市的内幕是这个样子！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激发了我用小说的形式披露这些内幕的冲动，于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写在《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等小说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长的那个故事曾经以《股市内部消息》的题目，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04年第6期上。
虚构成分多的是《生死华尔街》，因为彼时我还没有去过美国，更没到过华尔街，写华尔街只能靠虚构。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师评价说：“在阅读《生死华尔街》之前，我始终没搞懂‘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华尔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还能给别人讲解美国的‘次贷危机’了。”
《苍商》写的是几个湖南人闯深圳的故事。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虽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从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学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毕业后留在了湖南，他们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炼厂，所以，小说中刘劲龙来深圳之前于冶炼厂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炼厂大门南下闯深圳的场景，在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中呈现的就是我们班同学“刘劲龙”的形象，所以才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很具体、很真实、很生动。
《赢家》写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这个“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数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学教授，经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并且湘西人客气，每次去，作为湘西少数民族人的田茂军院长都带我领略当地风俗，所以在后来创作《赢家》时，不知不觉就把“麻近水”设计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仅因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为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与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却因为是大城市的城市户口而被录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却名落孙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挠，终凭着自身的努力终于在深圳站稳脚，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七部小说中，主人翁与我本人真实经历接近的是《职业经理人手记》，该书也被称为“中国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课。回想自己一辈子没能成为清华的学生，却当了一回清华的老师，也算是文学给我的莫大奖赏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细心的读者又给我留言：“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啊！”其实都不是，小说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职业经理人手记》和《图书馆长的儿子》中的主人翁确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写照，否则，怎么会有两个“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联谊会在芙蓉宾馆中央大厅举行。本来在侧厅还准备了一些席位，由于没有来那么多的人，于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厅，挤是挤一点，但是气氛反而更好。
市长坐在紧靠主席台那边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主席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主席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谊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谊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它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
全场哄堂大笑。
等大家都笑够了，杜治洪接着说：“来到岳洲市担任市长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创造‘安视’品牌的湖南人就是我们岳洲人！”
杜治洪的讲话再次被打断，但是这一次不是被笑声打断，而是被掌声打断。
这时候，杜治洪才正式向大家介绍聂大跃，说：“现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为我们创造‘安视’品牌的岳洲城关镇人、深圳岳鹏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聂大跃先生！”
聂大跃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
杜市长在介绍到秦石峰的时候，相对要简单一些。事实上，在预先的安排中，这一桌并没有秦石峰，秦石峰是自己坐到这一桌上面来的。本来办事人员或许想着秦石峰不是什么老板，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多算白领，再不然就是“金领”，但不管是什么“领”，也算不上是老板。按照工作人员事先内定的标准，只有真正的老板才有资格坐在这个桌子上。但是秦石峰不管这一套。秦石峰对自己在深圳的影响力，特别是股市上面的影响力还是有自信的。不要说是小小的岳洲，就是湖南省在这里搞什么活动，除非他不来，既然来了，挤也要挤到前面。
秦石峰这样做也不能说是他不谦虚，岳洲有一句俗话，叫“没有那么大的头不会要那么大的帽子”，事实上，真是湖南省政府在这里搞活动，不用秦石峰自己往前挤，或许也要把他请到前排就座。毕竟，湖南的几个上市公司和湘财证券的那些人是非常想巴结秦石峰的。岳洲太小，小到他们可能认识不到秦石峰的价值，但是湖南省不小，省里的人识货。然而，不管他们识货还是不识货，秦石峰该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好在这种联谊会不是正式的人大或政协会议，只要他真的往前挤，工作人员多是提醒一下，不可能硬把他拉出来。于是，秦石峰就在这个桌子上坐下来了。
由于不在贵宾之列，所以杜治洪事先并没有掌握秦石峰的任何资料。联谊会正式开始之前，杜治洪当然是跟这一桌子上的各位来宾先交流一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秦石峰还是不失时机地跟市长互换了名片，并且简单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杜市长记性特好，所以在轮到介绍秦石峰的时候，杜治洪并没有打结，说：秦石峰年轻有为，是股市精英，大家要是买股票可以向他咨询，我保证他免费咨询，如果他要敢收钱，你们可以直接向岳洲市政府投诉。
这样的介绍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杜治洪认为联谊会上需要的就是掌声与笑声。
在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做人要谦虚，不要抢风头，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不是。到了秦石峰他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一天到晚只要求他们做一件事：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至于其他的一切，比如怎么做人，秦石峰他们都可以不考虑。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好百好。所以，秦石峰是不懂得什么是谦虚的。如果他要是像聂大跃和魏长青他们这样谦虚，那么他肯定不会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了。然而谦虚也不一定是好事，比如秦石峰，如果他要是像魏长青他们那样谦虚，可能他就没有机会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了。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秦石峰认识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认识的人越多给自己带来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人好比是分子，分子活跃，与别的分子发生碰撞的概率大，发生化学反应的机会也就越大。至于认识像市长和董事长这样重要的人物，好比碰上了活性分子，不用说，给自己带来重要机会的可能性非常大。事实上，正是由于那一天秦石峰自己硬挤到市长这一桌上来，才使他受到市长的邀请，在第二天来参加正式的招商会。在这次招商会上，秦石峰与聂大跃和魏长青才算是正式认识。特别是魏长青，因为头一天的联谊会上他根本就没有被邀请上这一桌，如果秦石峰不参加招商会，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了。所以，抢风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时代变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5
秦石峰是靠抢风头认识市长和聂大跃的，魏长青不是。魏长青不属于这种性格。魏长青认识杜治洪和聂大跃完全是因为他的谦虚和实在。
那天联谊会之后，魏长青问会议工作人员：“这次活动的钱由谁出？”工作人员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候，正好郑天泽副主任从门口送客人回来，于是工作人员就将魏长青介绍给郑天泽，并说这个事情归他管。
郑天泽问什么事。魏长青把刚才的问题又复述了一遍。郑天泽回答：“政府办公室。”
那天郑主任心情特别好，因为他已经感到自己正在受新来的市长重用，回去之后，说不定能正式留在市长身边工作，而只要留在市长身边，哪怕只是当一个秘书，也比窝在政策研究室当一个副主任或主任都强。带着这个好心情，郑天泽回答完魏长青的问题之后，还主动呈上自己的名片，并问魏长青为什么这样问。
魏长青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以为要赞助，所以就特意装了五千块钱带来。不多，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说着，魏长青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郑天泽听了一阵感动。虽然这次活动他们并没有打算要任何赞助，但是有人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令主任感动不已。郑天泽不由得认真打量了一下魏长青，再看看魏长青的名片，知道这个老乡叫“魏长青”，名片上面写着“茗湘咖啡屋”，并且还标明了两个地址，两个地址分别注明是一分店和二分店。想着在深圳能有两间咖啡屋大小也应该算是个“老板”了，但是名片上并没有说明这个“魏长青”在这两个咖啡屋是做什么的。于是，郑天泽按照官场上说大不说小的规矩，套用在这里，问魏长青：“这两个店都是你的？”
“小买卖，”魏长青说，“现在生意难做。”
由于当时客人还没有散尽，市长那边还围了许多人，打招呼的、要求合影的、提问题的一个接着一个，郑天泽不能跟魏长青谈得太久，对魏长青说：“这次活动没打算接受赞助，但是你有这个心意我还是很感谢。这样吧，下次有什么活动我再通知你。”
“行。”魏长青说。
末了，郑天泽又把刚才给魏长青的那张名片要回去，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重新递给魏长青，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
俩人都说了谢谢，握手道别。
回到市长身边，陪着市长一起应酬，等客人都散了之后，郑天泽想着这是喜事，应当立刻向市长汇报，于是，把魏长青的情况对杜治洪说了。杜治洪听了心里蛮高兴，当场指示：明天的招商会请这个魏长青参加。
就这样，魏长青第二天被邀请参加了招商会，并且被郑天泽特意领着跟杜治洪面对面地进行了交谈。杜治洪对魏长青的印象非常简单明确，就一个字：实。
招商会的规格比联谊会高。参加招商会的主体也不是岳洲在深人士，而是深圳市各大企业的有关人士和一些与岳洲有过接触的外商。另外，湖南省驻深办事处有关负责人、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和部分岳洲籍在深圳的企业家也被邀请出席。
招商会上，秦石峰上不了首席了，因为首席上面都标明了每个来宾的名字，秦石峰即使再不谦虚，也不至于坐到明显写着别人名字的位置上。好在秦石峰在门口正好遇上昨天同桌而坐的聂大跃。秦石峰他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接受正规的礼教，但是毕竟生长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大地，耳濡目染二十多年，看也看会了不少，所以，当聂大跃径直走向一张不前不后的桌子时，秦石峰也正好跟着他在那里就座。
聂大跃之所以径直走向中间那张桌子，是因为那张桌子上已经有人，并且那个人远远地主动跟他打招呼。这个人就是魏长青。
魏长青接到郑天泽的电话后，问清时间和地点，不早不迟压着点来到五洲宾馆湖南厅，却发现自己来早了。魏长青感到奇怪，难道是自己的表快了？又取出手机，看看上面的时间显示，没有错啊。于是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没有错，其他人马上就到。说着，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安排他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坐下。刚刚坐下，果然见有人来了。是聂大跃和秦石峰，魏长青赶忙欠身打招呼，并且能够叫出“聂老板”和“秦总”。聂大跃忙着回礼，但是心里觉得奇怪，因为他对这个能叫出他“聂老板”的人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于是赶紧过来握手，坐下，并递上名片。魏长青在回敬名片的时候，说：“茗湘咖啡，小本买卖。二位要是不嫌弃，没事倒可以来聚聚。自家的店，别的不敢说，至少不会掺假。”
“好的，”秦石峰说，“我几乎每天要去咖啡屋，反正去哪里都是去，不如照顾照顾老乡的生意。”
“岳洲哪个的？”聂大跃用地道的岳洲话问。
“矿上的。”魏长青说。
“个是的？我老婆就是矿上的。”聂大跃亲切了一些。
“个是的？哪个？”魏长青问。
“胡娅沁。你认个？”
“可能当面认个，她比我们低吧？”
“那是个。哪天我带她到你那头喝咖啡，你认认。”
“那定了个。”
“定了个。”
秦石峰听说魏长青是矿上的，态度也热情不少。
魏长青所说的“矿上”就是稀土矿。
稀土矿在岳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稀土矿人在岳洲也算是非常光荣的人。前面说过，岳洲小是小，但是它挨着京广线，不但可以出名，而且可以得利。但是京广线以前在岳洲是没有火车站的，所以那时候尽管挨着京广线，但是沾不上京广线的光。以前沿京广线南下的火车经过衡阳之后直达郴州，然后入广东进韶关，根本就不在岳洲停车。后来火车在岳洲县停靠，完全得益于稀土矿。
岳洲的稀土矿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并开发的。发现稀土矿之后，一下子惊动了全国。过不了多久，岳洲就热闹起来。刚开始是乘汽车来的搞地质勘探和规划设计的人，后来又来了一些铁路工人。这些穿咔叽布铁路制服的人一到，马上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再后来，京广线在岳洲就有了车站，全国各地来岳洲的建设者就不用再乘汽车了，他们直接乘火车来。这些火车大部分是从北方来的，在岳洲丢下几节车皮，又继续向前面开。
被丢下的车皮上有汽车，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大卡车，还有推土机和其他大设备。岳洲人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大家伙。于是家住城关镇的小孩像是看热闹一样天天放学之后跑到铁路边看稀奇。这时候，从城关镇通往老雁窝的公路也基本上开通。老雁窝就是发现稀土矿的那个山沟沟。刚开始是土路，后来改成石子路，后终于修成柏油路。
稀土矿可以说是岳洲人的骄傲。岳洲人对稀土矿一直都很向往很敬重。稀土矿上的人以前不说岳洲话，而是说普通话，就跟当地的驻军一样。稀土矿上的人都有咔叽工作服穿，还有深到膝盖的胶靴穿。并且矿上人的深筒胶靴自己穿不完，还有多余的拿来跟老百姓换狗肉吃。一双胶靴可以跟农民换一条狗子。矿上人指哪只狗，农民就去打哪只狗。被矿上人指中的那只狗家的主人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会欢天喜地，因为乡下的狗贱，家家都有，还有一家养了几条狗的，但是矿上的胶靴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十分金贵，自己家的狗能够被矿上人看中，并且马上就可以换上一双深筒胶靴，有理由欢天喜地。
除了深筒胶靴外，岳洲城关人还看见矿上有人穿大皮鞋的，是那种带帮子的翻毛皮鞋，岳洲人只有在电影上看过，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看过。翻毛大皮鞋比深筒胶靴更金贵，拿狗子也换不成。太金贵了，岳洲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矿上人换大皮鞋，所以街上穿大皮鞋的就只能是矿上人。街上要是出现一个穿大皮鞋的，不用问，准是矿上的，这个人马上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跟如今影视明星走到街上差不多。
稀土矿上的人有钱，矿上人到城关买东西从来不还价。岳洲人尊重矿上的人，但同时对稀土矿也有一种嫉妒和愤恨。矿上的人来多了之后，城关的鸡蛋都涨价不少。
总之，岳洲人对稀土矿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因为她而骄傲，又感到她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感到一种不平等的存在。稀土矿的存在对岳洲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聂大跃当年之所以下海去闯深圳，也跟稀土矿的特殊地位有关。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稀土矿虽然在岳洲县境内，但是在行政上好像一直与岳洲没有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稀土矿在二十个世纪六十年代属于国家地矿部，七十年代属于国家冶金工业部，八十年代之后属于国家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不管属于这个部那个部，就是不属于岳洲县。不仅如此，矿务局的行政级别一直不在岳洲县之下，所以矿务局根本不买岳洲县的账。因此，岳洲人对稀土矿的复杂的情感就不仅限于岳洲的老百姓，就是对于岳洲的各级领导，这种感情也是复杂的，只不过当领导的大脑本身就比普通老百姓复杂，所以仅仅用“感情复杂”还不能完整地表达领导同志们的感情，因此，岳洲县领导对稀土矿的感情不仅复杂，而且微妙。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稀土矿上的人在岳洲是受人尊敬的。既然魏长青是稀土矿的，那么秦石峰就不敢小瞧他。再说，秦石峰也确实是经常光顾咖啡屋，近报纸上说有些咖啡屋专门从批发市场上收购一些烂水果，回来以后把烂掉的部分挖掉，剩下的放在机器里面一搅碎，制成鲜榨果汁，几十块一杯地往外卖。自从这件事情曝光之后，秦石峰进咖啡屋就不敢喝果汁了。可是偏偏秦石峰就喜欢喝果汁，喝果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高雅，电影上的外国人就总是喝果汁，因此喝果汁还顺应国际潮流。秦石峰认为坐在咖啡屋里面喝果汁比喝咖啡更有身份，特别是深圳天气热，喝果汁确实也比喝咖啡科学。这下好了，有个熟人开咖啡屋，不求照顾，但求公道，想着这个魏长青不会因为几块钱坑自己的老乡吧。于是，秦石峰在招商会上对聂大跃和魏长青都十分热情，热情地喊二位大哥，并一再表示下次专门聚一聚，他做东。当然，秦石峰这样热情并不仅仅是老乡，必须是“老乡
有用”他才能如此热情。秦石峰感到这二位大哥不仅是老乡，而且都对他有用。魏长青至少可以保证不让他喝烂水果榨的果汁，聂大跃更是他潜在的客户，要想让秦石峰不热情比不让他喝果汁可能还要困难。
人是很怪的，三个人在一起，在适当的气氛下，只要有其中的一个特别热情，则三个人马上就变成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了。事实上，那天招商会之后，聂大跃、魏长青、秦石峰就真的像是结拜兄弟了，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聚，聚会的地点就是魏长青的咖啡屋。刚开始是秦石峰作为发起人，后来就是聂大跃作为发起人，反正魏长青是什么时候都欢迎他们来。当然，他们也比较随意，也不一定非得事先约定。有时候是其中的一个人先来，然后才给另一个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就过来坐坐。这一次就是秦石峰一个人来的，来了以后就给聂大跃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能不能过来，聂大跃说在外地，过不来。于是，魏长青就陪着秦石峰闲聊。聊着聊着秦石峰就问起报纸上说的那件事情，并且问魏长青听说没有。魏长青说听说了，也是听来这里的客人们说的，并且说他不理解那些咖啡屋为什么要这么做。
“赚钱呗。”秦石峰说。秦石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想着魏长青可能是故意装糊涂，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值得。”魏长青说。
“怎么说？”秦石峰问。
“用正品的水果成本也是非常低的，”魏长青说，“开咖啡屋的成本主要是房租、装修费摊销和人工工资，原料的成本是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做咖啡屋关键是要生意好，人气要旺，原料钱是不能省的。客人都不傻，如果老板在原料上做手脚，省那一点钱，只要少来几个客人就全部贴进去了。要是客人少，就是原料不要钱老板也会亏，客人多，用好的原料也会赚。”
秦石峰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他一听就明白魏长青讲的这个道理。秦石峰由此就相信魏长青应该不会用烂水果来做鲜榨果汁。从那以后，即使不是三个朋友聚会，秦石峰也常常光顾魏长青的咖啡屋，并且常常是带了他那一帮股市上的朋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跟他来的人都是听他高谈阔论。如果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会讲得更起劲。只可惜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旁边往往都有男朋友守着。相反，单独跟秦石峰来咖啡屋的女性都是一些明显年纪比他大许多的，而且秦石峰好像对这些年纪较大的女人非常热情，每次都是秦石峰抢了付账，而如果是其他情况，则通常是别人买单。这是为什么呢？魏长青心里有点疑问，很想问一问，但是终于没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憋在心里，想着等到更熟悉一点的时候再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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