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晚期的某段时间，盛行于弗留利(Friuli)一带奇特的活动引起了教会的注意，尽管他们对此无计可施，而这个地区正是德意志、意大利和斯拉夫民族习俗的交汇处。这里指的是“慈善的行者”[good walker，即本南丹蒂(benandanti)]这个仪式性团体，他们从生来有胎膜的人中选出，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恍惚出神或陷入深睡，这时他们的灵魂(有时以小动物的形式)离开躯体，因此他们得以参加战斗。他们手持一束茴香当武器，为了一季收成的命运而反抗巫师组成的类似团体。他们还行医诊病，施行其他慈善的法力。卡洛·金茨堡认为他们的活动是曾一度在中欧广泛流传的祈求丰收的仪式，但是到了这个时期也许主要盛行于弗留利(还有立陶宛，那里自17世纪晚期起有对仁慈的狼人这一极其相似习俗的记载)这类边缘区域，同时他暗示了斯拉夫甚或乌拉尔—阿尔泰地区的影响，这些当然还须留待民间宗教方面的专家下判决。
然而，他这部极其通俗易懂的作品要表达的真正旨趣却不在这里。宗教法庭没有弄清是什么催生了“慈善的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代表对弗留利方言的无知，还有威尼斯共和国的猜忌)，因而竭力把他们纳入易于归类的异端巫术活动中去，他们还逼迫其牺牲者承认参与了半夜拜鬼仪式。更令人称奇的是，这样荒谬的行径居然成功了。一系列调查和审判从16世纪70年代展开，直到17世纪40年代结束，金茨堡先生从各种档案中摘录的细节，展现了“慈善的行者”在此时十分警惕的教会的压力下渐渐把自己归为巫师(尽管尽力保持他们行善的职责)的过程。毫无疑问，对于他们来说，受到残酷的迫害而向巫师角色转变来得如此之晚，实属侥幸。教会插手农民的传统活动在这一事例中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它将终导致这些活动衰亡。
书中个案发生在一时一地，但显然它与对“巫术”的一般研究相互关联。这里我们不同意玛格丽特·默里把它当作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古老的地下宗教，而认为它是很早就与正统宗教建立起共生关系的仪式性活动——初本南丹蒂认为他们自己是反抗恶魔、拥护基督的斗士，但是在教会的政策下，他们被迫走向反面(被告中有个人认为他们的活动与“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活动相似)。
卡洛·金茨堡此书的旨趣也不仅在于他对16—17世纪宗教、魔法和巫术这一自1966年以来被广泛关注却相当专业化的论题的探索，“复原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才是他的初衷。近年来书写那些其观点几乎无据可查之人的历史成了一种普遍的尝试，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他们构成了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金茨堡的功劳在于，在勒华拉杜里写作《蒙塔尤》(Montaillou)之前很久，他就认识到，与我们惯常的假设相反，宗教法庭的资料让我们捕捉到了它的受害者的声音，让我们得以复原他们的智识世界，以及公共和个人生活。探究这一议题的历史学家需要具备精湛的技巧，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已看过金茨堡后一本书《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的读者将无须听我在此赘述他兼具这两大优点。在这部早期作品中，他已经做出了对探索大众意识的史家来说极具蛊惑和刺激的研究。幸运的是，在1983年，被这一研究激励的历史学家将远多于1966年那段尚在拓荒的岁月。
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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