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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始于一次分神——世界文学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書城自編碼: 3670024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评论与鉴赏
作 者: 胡桑
國際書號(ISBN): 9787532179343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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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始于一次分神》是胡桑的书评集,共收入从2010年至2018年间创作的书评,指向文学构筑潜能生活的能力。这些书评曾发表在《书城》《新京报》等各类报刊。
该书涉及辛波斯卡、米兰?昆德拉、略萨、马内阿、特雷弗、君特?格拉斯、鲁西迪、里尔克、帕慕克、阿兰达蒂?洛伊等著名的中外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胡桑秉承了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的细读方法,深入文本肌理,揭示文本写作的秘密,为读者开辟出诸多通往文学作品的条条幽径。通过胡桑的解读,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目击一个充满差异和竞争、终能够和解的完整精神世界。
胡桑的书评既拥有诗人的敏锐,又具备学者的严谨,在文本与现实、历史与想象、形式与价值之间游刃有余地自由穿梭,文字摇曳动人,又处处引领着读者去沉思文学、生活与生命之间的幽谧联系。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评集,同时也是一本探讨文学何为的思想论集。
關於作者:
胡桑
诗人、译者、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同济大学哲学博士(2014)。著有诗集《赋形者》(2014)、诗学论文集《隔渊望着人们》(2016)、散文集《在孟溪那边》(2017)。译著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014)、《染匠之手》(奥登随笔集,2018)、《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2019)等。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西方现代文学与哲学。
目錄
【目录】
大海,全是水,仍然把雨承受下来
——“世界文学”时代的阅读与写作(代序)
来自爱尔兰的消息
初的自由
在“准”的国度
爱情的废墟
肺叶上的睡莲
洋葱地窖中的眼泪
夜晚的时日逝去
虚构的血液
被禁止的爱
我的名字叫城市
祖国旅店里的游荡者
“让言辞悬在空中”:航渡者洛威尔
从远方我们领来自己的血缘
在清晨醒来
內容試閱
大海,全是水,仍然把雨承受下来
——“世界文学”时代的阅读与写作(节选)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书籍贫乏的江南小镇上,带着盲目的热情,我开始了阅读与写作。现在回想那段时光,这种贫乏大概是命运的意外馈赠,或者,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自负。每每追溯过去,极度的不安就会顷刻袭来。我仿佛是一只瑟瑟飞翔的候鸟,一阵风暴便会将我打落海上;仿佛凝结在草叶上的露珠,一头幼兽便能将我碰落跌入松软的土中;仿佛一封随时会失落在狂野草莽中的信,那个投递的隐形人却并未觉察失落了什么——这封信,在密不透风的草丛里消隐,无人问津,衰朽、曲折、腐烂,溶解在泥里。实际发生的却截然相反,那只无形的投递的手却眷顾了这封信,轻轻捏起,缓缓托举起来。这是垂帘我对生命的热爱?我对成长的渴念?对他异世界的执著?
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惟有一件事不容置喙,我开始了偷偷写作,写那些令人羞愧难当、恨不得早点焚毁的诗——终于有一天,早年的日记本和日记本里的诗歌,被我冷冰冰地扔进了家里的炉灶。纸页迅速在火焰里红得娇艳,转瞬之间化为灰黑的页页薄片。这就像珍爱的人却被一阵突然而至的风暴裹挟而去。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有一个句子——“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Du musst dein Leben andern.)后来,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用来命名了自己的一部评论集。这个句子坚实有力,充满着诱惑——人,大概就是一种能够被诱惑而越出自身存在的动物,热衷于舔舐盈余的激情、收纳过度的愉悦。我曾译过沃尔科特(DerekWalcott)的一首诗《遗嘱附言》,其中有一句诗:
要改变语言,必须首先改变你的生活。
(To change your language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1997年,在浙江德清一中图书馆借得一本《明亮与黑暗的: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作品新译集》,是王家新、沈睿编选的。于是,次读到了沃尔科特的诗。我就像那只暴风雨中受惊的候鸟被卷向一座荒凉僻静的岛屿。这是获救?幸存?还是被抛入了一个深渊?至少,沃尔科特的修辞是我闻所未闻的。他来自一座岛屿——圣卢西亚,陌生地让人不安。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要在这座岛屿和类似的无数岛屿上惊恐不安地存放我身上的盈余和过度。但我很快平复了不安。也许,我生性怯懦,必定只能在词语的激烈变化中去理解并占有别样的生活。沃尔科特的诗句也像一个在海洋深处起伏的岛屿,诱惑我去承受密林的影子和巨浪的声息,给了我乘坐高层电梯上升时的尖锐的失重感。在沈睿翻译的《风暴之后》这首诗里,我读到了这些句子:
桅杆、箭、渴望、急促的心——
飞往一个我们永远无从知晓的极地,
苦苦追寻一个在自己的港口中,无悔的海平线上
愈合的岛,杏仁的影子不会
伤害沙滩。岛屿太多!
多得如昨夜星辰
抖落那颗开了裂缝的树上的流星
犹如跌落在“飞翔号”纵帆船旁的水果。
苦苦追寻一个愈合的岛!我搜寻着自己的港口和无悔的海平线。突然间,我的贫乏、若有所失和无端的激情被治愈。这样的诗句激发我以后去热爱边界、角落、路口、拐角。而岛屿是所有这一切的隐喻。以语言之岛为中心,我的确拧转了自己的生活,那波澜不惊的生活,那脆弱不堪的生活。让它旋转,与意外、拐角的幽暗角逐。
出生在绵长缓慢的贫乏的南方乡村,读不到什么书。我早接触的是古典文学——《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绿野仙踪》、楚辞、唐诗、宋词等等,当然还读到了《罗摩衍那》,只是这些书并没有激发我去写作。我甚至读不到童话,而是在亲人、邻居或访客的口口相传或道听途说的谣言、传闻、轶事、鬼故事,还有民间剧团演出、花鼓戏,以及动画片、电视剧里,听到了世界被叙述出来的样子。
江南县城的生活贫乏至极。一个彷徨不安、空空荡荡、自我感到脆弱而想要做出变化的人,却总是好过成为一个爱欲已死、他人退去、道路枯萎的社会里的透明的人。借用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在《爱情半夜餐》里写的,阅读的打开,让我们得以“庆祝生命悲壮的脆弱”。庆祝自我的混沌,自我的不能,自我的渴望。生命是真实的,即便脆弱。
我在老县城阅读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鲁迅、茅盾、老舍、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张爱玲、海子、顾城、西川、莫言、孙甘露、格非。三年高中光阴,我花尽了省吃俭用下来的零钱买了他们的书。另有很多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是在选集里读到的。通过阅读别人的生命,我编织出虚构的生活。那几年书籍太少,只能反复阅读这些作家的书。许多年后,我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里读到了所谓的“反复读者”:“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只有反复进入一个文本,才能被这个文本巨大的磁场所同化,并获得相似的磁性——语调、词汇、认知。在反复的相遇中,一个灵魂不断邀约另一个灵魂,一个生命缓缓织入另一个生命。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说过两句话,深深地摇撼了扎根在我内心的那棵阅读之树:“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阅读,尤其是阅读一部经典作品,仿佛在雨季进入一座异乡的城市,沾染了一身雨水、尘土,呼吸了空气中湿润的味道,与陌生的人们渐渐相识,与他人的生命交织、切入,就获得了另一种生命的节奏。卡夫卡《城堡》中的K就这么进入城堡山下的村落。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过,“世界存在于人们之间。”其实,世界也存在于和书籍的反复相遇之中。对一些书反反复复、永无止尽的阅读,为我们生命赋形了温度、速度和韵律。与什么样的书相遇,就进入了什么样的生命形式。换言之,阅读,始于一次偏移——偏移已有的经验,重塑已有的生活秩序。安娜?卡列宁娜遇见弗隆斯基之后,在回彼得堡的火车上,阅读着一本英国小说,窗外是暴风雪,她的生活则与文本中的世界开始交织在一起,但终,她醒来了。
在或轻微或暴烈的偏移中,阅读者一次次抬起头来,其生命潜能被一次次激发出来,去完成一次次的创造。能够抵御这个消费时代的损耗的,大概就是生命力量的行动,而且是复数的行动,在与他人的联结中行动:“阅读不是一项孤立活动,只与生活形成竞争与抵抗,阅读是我们的一种行动,通过阅读,我们日复一日,每天都在给予存在一个形式、一种滋味、一抹风格。”(玛丽埃尔?马瑟《阅读:存在的风格》)
我在大江健三郎的诺奖演说辞里读到了《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一些情节。那时我已经十八岁。演说辞附录在《性的人?我们的时代》后面。大江健三郎说,《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有三个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一是大自然中的真实世界得到了解放,二是尼尔斯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的愉悦是尼尔斯呼喊着回到了家乡:“‘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cria-t-il。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正如大江健三郎,我也被后半个句子感动。我渴望回到人间,栖居在世人中间,进入与他人的联结,在生活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江南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位置,我对江南日常生活的厌倦和抵触大概来自其精神内容的匮欠——说到底,是我自己精神世界的贫乏。我只能在阅读和写作中安放自己游走的心灵。我想要离开。我在散文集《在孟溪那边》里嵌入了众多逃逸的星辰。我期待陌生世界的来临,尽管我一直在思虑,那不可见的、到来中的港口、站台、码头、机场到底在何处等候着我?只是,热情飙升了马力,仿佛一场风暴,将我席卷而上,抛入了漫无终点的旅途。阅读和写作终将是一场不能抵达尽头的跋涉。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终于欢欣地堕入了深渊。在这里的景致却错落有致,充满了丰盈的变化,有着意料之外的可能:或云阴往来,或晴暖无风,或密云不雨,或慢雨霏微,或暴雨如注,或狂风卷席,或霁岚无言。我游走了许多城市和国度,尤其是透过文本的窗口望见了诸多事物和心灵,见识了不可见的法则和边界,遭遇了可能与不能、轻与重、敞开与封闭,终于能够理解那个养育我的村子了。

四、写作始于一次分神
那么,写作,之于我,到底是什么?写作只是如实写下自己经历了的生活?还是去重新构造自己、改变自己?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着当下的生活?
胡桑是我的笔名,谐音于湖桑,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个桑树品种。家里的房子后面生长着一大片浩瀚的桑树林。我曾经一直漫游其中。我在大学时开始使用这个笔名,漫游在异乡,我却与自己的故乡和解了。我不想只生活在原名里。笔名是生活的增补和溢出。这种方式类似于写作。写作始于一次分神、忘我、偏移、构造。无可奈何的是,这又会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离、甚至缺失了责任的写作。但是这个笔名还有一层意思,我想要去转化当下的生活,而不是逃离。因为我保留了我的姓,这是我与亲人、生活、故乡、土地的联系。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写作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好方式。只有写作,我才能理解人生。通过写作来理解自己和家人所经历的不幸。通过写作正确地了解生存境况。在写作时,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越写越觉得写作确实是应对失落、毁灭与生存的好方式。”通过写作,我理解了自己和他人。那些幸运的、不幸的记忆都可以在写作里融解而焕发出如梦似幻的氤氲,让我激动不已,又恍惚迷恋。不过,终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请。
写作者是通过他者而成为自己,一个更丰盈的自己,关于自己的自己,一个元自己。我在写作中一直试图抵御顽固的本土、地方、民族,不想让自己成为贴着地域标签或民族标签的作家。当然,我并不排斥自己身上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但前提是,我需要一种开放的地域性或民族性,让写作保持游走的流动性。我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本。孟溪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村子。世界文学则让我得以辨认自己的封闭与贫乏,从而去渴慕敞开和流动。
只是当初我误以为世界文学将我引向了另一个外在的世界。如今我蓦然回首,悟出这个世界其实是从当下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世界,一个更具有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它是流动的,而不是凝固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犹如星丛,相互弥补、牵引,共同构筑了世界文学空间。当然,这是一个乌托邦。目前的境况是,巴黎、伦敦、纽约或者柏林充当着世界文学的权力中心。
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去阅读来自巴黎、伦敦、纽约或者柏林的文学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者而更加丰盈,甚至我们必须阅读,不然就只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于凝固的语言之井。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用汉语写作,甚至更需要我们用汉语写作。因为,通过汉语,我们才能呈现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通过外语或者翻译中的汉语,我们能够让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有了鲜活游动的层次。自我不是他者的影子,他者更不是自我的镜像,他者是的,永远保持着陌异,因而能够纠正自我的妄自菲薄,打开封闭的自我。他者,因为其陌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残忍的法则、权力和束缚性的力量,因而可以让我们去揭示,甚至去反抗,去消解那些庞然大物。
他者永远保持陌异,纠正自我的妄自菲薄。
取道世界文学,我开始重新打量眼前的、当下的生活。我曾经渴望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陌异的、变形的内在生活,超越束缚在日常认知中的生活,不断被“翻译”着的生活。我还想说,这是一种反抗民族、国家、文明中心的“翻译”,不仅反抗西方这个中心,也反抗着中国这个中心。写作,即转化、提炼当下生活,并非臣服于趋向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去中心的、塑形着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又开始爱上了当下生活。翻译,让坚不可摧的壁垒、铁丝网、围墙、战壕土崩瓦解,让语言流动起来,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流动起来。
写作让我们克服(而不是舍弃)了当下现实,克服了其封闭性和束缚性,给了我们一种想象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去构造另一种更敞开、无限、流动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世界文学”能够解放写作,正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它是在民族之间产生的,是在翻译之中形成的,它永远不可能超越翻译,也不会凝固于一个中心——趋向中心的翻译也应是对中心的进攻、渗入、占有和栖居,是对中心的瓦解,对固有语法的扰乱和增殖。翻译意味着相互的改变和塑造。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凌驾、侵吞其余的语言、民族、国家和文明。世界文学是包容异质性的文学,而不是排斥异质性的文学。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可能的生活不是想要排挤当下的生活,而是更好地认知、提炼、改造当下的现实生活,拆解其幽暗不明的那些束缚性的法则。我们需要可能的生活。写作就是去中心的,朝向他异的,朝向陌生的,朝向可能生活的语言行动。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回答的。如果文学可以是一切,那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从广义而言,文学可以是一切表达,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的表达有着天然的执著。什么叫创造性表达?倘若文学只能用固有的语法和词汇去书写一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无从改变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总是对某种生活、某种特定的书写进行纠正甚至超越。文学作为表达,可以是政治的,哲学的,审美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文学是对语言建制的不断更新和超克。语言所传达的精神一经流散,就无从彻底根除。不过,汉语具有强大的变形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可以在现代彻底地重新开始,但需要对汉语的表达形式及其精神内容的建制不断地改造。汉语自古以来就是一门极为开放的语言,不断在吸收中变形,却没有被任何一种外来语代替。变形和翻译要在星丛关系中完成,而不是在趋向中心的运动中懒惰地完成,不能将自己整个地交出去。
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变形,而不是回避。在实践中,可以吸纳他者的力量,但不是复制他者。如果我们一直让文学只表达一种生活,一直用一种方式表达同一种生活,那么文学的创造性就消失了,生活的顽固的暴力也就变得不可一世。我们也不能直接搬运一种外在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书写何种生活。外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表达,表达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或者重新审视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同时会形成认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这样的外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但是,如果外国文学成为了写作的模板,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已经背叛了世界文学。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去关注生活,或者说,从未停止过热爱生活。不管热爱何种生活,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手段,必定拥有特殊的形式和方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形式和方法。热爱生活,首先是去感受生活,深入认识生活的面貌。外国文学所提供的方法,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中改造、变形,必须被熔炼成我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方法、感受我们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都是还原了而不是缩减了生活的复杂性,都展现出对生活本身的不可约束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面对当下生活的伦理和政治。一个作家,除了能够写作,需要完成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职责:伦理、政治的职责。作家不应该只能够写作。
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写作仿佛成了能够跨越边界的事情,不仅是跨越语言、民族、文明的边界,也能跨越阶层的边界,年龄的边界,性别的边界。如此,写作浩大、开阔,在边界上任意穿行。不过,说到底,写作依然是一件自由的、自然的事情,起源于一个人对语言和表达的爱,一份属己的爱、权利和快乐。只是当每个人想要去探索写作的尺度,就要调适和语言的关系,辨认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特征,联结文学传统、当下生活,建立与他人及其共同体的关系,穿越重重边界,从陌异语言及其文明那里吸收潜能。在这样的尺度里,写作是公共的事情,不仅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判断、争辩。但这依然不影响属己的权利和快乐。正是这样的权利和快乐一直激励着我去阅读,并写作,写下我在阅读中的发现,写下日常中错综复杂的语法和规则,写下生活赐予我的生命的律动,以及思想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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