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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湘西地处中国腹心，为何直到民国还被视为“边城”？与华夏互动了上千年，为何没有完全“攀附”华夏而依旧是华夏边缘？其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却实现了在广袤地域上的政治一统与文明延续。那么，生态与生计复杂，族类与文化丰富多元的西南地区，何以能够在整合到大一统中国秩序后仍得以包容大量“边疆”、华夏边缘的存在，同时又保持了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成为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整合为成功的典范？
对此，既须反思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也要超越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惯性。湘西个案鲜活地展示出，审视“西南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下不同人群对“边缘性”的制造、经营对重新认识西南乃至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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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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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辉，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先后做博士后、研究助理教授、副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特聘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西南边疆与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现正主持国家社科面上项目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等科研项目。主要著作有参与主编《边陲社会与国家建构》（台北：稻乡出版社，2017年）；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近代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香港）、Asian Ethnicity、《明代研究》（台湾）、《新史学》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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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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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I
第一章 边缘性与西南中国的整合 1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1
第二节 湘西、研究材料与方法 15
第三节 篇章结构 25
第二章 含混的边缘：虽近犹远的盘瓠子孙 28
第一节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如意大王 29
第二节 “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宋熙宁年间开边南北江 44
小 结 59
第三章 谁的扩张：土司、苗乱与堡哨边墙 62
第一节 新格局的开拓：元朝土司制度的推行以及新路的开辟 63
第二节 民、军、土人或苗：元末明初西南格局下的王朝扩张 69
第三节 只愿贼在，岂肯灭贼：卫所弛败下的苗疆土司与苗乱 78
第四节 王朝的扩张？土司与苗疆之堡哨、边墙 87
小 结 97
第四章 不同正统性的追求：联姻结盟与谱系传承 101
第一节 较量：土司的汉名、联姻与结盟 104
第二节 改制：文人诗士、白银与土司宗祠庙宇的创建 117
第三节 土王、王鬼与祖先：土司/土王的权力结构与礼仪秩序 135
小 结 145
第五章 殊途同归？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的实践 149
第一节 帝国：比较视野下的地方行政机制 150
第二节 官法与苗例——法与礼之在苗疆 161
第三节 边墙与屯政：苗疆土地制度的变革 170
小 结 182
第六章 礼仪与正统：从白帝天王看苗区的开发与
文化认同 185
第一节 文本与口传：隐现的女性传统 188
第二节 汉姓与土酋：明帝国体系下的苗疆杨氏 198
第三节 神与祖先：天王受封与“苗疆中额”前后的天王
形象 205
小 结 218
第七章 边缘性：“西南传统”与西南中国的整合 221
主要参考书目 229
一、基本史料 229
二、研究论著 235
后 记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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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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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性与西南中国的整合（节选，注释从略）
研究中国社会与历史时令人感到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字传统的文明古国。如果对国家的存在与历朝典章制度没有深刻的理解，就无从了解中国。然而，如果缺乏批判性阅读，以为这些正史典籍所展示的就是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全部，那就有可能迷失在汉文文字运用等制造出的大一统景象之中，湮灭了历史长河中尤为珍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仅狭隘化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整合和中华民族认同建立的过程与机制。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湘西令人着迷，也让人迷惑。民国时期，沈从文笔下美丽宁静的边城〔1〕，“赶尸”“巫蛊”等彰显南部苗区尚未被驯服、充满异域气息的传说，总能激发人的好奇心：湘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为何直到清朝才系统设立州县、建立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秩序？为何直到民国，位于南部的苗区还跟“边墙”“边政”“边城”这一类词语挂钩？〔2〕而北部毗邻的原土司核心区，虽然生态与生计模式与苗区类似，同样在清代前期才系统建立州县，但到清末、民国已然成为旧疆，也不再是华夏边缘。然而，不论是否为边地、华夏边缘，它们在近代都保持了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那么，位于腹地的边疆，展示为相当坚挺难移的华夏边缘，以及清代以来边缘推移的迥然有异等充满张力、魅惑的历史现象，该如何理解？
其实，不仅湘西如此，这类情形在广袤的西南地区相当普遍。它们在近代以来也都保持了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是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整合最为成功的典范。那么，重要的就不仅仅是西南边疆地区如何整合入大一统中国，更为扣人心弦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们为何可以成为延续的边缘、边疆，并保持对国家与民族强烈的认同。西南大量这类边疆、华夏边缘的存在，显示出这一议题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是理解大一统中国和中华民族凝聚不可或缺的环节。〔1〕本研究旨在以湘西这个位于腹地的边疆为中心，讨论当地在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同时，如何制造、维系其边缘性，使之直到清末依旧是一个位于腹地的边疆、边城。
下文将从“边疆与华夏边缘”以及“‘西南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整合”两个方面，对相关学术史略加梳理。
首先，是对“边疆与华夏边缘”这一主题学术脉络的梳理。传统时期士大夫笔下的边疆，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下的边疆，并非必然是靠近国境线的地区。很大程度上，这与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文明教化框架下，“边疆”的所谓边缘性密切相关。边疆与华夏边缘的历史被关注，在近代学术脉络中被书写，有其本身的历史。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在历史上往往被中心忽视的边疆，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晚清、民国时期，政府还有意识地调整了对边疆、边民的政策和表述。民国时期兴起的边政研究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相关讨论，正是在此种情境下展开的。〔1〕如此情势，加上传统汉文典籍本身就是中原中心与正统史观的重要载体，使得本土的相关研究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与实践上。在历朝“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观、正统观以及文野之别等观念的影响下，“边疆”的历史往往被放在中原中心与边疆边缘的叙述模式下展开。着重关注民族政策、军事征服、改土归流、科举教育等重要制度和重大事件，由此呈现出曾经的蛮夷化外之地，如何由羁縻到实施土司制度，然后改土归流、设立州县，将化外之民变成编户齐民，渐次融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这一类边疆历史，多在“开化”“汉化”“内地化”的模式下展开。〔2〕这类开化、汉化论模式，在揭示出历史的某些重要面向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帝制时期士大夫孜孜以求将“化外”纳入“化内”，边政向内地看齐的政治理想。持类似汉化论者，在海外也不乏深有影响者，譬如威恩斯（Herold J. Wiens）在其对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向热带地区前进》一书中强调汉人移民是中国在南进的浩荡大势中，得以横扫并湮没非汉族群及其文化的主要因素。在这种理路下，南疆土著只是在被动地等待被优越的中原文化征服与同化。〔3〕
同样在民族国家兴起与殖民扩张的背景下，19世纪90年代，特纳（F. J. Turner）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边疆假说”，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指出美国边疆不同于西欧国家形成的固定边界，而是“文明”向“野蛮”地区推进的一片广阔区域。〔1〕特纳的边疆论述引起广泛关注，也被学者们不断讨论修正。〔2〕例如怀特（Richard White）针对文明与野蛮的交汇论述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3〕这种对边疆研究的关注，也深刻影响了海外学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最典型的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等人对长城沿线边疆地带的研究。〔4〕这不仅打破了中原中心模式下对中国北部与西部边疆的历史书写，还指出多元文化的互动、生态与生计的选择如何影响社会组织与管理技术，并影响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周期，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延伸到了长城的两侧。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原中心模式下边疆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书写的重要修正与补充，也修正了特纳等人开创的边疆研究。
这种打破中原单一中心、强调多重历史动力的边疆叙述，也被部分运用到西南边疆的研究中。例如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明显受怀特和拉铁摩尔的影响，考察了清代亚洲边地云南。〔1〕但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对靠近边境一带，广阔的西南内部边疆地区则较少受到关注。然而，这显然跟传统时期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边疆实态不符。
究其原因，固然跟中国南部边疆缺乏像北方长城这类跟生态与生计密切相关的相对“硬”的边界相关，以致拉铁摩尔等人认为南方边疆是相对开放、易于开拓的“软”的边疆。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将基于西欧与北美民族国家历史兴起的边疆研究，应用于在国家形态、文明与边疆传统跟它们存在显著差异的中国社会的契合度问题。中华文明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民族与生态如此多元的区域内，得以延续并长期维持大一统，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早就指出不能单纯靠移植基于西方语境的理论与概念来把握中国历史。〔2〕由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中国跟西欧、北美等地的国家，在国家组织、治国意识形态与历史实践等诸方面存在巨大差异。〔3〕大一统中国的长期延续，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跟传统时期天下秩序下边疆的形态以及边疆跟大一统中国的多元复杂互动模式密切相关。故此，西南甚至中国历史的书写，一方面需要破除正史典籍与传统历史书写以中原王朝为单一中心与发展动力的历史叙述惯性；另一方面，在以开放态度吸纳国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须对基于西方历史语境发展起来的概念、理论范式有所反思，从中国本土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追寻与理解中国社会。
在中国的语境中，边疆的边缘性不仅来自政治地缘，来自生态与生计模式、人群组织与管理技术等方面与政治中心的差异，同样也跟身份、认同等密切相关，这本身往往也是一体两面。传统时期在正史典籍的记载中，中国的边疆地区往往同时就是非汉人群的聚集地，这跟传统时期的天下秩序和夷夏文明观的传播、实践的形塑密切相关，但也绝非全貌。
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边疆地区丰富多元的认同与族群，几代学人耕耘后的成果展示出：一方面，民族实体论存在问题〔1〕；另一方面，建构论也亟须审慎看待。随着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巴斯（Fredrik Barth）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对族群理论、民族国家的检讨，族群的主观性及族群边界对族群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界重视。〔2〕但对由此而发展出的认为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下经过想象、建构和操弄的结果这类研究〔3〕，王明珂、温春来等人的研究已经精辟地指出，近代建构说的问题在于过度割裂了跟传统的关系，国族与族群的建构有其深刻的古代基础。〔1〕
在此基础上，王明珂受巴斯、拉铁摩尔边疆研究等的影响，进一步强调：边缘才是观察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提出“‘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华夏的形成与扩张，就是边缘族群通过“攀附”而“华夏化”、华夏边缘推移的进程。〔2〕华夏边缘理论相当富有挑战性：一方面承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又跳出国家中心的叙述框架，从生态、生计与个人能动性相互激荡的角度，对既有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理论进行了颠覆与重构。〔3〕
相对于视边缘为持续对华夏保有“攀附”之心的存在，斯科特（James Scott）则反其道而行之，颠覆性地将在东南亚大陆的佐米亚（Zomia）崇山峻岭中的众多高地族群，诠释为躲避低地国家政权统治的主动逃离者。〔4〕张兆和则通过对近现代苗族的人类学考察，指出在“攀附”理论所反映的全面驯服以及“逃离”理论所体现的全面主动逃离国家这两种极端形态中间，土著民族会通过“挪用”，以应对帝国扩张及近代国族建构，并形成与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5〕
“攀附”“逃离”“挪用”三说为理解边缘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提供了富有启发与解释力的三个理想模型（ideal model），也相对比较抽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西南“边疆”不仅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而复杂的互动历史，其本身也有着丰富的族类甚至地方王权传统，与其他文明中心的交流也从未真正隔绝过。〔1〕正因如此，亟须将这些富有启发但又相对抽象的模型放入具体的历史空间，以人群的行动为中心，考察边疆与边缘的实际具体运作过程与机制。
接下来将梳理“‘西南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整合”这一主题的学术脉络。其实，湘西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考察传统时期边疆、华夏边缘的研究点：不仅因为这里既没有北方长城这类包括生态与生计的“硬”分界线，也不符合斯科特提出的具有相当地形阻力的佐米亚高地，然而这里确确实实长期被视为边疆，是跟华夏互动上千年却依旧没有“攀附”完成的华夏边缘——这表明简单套用相关抽象理论不仅会影响其解释力，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更重要的是，这里存在互相毗邻、互动频密的西南两大类型的土著社会。
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史记》中指出西南土著大致可以分为“各有君长”和“毋常处，毋君长”两大类型，即大致可以分为“各有君长”与“无君长不相统属”两大类型的社会。〔2〕“各有君长”是指有着自身的地方政权架构或类似的官僚行政体系，土酋往往自称为王。土司制度推行期间，不少土酋同时被任命为土司，明清改土归流主要针对这一类地区。另一类则比较散漫，相对缺乏一个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即所谓“无君长不相统属”之地。在传世文献中，这构成了西南地区延续至中华帝国晚期土著社会组织的一种最重要的特征。本研究认为，这一特征，虽然是中原王朝视野下对西南土著社会的一种归纳，但仍可体现出当地的一些重要面向。更关键的是，这种被中原王朝认定的特征，在西南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决定了历代中原王朝与其互动、管理的基本策略与制度，也深刻影响了西南地方社会的模塑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进程与模式。简约起见，本研究概称之为“西南传统”。具体就湘西地区而言，大体来说，在历史上“有君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今湘西北地区，改土归流前主要为土酋、土司所主导，如今主要为土家族聚居区；而湘西南则被归类为“无君长不相统属”类，如今主要为苗族聚居区。无论有无君长，在中央王朝看来，它们均与自己所统治的核心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视之为边疆。
“西南传统”有必要郑重提出来，跟重新认识“中国”息息相关。什么是“中国”，各地如何整合入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命题不被考虑，或者被认为不言自明。〔1〕其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视中国为一个不具备区域差异的同质性整体，往往以若干史料丰富的核心区块的历史代表中国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将地缘关系带入宗族研究，指出宗族同时是控产集团（corporation）〔2〕，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打破传统从王朝国家的逻辑出发来描述空间的架构，主张以“区域周期”取代“王朝周期”，从人的交易活动出发，发展出区域层级体系理论。〔1〕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理解中国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具体组织与结构，而不是单纯的精英政治、王朝制度本身。〔2〕由此，中国作为一个不具备区域差异的同质性整体的基本假设备受挑战。同时，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地方社会有其值得严肃正视的自身架构及能动性。
既然各地存有差异，有其能动性，那为何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内这么多元的民族形成了一个中国，并在中华帝国晚期显示出比欧洲、南亚等地的农业社会更高的整合程度？〔3〕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被系统提出，学者们分别从市场、教育普及、印刷术、乡村仪式专家及地方戏、神明的标准化等角度，做了深富启发的探索。〔4〕其中，华琛（James Watson）的标准化的讨论最引人注目，他强调朝廷是关注象征 / 结构的标准化，而不是内容/信仰的标准化，这使得在包容各种差异性的同时，造成了天下一体的氛围，促成文化的整合。〔1〕在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体性与差异性上，华德英（Barbara Ward）的意识形态模型表明：无须在行为上标准化或者统一化，因此与其说是“标准化”，不如说是对意识模型的“正统化”。〔2〕科大卫和刘志伟等人进一步指出正统化不是一个可以抽离历史时空的价值追求，而是需要探讨形成其结构的复杂历史过程。〔3〕
循此学术脉络，在对大一统中国形成历史的考察中，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时期与区域在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社会时，可能采用了不同模式。例如科大卫（David Faure）、刘志伟、陈春声等学者基于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所得可概括为“珠三角模式”。〔4〕郑振满和丁荷生（Kenneth Dean）等学者对福建地区考察得出的研究可概称为“莆田模式”。〔5〕另外，基于湘粤赣界邻地区、赣南、粤西南、台湾六堆等地研究也观察到不同整合进程与模式。〔1〕基于不同模式的对比，科大卫等学者得出“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纳入国家制度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这一重要结论。〔2〕
一个引人深思却尚未系统讨论的重要议题是曾经洞蛮、畲客杂处的福建与疍瑶猥杂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在经过大一统的推行整合之后，成为内地与华夏，形成相对较高整合程度的文化一体性与族群认同。那为什么曾经同样是“蛮夷”杂处的湘西地区，民国时仍被称为“边城”，在边政的框架下讨论。这些都透露出经过王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与事件的整合，礼仪、教化与大一统的推行，“异域”不一定就成为内地或者“旧疆”，更不必定成为“华夏”。西南地区大一统推广后巨大差异性的广泛存在，凸显出考察西南内在特性的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西南本土出发，呈现西南的内在特性与主体性。连瑞枝力图挣脱中原王权的既定框架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的叙述，巧妙利用传说、画卷等以往长期被忽视的材料，力图从土著观点展示出南诏、大理国佛教王权的建构与运作，以及被明朝征服后土著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社会运作与历史重建。〔3〕温春来结合彝文文献，将黔西北地区曾拥有本土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异域”——阿哲、乌撒君长国整合入中原王朝，成为“旧疆”的历程娓娓道来，并且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为地方预留了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4〕乔荷曼（John Herman）呈现出黔西与滇东的慕俄格王国（约 300—1283），如何逐步将其势力扩张到今日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并对来自中原的扩张做出有力反应。〔1〕在西南地区如何整合入中国这个命题下，他们清晰地勾勒出元以前，当地存在的多个有本土文字、礼仪体系与政治架构的地方王权。温春来意识到这些王权对西南社会历史的重要性，称之为“西南国家传统”或“西南王权传统”。〔2〕
这些西南王权传统的研究，其学术旨趣与出发点未必是关心没有北方长城这类“硬”分界线、难以被简单定义为佐米亚高地的西南地区〔3〕，为何长期存在大量边疆，何以在整合入大一统中国后部分地区依旧被认为是边疆、华夏边缘这类议题。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已经在重新发现西南，从西南本土的角度呈现出西南内部社会的一些核心特质与本地人群的主体性。
已有的边疆与边缘、中国社会整合、重新发现西南等学术成果，为本研究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启发了思路。本研究试图沿着这些成果的思路与方法，从西南本土出发，尝试从“西南传统”延展开来，同时考察湘西北“各有君长”区域与“无君长不相统属”区域，希望探讨大一统中国在湘西两类不同土著社会推进的具体过程的同时，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何以长期作为边疆与边缘的历史。传统史书和史学从本质上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家机器。〔4〕从这套国家机器内部发展出来的解释逻辑，往往容易落入单向大一统制造的脉络。西南地区需要面对来自中原王朝的扩张，大一统在西南的推广当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这种扩张，不仅表现为一种政治行政体系，同时也是一套文化、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除了面对中土的扩张与大一统的推广，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应该被视为多种力量与因素共同影响下奏出的一支复杂而丰富的交响乐。西南本地的主体性，其内在的特性与发展动力应当被发掘与重视，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在大一统秩序推行之后，在福建、广东留下了相对较高的文化一统性，而在西南地区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多元性和复杂认同。
因此，本研究认为“西南传统”以及在“西南传统”中形成的边缘性可能对模塑西南社会与历史相当重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观察与考量：
其一，两种社会类型的长期共存绝非偶然，而是蕴含着深刻机理。本研究注意到，从西汉司马迁写《史记》的年代一直到清道光年间魏源写《圣武记》的年代，西南地区始终被认为存在“无君长”与“各有君长”两大土著社会类型。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两大类型的土著社会不仅共存，有些甚至伴生存在，亟须放在整体的框架中考察它们的互动及其对西南历史的意义。
其二，从西南地区的空间与时间维度上来考量，“西南王权传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司马迁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温春来也提出宋代的西南地区是“多‘国’林立”。本研究发现除了学者们所关注的大理国和阿哲、乌撒君长国等这类高度体制化、形成文书体系的西南较大的地方王权，在地方社会的脉络中，其实还有一些也建立有一定礼仪、官僚与阶序化体系的地方“土王”。在时间的序列上，元灭大理国，尤其是土司制度的推广，标志着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书写中西南这些地方王权历史的终结。然而，实际上在地方社会的脉络中，不少土酋一方面是中原王朝任命的土司，另一方面在其控制的地域内依旧是被广泛认可、有其礼仪秩序与管理层级体系的地方“土王”。当然这些土著王权，无论在中原王朝的体制内，还是按照学界有关王权标准的各类论述，都难以真正被称为“王权”。但它们在本土得到广泛认同并且长期存在，有其逻辑与意义。
其三，在西南地区较为规模化的“土王”控制的中心领域的外围边地，往往存在一些“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社群，这些地方又构成了以“土王”为中心的边地、边缘。在历史上，这些“土王”之间，以及“土王”所领区域与“无君长”的社群之间，往往进进出出，在诸多方面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已然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生生态。那么放在西南具体的时空之中，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无论是做出“攀附”“逃离”还是“挪用”的选择，其中心对象就有可能包括但不仅仅限于中原王朝，亦即在当地本身就很可能拥有一个多元中心与边地的复杂关系。
正是基于这些观察与考量，本研究认为，西南这两大类型的土著社会之间，及其跟包括中原王朝在内的各种政治实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生生态与多边互动。这种共生生态与多边互动，跟这些土著大酋们经营边缘性密切相关，也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区域文化的整合进程与社群族类的分分合合，模塑了西南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模式及其逐步建立起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类边地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一种边疆类型，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过程与机制也构成了一种典型。本研究即以试图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与机制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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