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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哲学通史》共10卷，历经15年撰写、切磋、打磨、修改，得以出版。这套丛书是我国目前完备、系统、翔实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是一部精专之作。
《中国哲学通史》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少数民族哲学卷、古代科学哲学卷，共十卷。丛书增加了近百年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未曾写过而实际上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真正有历史影响的哲学家，又增加了少数民族哲学与古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深度建构、阐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较为完备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炼、言说论辩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不同。
丛书特点：
一、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自觉。主编郭齐勇教授在卷前的两万多字的《导论》中论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分期、特质与研究方法论等。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贯穿全书。
二、内容丰富，通贯百家，着力梳理了历史上不同流派、著名哲学家的主要典籍与范畴系统，并予以建构。
三、重视重释老材料，发现新材料，并以新观念与新的诠释方式作新解读，突显理论创新，可谓新老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统合出的新成果。
四、言说与体验的统一。强调逻辑、理论系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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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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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学科创立以来，已历百年，本书力图揭示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本卷讨论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天命论与礼乐文明，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子思、孟子、庄子，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后期墨家，《易经》与《易传》，管子与稷下学宫诸家，《礼记》、郭店与上博楚简及荀子代表的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传统与商鞅、韩非子的哲学等，并探讨中国哲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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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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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2017年获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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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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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 中国哲学的问题
二、 中国哲学的分期
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
四、 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章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
节原始的自然观与宗教观
一、 殷商时期的自然崇拜
二、 图腾崇拜
第二节殷商时期的宗教崇拜
一、 商代的巫术
二、 殷商时期的天、帝崇拜
三、 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
第三节殷商时期的政治与伦理
一、 殷商时期的神权政治
二、 殷商的权力继承问题
三、 殷商时期的道德伦理观念
第二章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学
节唐虞三代时期王道政治背景下的义概念
第二节西周时期的义与王道政治
一、 谁应当统治？——义与王道政治之正当性
二、 “不敢替厥义德”：义与王道政治之兴亡继绝
三、 “‘六誓’可以观义”：义与邦国征伐
四、 “义刑义罚”和“义嗣”：义与邦国刑罚及政治权力的承继
第三章春秋时期的哲学
节天鬼神人之际与理性人文主义的发展
一、 天道与人事
二、 天命与德力
三、 民为神主
第二节崇礼重德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奠基
一、 尊礼
二、 重信
三、 孝忠义
四、 智仁勇
五、 和同之辨
第四章孔子的哲学
节孔子与儒家
一、 创立儒家学派
二、 七十子之徒
三、 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影响
第二节孔子天命观
一、 天的内涵
二、 终极关怀和价值信仰
三、 赋天命以仁
第三节仁学和礼学
一、 “仁”的基本内涵
二、 “仁”的道义原则和生命境界
三、 “仁礼”体用不二
第四节为政之道
一、 德治思想
二、 公私观和正义论
第五节奠定中华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一、 树立人格典范
二、 奠定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第五章老子的哲学
节老子与早期道家
一、 老子其人
二、 《老子》一书
三、 老子与道家学派
第二节道论
一、 “道”的观念溯源
二、 万物存在的本根之道
三、 自然的天道观
第三节政治论
一、 自然与自由
二、 无为与规范
三、 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第四节知识论
一、 道与名
二、 体“道”的工夫与境界
三、 知识的价值
第五节人生智慧
一、 反者道之动
二、 上善若水
三、 有余以奉天下
第六节老子哲学的历史影响
第六章墨子的哲学
节墨子与墨家
一、 墨子其人
二、 墨子思想的渊源
三、 《墨子》其书
四、 墨子与墨家
第二节墨学的研究
一、 墨学的衰微
二、 墨学的兴起
第三节墨子思想的核心
一、 兼爱
二、 非攻
三、 尚贤尚同
四、 节用节葬
五、 非乐
第四节墨子思想的矛盾
一、 天志
二、 明鬼
三、 尚力非命
四、 节葬
第五节墨子的认识论
一、 知识的起源
二、 知识的性质
三、 知识的分类
四、 知识的标准
第六节儒墨异同论
一、 关于“孝”
二、 关于“三年之丧”
三、 关于“爱”
四、 关于义利观
第七章孙子的军事哲学
节孙子与兵家
一、 兵家与兵法
二、 孙武其人其书
三、 孙膑其人其书
第二节兵制的演变与《孙子兵法》的时代
一、 商周时期的军事形态及其演进
二、 春秋战国时期军制改革趋势
三、 时代变革中的《孙子兵法》
第三节吴、齐《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
一、 经之以五，较之以计
二、 避实就虚，奇正相生
三、 贵势重道，盈虚相变
第八章孟子的哲学
节仁义内在，性由心显
一、 性善说
二、 以四端之心论性
三、 义内义外之辩
第二节仁政学说与民本思想
一、 仁政学说
二、 民本思想
第三节修养工夫与人格境界
一、 存心养气的修养工夫
二、 德性至上的人格境界
第四节辟杨、墨、许行与孟子的地位
一、 辟杨、墨、许行之说
二、 孟子的地位
第九章庄子的哲学
节庄子与《庄子》
一、 庄子及其时代
二、 《庄子》及其考辨
第二节庄学研究
一、 关于《庄子》的文献学研究
二、 庄子哲学思想研究
三、 庄子研究的新趋势
第三节庄子的道论、知论与人格
一、 道论
二、 知论
三、 理想人格论
第四节庄子的政治哲学
一、 对战国之时现实政治的批判
二、 无为与顺应物性的治国之道
三、 《庄子》中的外王学倾向
第五节庄子的超越之境
一、 从“避害”到超越死生
二、 “保性”与“养德”
第十章名辩思潮与惠施、公孙龙
节惠施的十大命题
第二节公孙龙的白马论与坚白论
一、 白马非马
二、 离坚白
第三节公孙龙的指物论与名实论
一、 指物论
二、 名实论
第十一章后期墨家的哲学
节后期墨家与《墨经》
第二节《墨经》的研究
第三节后期墨家的宇宙论
第四节后期墨家的认识论
一、 知识的形成
二、 知识的种类
第五节后期墨家的逻辑学
一、 以名举实的概念论
二、 以辞抒意的判断论
三、 以说出故的推理论
四、 逻辑规律及对逻辑谬误的批判
第十二章《易经》与《易传》
节《易经》与《易传》的基本内容与成书问题
第二节《易经》的哲学
一、 《易》本卜筮之书
二、 卦爻画中的哲学思想
三、 卦爻辞中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易传》的宇宙论
一、 自然的宇宙生成论
二、 三才统一的宇宙结构论
三、 《易传》宇宙论的思维方式
第四节《易传》的生命哲学
一、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的本原是天地
二、 生生之谓易：生命的表现是变易
三、 辅相天地之宜：生命的主体是人
第五节《易传》的道德哲学
第十三章《管子》与稷下学宫的学术
节稷下之学
第二节《管子》
一、 《管子》“法治”思想之周详而深刻
二、 旷世奇文“《管子》四篇”
三、 “阴阳”与“五行”在《管子》书中合流的轨迹
第三节《黄帝四经》
第十四章《礼记》中的哲学思想
节《礼记》中的终极信仰与天人关系
一、 “礼”的宗教性与超越性
二、 人道与天道相贯通
第二节《礼记》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 天地生物
二、 因时取物
三、 取用有节
第三节《礼记》中的社会政治学说
一、 宗法制度
二、 社会民生
三、 德法并重
第四节《礼记》中的礼乐文明论
一、 《乐记》的成书问题
二、 《乐记》的主旨和“乐”的涵义
三、 “乐”的德性教化功能
四、 “礼”与“乐”的关系
第五节《礼记》中的道德修养论
一、 《大学》的修己治人
二、 《中庸》的成己成物
三、 成德之教与道德之治
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简的思想
节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略说
一、 简介
二、 研究现状
三、 研究面向
第二节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一、 楚简之人性天命说
二、 楚简与《孟子》的思想联系与区别
三、 “情”与道德形上学
第三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
一、 以心志导情气
二、 以礼乐之教养性培气
三、 内外交修，心身互正
第四节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与道德论
一、 五德形于内，德气流于外
二、 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
三、 “中心”与“外心”
四、 心与形体的“一”与“独”
第五节传世文献与竹书中的“五行”与“圣智”
一、 汉代五行图式的启发
二、 传世文献中的聪明圣智
三、 圣智与德圣
第六节上博楚简《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
一、 “恒先”与“道”的形上、超越、、无限性
二、 “或”（域）范畴及“域”与“恒气”之自生自作
三、 《恒先》之重心在于审合言事
第七节上博楚简有关孔子师徒的对话与故事
一、 孔子与颜回
二、 孔子与子路、子贡等
三、 与《韩诗外传》比较
第八节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
一、 《季康子问于孔子》与《论语》
二、 《仲弓》与《论语》
三、 《从政》与《论语》
第十六章荀子的哲学
节天人关系论
一、 对“天”概念的发展
二、 天人相分思想
三、 天人相合
第二节认识论与方法论
一、 认识论思想
二、 方法论思想
第三节逻辑思想
第四节人性论
一、 人性的内涵与特征
二、 对人的本性欲求的正视与肯定
第五节礼义论
一、 礼的起源
二、 礼义的实质
三、 礼义的宗旨与功能
四、 向“法”的演化
第六节荀子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地位
一、 荀子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二、 荀子哲学思想地位
第十七章法家商鞅、韩非的哲学
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及其思想
一、 李悝
二、 吴起
三、 申不害
四、 慎到
第二节商鞅及其历史观与治世论
一、 商鞅其人与其书
二、 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
三、 重罚轻赏，居官守法
四、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第三节韩非以“法”为中心的思想
一、 “法”、“术”、“势”的结合
二、 以“法”为中心
第四节韩非“世异则事异”的历史观
一、 世异则事异
二、 富国强兵，讲求实效
第五节韩非的道、理观与参验论
一、 “道”乃万理之所稽
二、 事物的“定理”
三、 “参验”论
第十八章战国阴阳家的思想
节阴阳五行学说
一、 阴阳说
二、 五行说
三、 阴阳与五行的合流
第二节邹衍的思想
一、 大九州说
二、 五德始终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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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自上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史。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李泽厚、陈来等数代专家学者的耕耘，这一学科仍处在成长与发展之中。
百年来，凡讨论中国哲学史，必先涉及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在远古时期，各个大的种族、族群的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既相类似又不尽相同，人们思考或追问上述问题的方式亦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观念、问题、方法、进路，有不同的哲学类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阿拉伯、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
我们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人关于人与天、地、人、物、我之关系，宇宙与人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学问，当然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中国哲学的问题
中国哲学讨论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张岱年1937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是以问题与范畴为纲，论述中国古典哲学发展演变的书，此书强调中国哲学问题的条理体系，值得咀嚼。他认为，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其内容约略可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与政治论五个部分，以前三个部分为主干。张先生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凸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与课题，以解读中国哲学的范畴为中心。如宇宙论中包含三论：本根论或道体论、大化论、法象论。本根论讨论的是道、太极阴阳、气、理气等。大化论讨论的是变常、反复、两一、大化、终始、有无等。人生论中包含四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天人关系论讨论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天人合一、天人有分与天人相胜等。人性论讨论的是性善与性恶、性无善恶与性超善恶、性有善恶与性三品、性与心之诸说等。人生理想论讨论的是仁、兼爱、无为、有为、诚及与天为一、与理为一、明心、践形等。人生问题论讨论的是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志功、损益、动静、欲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等。致知论中包含知论与方法论等。
张先生此书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抽绎为道，展开而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
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属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包括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涉及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关系相联系的诸问题。这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完全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对立、不可通约的。美国学者史华兹说：“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
［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我们运用东西方哲学范畴时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范畴、术语的语义范围，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另一方面，“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
同上。
因此，中西、中外哲学是可以比较，可以通约的。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牟复礼说：“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超越的意志，等等。”“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
［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5页。
中国上古的神话基本上是英雄神话，而没有创生神话。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
在解释宇宙如何形成的问题上，“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李约瑟分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之后，称之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李约瑟描述的中国人的有机的宇宙让我们瞠目惊讶，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宇宙的观念相比，中国人的观念是何等特别。”
［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页。
宇宙的发展不必依赖任何外力，中国哲学的气论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是各派哲学的共识。
钱新祖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但不把人和天在本体上截然划分为两种不同存在，并且还认为人和天在存在上是一体的，以为人之成神、成圣是人的本性的自我实践。所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肯定人的时候，也同时肯定天，在肯定天的时候，也同时肯定人。”
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35页。
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团体，而是个人。譬如说，《大学》里所讲的‘八条目’，其中的条目就是修身，修身的身就是指的个人一己的自身。”
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43页。
中国人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与联系，然而在西方，人伦世界里的人伦也还得依赖神这个创世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个人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个人间的关系是与神这个创世主的共同关系为媒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承认有所谓“启示的真理”，“不承认真理是由一个高高在上、超人的神所启示给人的，而是认为真理是可以、也必须在人事中找寻得到的。……中国人认为真理是在历史的过程里显现，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追寻和求证，也必须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去体验和实践的。”
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46页。
所以中国哲人肯定“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且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有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史学传统。同时，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比较发达。
二、 中国哲学的分期
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或阶段）：时期是创立期，指先秦哲学；第二时期是扩大期，指汉至唐代的哲学；第三时期是融会期，指宋至清代的哲学；第四时期是潜藏期，指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或称为现代哲学。
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时期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与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体。第二时期是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融合体的确立期，中华制度文明的建构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周边各民族及外域文化扩大交流的时期，也是印度佛教文化及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及哲学不断融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诸种佛教宗派的时期。第三时期是士庶二元社会结构解体，文明在全社会下移、推开的时期，平民化的时期，也是进一步消化印度佛学并重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时期。此一时期的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都得到深化与发展，对东南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第四时期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这两种文化及哲学开始碰撞、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哲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哲学，再建中国文化及哲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
这四个阶段哲学的代表性思潮、流派、人物、成果各不相同。在多样化的哲学成就中，根源性、原创性、标志性的典籍、人物、流派：阶段是《五经》与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及诸子百家；第二阶段是董仲舒、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与道教哲学及《五经正义》；第三阶段是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传统；第四阶段中外诸思潮相互激荡，出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哲学思潮。
这四个阶段的问题意识与哲学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各有其重心与特色。
在阶段，孔子与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与之并行的是老子与道家。道家继承上古与春秋思想家有关“天”的叩问以及弥沦无涯的“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创立了凸显天道与超越境界的“道”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天是什么”的问题及万物所以为万物的问题，主张人可以通过身心的修养上达天道（天地精神），把自然、社会、人生打成一片。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是中国哲学核心的范畴。儒道两家并非绝然对立，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墨家与儒家同源，墨子与老子、孔子一样，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当然，墨子继承的是民间小宗教的传统，其学因自身限制未能成为大统。这不是说墨家没有价值，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选择使然，其更需要的是形成互补态势且可大可久的儒道哲学思想。这当然是后话，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诸子蜂起，百家异说各著精彩。儒家之有思孟学派与荀子，犹道家之有庄子、文子，法家商韩之学从道家转出而成一家之言，名辩思潮与阴阳家等更是自成一格。要之，诸子百家都是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的，当然论辩往往涉及不同层面，甚至辩说本身的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系统，其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继善成性、德业双修论，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
在第二阶段，“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在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各种各色的人身、人心、人性与修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尤以中国化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为盛。在此一时期，人如何超越现世而又不脱离现世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汉代哲学之“天人感应”中的人的生存，生死神形问题与人性问题；魏晋玄学中的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道教中的元气、长生、神仙、养气炼形、内外丹、重玄、凝神收心、性命双修诸说；佛教中的“真心”“妄心”之争，佛性之“本有”“当有”之辨，“一心开二门”之论及“圆融三谛”、“一念三千”、“转识成智”、“理事无碍”、“自性即佛”诸论；凡此种种，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超越与现世生存（圣与凡）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哲学，由于佛教的传入，在人的心、性、情、才与认知结构，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个体自我的神圣完满性（佛性），能动的主体与重重无尽的世界的关系，顿悟、直觉、创造思维的爆发力，以及超越意境的追求等等方面的体认或研究，都比先秦哲学更为精深。
第三阶段的哲学，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自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重塑了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语》《孟》，周公、孔子。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叠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例如工夫论上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
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理”、“气”范畴是基本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及“道”、“阴阳”、“太极”等范畴在先秦就有了，但只有在这时才形成为相互对应、相互联结的范畴体系，成为儒家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在宋明理学中，主要和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朱熹为重要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重要代表的心学学派。理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性即理”的理本论以及由此“理”本论所发展出的所谓“格物穷理”、“主敬涵养”、“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心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心即理”的心本论以及由此“心”本论所发展出的“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
第四阶段的哲学就不同了，所谓“现代”即相对于“前现代”而言，内容与形式与前三阶段的哲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与之对话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没有用“近代”的概念，而直接用了“现代”的概念。这一阶段当然还在进行之中。为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各种思潮都在选择适合中国而又不脱离世界大势的道路。这一阶段的中心课题是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各派哲学家都在检讨、反省：什么是现代化的普遍之路及现代性的内涵，什么是东方、中国的特殊性？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今天还需不需要形上、本体追求和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引进西方价值理性、哲学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各派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思考。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各派哲学家均有自己的回答。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中隐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此一主线上分为上述四个大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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