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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内含300多个小问题，快速解锁知识点。
这是一本内含300多个知识点的大众普及读物，它能快速帮你解锁关于中华五千年历史的那些小困惑。
2. 大师之作，精编精校。
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为吕思勉研究专家，将吕思勉先生的史论文字，按照通史的系统精心编排，构成一部简明的学史读本。
3. “石破天惊”的新理论。
书中有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一般人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吕思勉先生说秦始皇并非不用儒家。又如，唐太宗一直以来都被捧得很高，可是吕思勉先生说他不过是个“中材”。
4. 贴合现在快速阅读的习惯。
章节段落编排紧扣吕思勉先生的大局观念、问题意识，而且各个小问题都不太长，非常贴合现在快速阅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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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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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时代顺序，系统呈现国学大师吕思勉的史论、史评精华，可以说是一部写给国人的历史通识课。全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对具体史事、人物的精彩评说。吕先生那些引古鉴今的论说，既在简要的论述中让人了解到深刻而真切的史识，也为读者思考、研究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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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吕思勉（1884 —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等。江苏武进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名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其著述规模恢宏，博通周赡，既注重考据，又能融会贯通，素为学术界所推重，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
张耕华，1952年生，浙江鄞县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致力于吕思勉遗著等的整理工作，已编辑出版吕思勉文集《为学十六法》《吕思勉讲中国史》等十余种。主要著作有《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史学大师——吕思勉》《历史哲学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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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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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章 史前时代：论大同之世
一 部落时代
二 世运之变
第二章 上古三代：论封建之世
一 夏商周之更迭
二 宗法与封建
三 古代的城与国
第三章 列国时代：春秋战国一大变
一 封建社会何以崩坏
二 古代的制度
三 王、君、臣、民之古义
四 先秦学术之缺点
第四章 秦代：帝政成功，君政废坠
一 秦是新进的野蛮国家
二 君政废坠是政治的退化
三 论秦史的真伪
第五章 两汉时代：治天下、安天下与让天下安
一 汉初君臣均是无赖
二 无为即放任
三 西汉盛世之真相
四 汉世非真崇儒
五 社会演进误入歧途
六 后汉国力远不如前汉
七 相权移于尚书为官制一大变
八 汉世学风止于纸上
第六章 三国时代：汉魏为民族盛衰之大界
一 统一之世何以走向分裂
二 三国人物之品鉴
三 三国史事之考辨
第七章 晋南北朝时代：内重与外重
一 中西历史走入相异之路
二 晋南朝何以不能恢复北土
三 陈武帝是君王中的真英雄
四 魏晋后的学术转向
第八章 隋唐五代：风俗侈靡之世
一 论隋唐制度
二 汉唐不可相提并论
三 唐朝诸帝均不过中材
四 唐之痼疾在宦官
五 隋唐制度之变迁
六 唐末之乱皆全社会所造之恶业
第九章 宋辽金元时代：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
一 论宋之改革
二 论宋之官制与兵制
三 宋儒不宜做政治事业
四 民生穷苦古今一辙
五 征服与被征服
六 入侵民族治法各有不同
第十章 明清时代：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
一 明政治坏于废宰相
二 盛世与国民自助力
三 君主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四 西力东侵引发文化大变
五 唯豫兵于民可救兵制之弊
六 广田自荒易招外侮
七 明清之际的思想变化
附录 读史须知
一 为学当去名利之念
二 借历史倡爱国亦有弊
三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四 先读科学书，后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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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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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一生恪守祖训：著书不如钞书。他在《钞书篇》中写道：“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我的老师李永圻先生，便用顾炎武的这句名言，督促我养成一种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当时，正在协助李先生为出版社整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遗稿，便一边阅读、整理吕先生的著述，一边将吕著中有价值的段落抄录下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便积累了好几册笔记簿。后来有了电脑，为了便于保存与检索，又将抄录的文字，一一录入电子文档；新抄录的，也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偶尔，选些抄录的段落，传送给朋友、学生交流分享。大家读后也颇为喜欢，建议我将这些精彩的段落编成一册，以飨读者。这本册子所抄录的，大都偏于吕先生史论的文字，又以通史的系统加以编排，遂以《吕思勉国史通论》为书名。
史论，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等文化现象的评述。初阅读、抄录吕著，自然会关注吕先生与我从教科书上所获得的相悖的史论史评。比如，教科书中有关史前史的叙述，都把史前的历史用一个公式来阐述，即史前的历史分为母系、父系两个演进的阶段，母系时代由母系女子统领掌权，父系时代是由父系男子统领掌权。但吕先生在著述中却说：“女权与女系异义。女系时代，事权不必皆在女子手中。”（见本书第2页。下仅出页码）“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第4页）
又如，各种教科书都说夏朝是奴隶社会的开端，夏商周属于奴隶制时代。但吕先生却说：“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第28页）“近人所言中国奴隶社会之说，证据多不确实。”（第29页）教科书上说武帝征匈奴，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说唐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吕先生论及此事，却提醒读者：汉、唐对西域的控制不可高估。“我国历代盛时，疆域非不广大，然多并非实际的占领，如汉朝设西域都护，以维持天山南北两条通路，只可称为线的占领。唐朝设西域都护府以管理漠南北，又于西域设四镇，只可称为点的占领。此等占领，虽身在其地，并不能确立势力，而要有别一种势力，以为其后盾而维持之，到维持之势力亡，其本身即不得不撤退了。”（第320页）
后来书读得多了，发觉凡是彼此有差异的地方，吕先生的史论更能获得史实上的支持，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这就正好可以用作我历史学习上的绳愆纠缪。这一类史论，还有“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二世篡位非为事实”“无为即放任”“汉人称颂文景颇过其实”“汉时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使臣图自利”等等，它们有些可备学术研究上之一说，有些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历史上被遮蔽的另一面。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吕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有很高的评价，说这部著述“极多石破天惊的新理论”。顾先生所说的“新理论”，既指吕先生在著述中吸取了不少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理论，也指吕先生史论上的许多新看法、新观点，他用“石破天惊”来比喻，自然是强调这些新看法、新观点的不同凡响、新奇惊人。循着顾先生的提示，我的抄书也就着重留意一些“石破天惊”的段落。
比如，吕先生说秦是“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为可怕”（第66页）；秦的统一虽好，但联结的方法不佳，“前此的分争，固然不好，后来虽勉强统一，而其联结的办法，还不是好的”（第71页）。又说秦的建立是“帝政成功，君政废坠”。“帝政成功，则（一）内战可息；（二）前此列国间经济上的隔阂，亦可消除，如撤去列国时代所设的关，出入无需通行证。而且统一之后，对外的力量，自然加强；中国未统一时，蒙古高原不曾有像汉以后匈奴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是中国的天幸。这确较诸霸或王更为有利。但是帝政成功了，君政却全废坠了。”（第73页）君政的废坠，却是政治上的退化。
论及汉唐武功，吕先生的评说也与众人不同。他说西汉与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第104页）。又说：“唐自太宗时，本无迫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于是玄宗继起，不得不重边兵，边兵重而安、史之乱作，节镇遍于内地，大局遂不可收拾矣。”（第204页）“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第203页）
细读他的论证，却不得不敬佩吕先生的学力、才气与史识了。这些“石破天惊”的史论，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达到对历史的真切的领悟。
吕先生的史著，一般都以青年学生为预设对象，故他的著述都写得通俗练达、简明易懂。他的史论，不生硬套用深奥的理论，不铺陈艰涩的概念术语，为了论证的需要，他总是在史论中附以各种来自历史或现在的案例。比如，“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条目，专门论述“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一问题，吕先生认为：文明民族受野蛮民族的蹂躏，原因全在于文明民族自身的社会病状深刻。“以文明程度论，固然文明人优于野蛮人；以社会组织论，实在野蛮人胜于文明人。我们说具体一些的话：在政治上，我们有阳奉阴违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假使在两军相当之际，我们的将帅，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话，逗挠不前；我们的军需官，甚而可以借图私利。这许多事情，在野蛮社会里，大抵是很少有的。”（第272页）所以，“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第271—272页）。甚至于该社会的首脑，“其行动先自误谬，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境”（第274页）。
又如本书抄录的“教育偏重人伦不算错”一条，说：“今之论者，每怪从前的教育，偏重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致自然科学，在欧洲能够发达，而在中国则不能。此事的原因，是否真在于此，业已很成问题。即谓为然，而谓中国的教育，太忽略于自然则可，谓其太注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则不可。须知注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即等于抛荒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我们今日，何人不坐轮船火车，但何曾都懂得蒸汽机？何人不点电灯、打电话，但何曾都懂得电学？一国中而无懂得蒸汽机和电学的人，固然不行，有些人不懂得，何碍于其为人？且亦何法使人人都懂得？人与社会的关系，却不是如此。结婚了，岂能说我不明白夫妇间的伦理，而使人代行？出门行走，岂能说我不明白走路的规则，而撞伤人物？然则人对于自然的关系，所知甚浅，由他人操作而我但享用，是并无不可的，对于社会之关系却不然。此理实甚明白。中国传统的教育，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首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次之，实在并不算错。所错者，乃在其所谓人与社会的关系，太陈旧而不适合了。”（第46页）
这些史论，都是从常识、常理来立论，都是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论述，行文遣句里还带有一点吕先生特有的幽默感。
昔金松岑先生评说吕先生的古文，是“意境孤峭，笔锋犀利，近王安石的一派”。我也深有同感，尤其欣赏一些如同格言、警句、座右铭之类的警拔独到的文字。如：“为政之道不能废督责。”“国民而全不知法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政治。全不知道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外交。”“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等等。这些精彩的文字，读来毫不吸睛，却值得我们反复吟颂、深长思之。
为吕思勉先生编一本“国史通论”的想法始于二〇〇七年前后，先是有一个初步的设想，从吕著中划出所需的段落，请朱慈恩君帮忙输入成电脑文本，而后徐徐辑缀。本书将抄录的吕著史论，按内容分类辑成一个个专题，再按历史顺序加以编排。每一专题，摘录吕先生的原文概括成一段小引，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所引的吕著史论按著述的初版初刊加以注明出处，遇初版初刊有删节的，则按后来增补版加注。如《学校风潮》一文，初刊于《燕石续札》时就有删节，后收入《吕思勉读书札记》重印也未补全，现按增补本的《吕思勉读史札记》加注。又有初刊时间不清或不全者，则以后来重印版加注。如《答振甲君》，原刊1920年的《沈阳高师周刊》，未知具体的期号，读者无法查找原文，现按《吕思勉全集》加注。抄录中凡有省略或节录的，为了保持行文的流畅，个别行文未加省略、删节号等，但均注明版本与具体页码，读者可以回溯查找原文。
编者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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