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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唐世平教授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家为前沿的方法论探索。
內容簡介:
本书是唐世平教授在过去几年里发表的方法论文章以及一些研究成果的集成。
作为中国秀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的唐世平教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索者。本着方法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唐世平教授在过去的几年逐渐发展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讨论,比如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何让时间和空间的作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等。
關於作者: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其研究领域广泛,且著作众多。2013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ISA) “年度著作奖”。2021年正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编委会成员。
目錄 :
部分理念
章 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
第二章 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
第二部分 比较与混合方法的实践
第三章 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
第四章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
第三部分 寻找时空中的机制
第五章 社会科学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
第六章 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
第七章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与案例选择
第八章 运用“半负面案例”甄别机制: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
后记
內容試閱 :
我的研究方法探索——从不自觉到自觉(代序) 缘 起
在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初,我从未想过我会花这么多时间来探索一些有关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在社会科学方面受过的正规训练只有两年(严格来说只有一年半, 因为中间我回国实习找工作花了半年),除了正经地学过博弈论的入门之 外,其间并没有修过别的方法论的课(尽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系 的方法课程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不过有两本和方法论有关的书使我印象 深刻:一本就是当时试图一统研究方法的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 维巴(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简称 KKV)的《社会科 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1994);另一本则是当时许多人 都不以为然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 1997)。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它们的差别 实在太大了。
我对 KKV 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印象是,尽管他们宣称 是基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他们至少没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为关键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其实不止费 希尔(Fisher),以及内曼(Neyman)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至少还 有一种实验逻辑,那就是通常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 为核心的实验逻辑: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mechanism)或者说是“路径”(pathway)、“串联”(cascade)为目标的实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有丝分裂、减数分裂、三羧酸循环、细胞凋亡、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和复制过 程、基因表达调控(如著名的操纵子理论)等机制或过程,都是由后一类实验贡献的结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是授予后一类实验的结果(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实验逻辑,我将在别处详细讨论。工作论文版本,见:Shiping Tang,2019,“Two Logics of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Mechanistic/Pathway versus Populational/Treatment”,https://fudan. academia.edu/ShipingTang/Papers)。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训练的人来说,自然是常识。
因为KKV认定,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就只有费希尔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基于此,他们进而认定,从费希尔和内曼开创的基于群体样本的“随机控制干预”(Randomly controlled treatment,RCT)的实验才是理想的实验,因而也是社会科学必须尽可能逼近的方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很多KKV的批评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即便在自然科学哲学中,这两个不同的实验逻辑也没有被清晰地定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观察数据,如何运用统计技术,逼近随机控制 干预的境界而获得确定的“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肯定更加棘手。而 如果社会科学都做能够严格的随机控制干预,在这一种实验逻辑上,那么 就和自然科学同样的实验逻辑没有区别了。这背后的挑战非常棘手,也是 绝大部分定量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核心问题的话)。
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是一本令很多人困惑的书。这本书肯定 不能算是方法论的书籍。事实上,我认为来维斯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 停留在“花絮性”证据的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发展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年他上研究生的时候政治学还基本没有成型的方法讨论。但是《系统效应》是一本结合了本体论和认知论的书籍,它告诉我们 “系统效应”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真实存在,而且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我们看 待世界的认知论必须是“系统范式”(system paradigm)。而因为在 KKV 之 后,大家更强调方法,反而没有人能够理解本体论和认知论这类问题的重要性。不过对于受过地质学和生物学训练的我来说,系统效应无处不在当 然也是“常识”,加上杰维斯在这本书里更加旁征博引,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书所折服。但是和我有交往的好几位同学却都不以为然。(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向当时一起上课的一两位同学提到并推崇这本书时,他们的发言是,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所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有何用。因为它不告诉读 者该去怎样研究系统效应!因此可以想象当年杰维斯出版这本书的某些内容时的困难了。见《系统效应》的前言。)
在我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1999—2005),我这些初和研究 方法的“接触”却并没有持续。那段时间,我写的许多作品都是相对偏政策类的,对方法的要求没这么多。如果非要说对方法论的讨论有用的话,那便是我知道案例研究,特别是通过“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案例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做法和化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或者说是“路径”“串联”为目标的实验几乎是一个逻辑。因此在我早期的几篇偏理论捎带实证的作品中,我都是在不自觉地运用“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在那期间,我猜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我还 需要学习更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