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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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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丹传》的疑点到《旧唐书》的史源，从司马氏创业到秘书郎校书，从《水经注》札记到“鱼龙曼衍”新证，从汉墓祠堂到龙门石窟，从山水行旅到“玄奘译经”，从汉晋上计簿到西汉改元与年号……本卷专号满载“文”与“物”，撰者才思敏捷、笔触细腻，全书“干货”满满、观点新颖，充分体现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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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本研究不仅适用于主要关注文字文本的领域，对于立足非文字文本的领域，也同样适用。……在目前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文本研究均如火如荼；对图像作品基于文本观的考察，在艺术史研究中亦方兴未艾；而对于各类物质文本，包括多学科在内的研究者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探讨。……本卷专号共收录16篇文章，大致围绕四种文本类型展开。其一，文字文本，即文字写就的文本；其二，图像文本，即以各种图形、符号绘制的文本；其三，实体性物质文本，即具有外在实体形式的物质存在，大到城池陵墓，小到器用百物；其四，非实体性物质文本，即以非实体方式存在的各类“物”，如观念、礼仪、习惯、法制等。”
（摘自本卷主编孙正军“专号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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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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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从事汉唐候选官制度、皇帝礼仪制度及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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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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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号引言／孙正军
1 塑造东夷： 《魏书·契丹传》的文本来源与叙述策略／苗润博
17 《旧唐书》列传史源辨析之一
——以传世传记类材料为中心／唐雯
37 中朝往事
——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于溯
51 东晋时期的校书事业与晋史编纂／永田拓治
77从“百官志”到“职官志”
——中国古代官制文本书写变化之一瞥／孙正军
101 汉代阜城、蠡吾、临乐地望考辨
——读《水经注》河北诸水札记三则／马孟龙
123 汉代“鱼龙曼衍”图像新证／朱浒
143 从“朱鲔石室”祠主问题出发
——兼谈汉代墓地祠堂、祠堂画像与墓葬、墓主的关系／王煜
左紫薇
165 宋代的交通、旅行与山水画的图像体系／黄小峰
227 所谓“玄奘译经图”／张南南
251 汉晋上计簿的文书形态
——木牍和简册／魏斌
275 刘宋《爨龙颜碑》所见南中大姓爨氏／梶山智史
289 曾侯乙编钟乐悬再思／张闻捷
309 龙门宾阳三洞开凿过程研究／彭明浩
347 汉晋“不名”殊礼渊源臆说
——刘邦、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与官文书，官吏交往，人名避讳／祁萌
377 更始与一尊
——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郭永秉
433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编委与作者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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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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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学研究中，“文本”是一个极为醒目的名词，出现频率之高，可以跻身热门词汇之列。而围绕文本研究，研究者也发展出诸多概念。或称“史料论研究”，或称“历史书写研究”，或称“文本考古学”，或称“史料批判研究”。虽然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研究侧重，但整体而言，文本研究的基本要义似乎可以概括为： 关注文本的生成、流动和意义。
所谓“文本”，狭义上看，只有用文字写出来的才是文本，不过在广义层面，则除自然物质世界外，但凡曾有人类参与生产、制作的一切物品，都可以称为文本。因此，书写成文的文字作品，以图像表现的美术作品，以声音传达的音乐作品，乃至各类具有物质载体或以非物质方式存在的历史遗迹、社会组织、仪式法规等，只要出自人类之手，便都可以被纳入文本范畴。这也就意味着，文本研究不仅适用于主要关注文字文本的领域，对于立足非文字文本的领域，也同样适用。
事实上，研究者也是这么做的。对文字文本的研究固不待言，在目前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文本研究均如火如荼；对图像作品基于文本观的考察，在艺术史研究中亦方兴未艾；而对于各类物质文本，包括多学科在内的研究者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探讨。这些针对不同类型、性质文本展开的研究，固然各有取径，但亦不乏共通之处。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学科不同程度的内卷，也使研究者产生跨学科交流的迫切需求，对文本的共同关注，为此提供了同席论道的可能。这样，2019年5月25—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主题为“‘文’与‘物’的生成： 多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文学、历史、考古、艺术四个学科的40余位研究者共聚一堂，在多学科视角下共同研讨文字文本、图像文本及物质文本的动态生成过程。跨学科的交流打破了学科壁垒，激荡旧识，启迪新知，会上屡屡超时的评议、讨论也让大家觉得相关议题仍有余义。于是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及学者同仁的支持下，我们编集了本卷专号，希望从会场转向纸面，继续追问各类文本生产、制作的背景和过程。
本卷专号共收录16篇文章，大致围绕四种文本类型展开。其一，文字文本，即文字写就的文本；其二，图像文本，即以各种图形、符号绘制的文本；其三，实体性物质文本，即具有外在实体形式的物质存在，大到城池陵墓，小到器用百物；其四，非实体性物质文本，即以非实体方式存在的各类“物”，如观念、礼仪、习惯、法制等。
对文字文本的研究包括6篇文章，论述集中于历史文本。苗润博《塑造东夷： 〈魏书·契丹传〉的文本来源与叙述策略》与唐雯《〈旧唐书〉列传史源辨析之一——以传世传记类材料为中心》均瞩目史传具体内容，在辨析文本史源的基础上，揭示史家如此选择、书写的背景和考虑。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书写，苗润博近年来多有探讨，本文在既往思考下，进一步追溯作为研究契丹早期历史起点的《魏书·契丹传》之生成过程。文章以该篇存在诸多疑点为线索，推测记载源自李彪在孝文帝时所撰《国史》，而李彪之所以如此书写，则与其以契丹属东夷、群类化书写周边族群的叙述策略相关，目的在于塑造北魏怀服四方的中原上国形象。对于中古史传以四夷观念书写周边族群，以往学界不乏探讨，但这种观念究竟如何影响具体叙述，尚罕见讨论。苗润博文以《魏书·契丹传》为例，为此呈现了一个鲜活个案，这对理解史传中的同类型记载，提供诸多启示。唐雯文亦是近些年思考的延续，针对以往多认为《旧唐书》列传承袭诸如实录本传、行状、碑志、家传等传记类文献的宏观判断，文章通过对比《旧唐书》本传与各色传记类文献，指出前者虽在一些场合以后者为史源，但并非全然如此，尤其是中晚唐部分列传，五代史臣似乎并不太依赖行状、传记等，相反文集中的序传更受青睐，而五代史馆收藏的大量唐人文集，则为此提供了便利。正史列传的史料来源是文本研究的重要课题，先已存在的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以及碑志、行状等似乎理所当然地构成史源，唐雯文则表明一些一般认为远离历史编纂的文本同样可能构成史源，而文章对史馆资料收集状况的发覆，则提示环境亦是追究文本生成时必须考量的因素。
关于环境对史书编纂的影响，还可参看专号所收于溯《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与永田拓治《东晋时期的校书事业与晋史编纂》两篇文章，二文均是对晋史编纂环境的专论。于溯注意到对于司马氏创业史，现存诸家晋史佚文中保存了大量轶事，其记述多体现出情节化的特征，内容偏好秘闻，叙述追求细节性和戏剧性，与一般国史书写不同，由此她推测，这类文本是在弱文献和弱干预环境下形成的，这一环境给历史书写留下缝隙，轶事得以填充其间。以往对政治环境与历史书写关联的探讨，多侧重强干预环境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本文则展示在截然相反的弱干预环境下文本可能呈现的面貌，饶具启发。永田拓治文接续之前的思考，聚焦作为环境之一的修史体制，从校书与修史的关联考察东晋一朝的晋史编纂。文章认为，与西晋以秘书校书、著作修史、二者相互联动的“校书修史体制”相比，东晋既有连续又存断裂，东晋前期由于秘书郎无法履行校书职责，故晋史多由曾任著作官者凭借个人才能和信息以纪传体撰修，而从穆帝时李充校书开始，东晋重建了这一体制，著作郎以校书成果为基础，撰修编年体晋史。在作者看来，校书乃是修史前提，校书发挥功能与否，不仅影响晋史编纂的主体，体裁选择亦受制约。二文虽然立意不同，焦点亦存差异，但都凸显环境影响史书编纂，给后者留下或深或浅、或积极或消极的诸多印记。
另两篇对文字文本的讨论均与制度书写相关。孙正军《从“百官志”到“职官志”——中国古代官制文本书写变化之一瞥》发现中国古代纪传体王朝史中官制文本志目在唐代曾发生变化，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官制文本被置于“百官志”名目之下，而从唐代前期开始，史家更倾向于以“职官志”编排一朝官制；文章还将官制文本志目变化视为中国古代官制书写变化之一环，指出官制书写在唐代前期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认识有助于理解正史官制文本的长时段变迁，期待作者结合文中简略提及的官制叙述模式演变进一步深化此认识。马孟龙《汉代阜城、蠡吾、临乐地望考辨——读〈水经注〉河北诸水札记三则》通过细致比对各种文献，以深刻把握汉代侯国地理为基础，明确了文献记载存在歧异的东汉阜城、汉代蠡吾及西汉中山国临乐三地地望，并尝试对《山经》大河部分河道进行更为精确的复原。文章虽以论述地方行政建制为主，其中亦涉及由建制调整而导致的或是或否的知识的产生，对于理解文献所见地方建制记载，不无裨益。尤其应予称道的是，文章对于歧异记载，并不遽断正误，而是尝试从制度背景加以理解，这种谨慎对待文献的态度，值得学人取法。
对于图像文本的研究包括4篇文章，涉及三类图像： 画像石、宋画和版画。朱浒《汉代“鱼龙曼衍”图像新证》和王煜、左紫薇《从“朱鲔石室”祠主问题出发——兼谈汉代墓地祠堂、祠堂画像与墓葬、墓主的关系》均围绕汉代画像石展开。朱浒文瞩目画像石中的“鱼龙曼衍”图像，在梳理汉唐文献所见“鱼龙曼衍”概念生成及流衍的基础上，指出“鱼龙曼衍”图像应包括舍利、比目鱼、黄龙三个核心元素。基于此，文章指出前人认定的四幅“鱼龙曼衍”图像实际均非，两城山画像中有一石画面同时具有观赏者、“舍利兽”、“黄龙”与百戏人物，可确认为“鱼龙曼衍”图像。王煜、左紫薇文指向著名的“朱鲔石室”，通过将其独特的画像配置方式与密县打虎亭一号墓、辽阳地区汉魏壁画墓、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等所见宴饮图进行对比，推测石室为一座供奉多代死者的家族墓祠，画像亦包括多位祠主，东汉家族合葬墓流行、皇室推行同堂异室的寝庙制度等，则构成其时代背景。二文一侧重图像与知识之间的关联，一留意图像背后的社会文化面貌，共同展现了汉代画像石图像丰富多元的生成元素。
图像与其绘制时代密切关联，这在黄小峰《宋代的交通、旅行与山水画的图像体系》中亦有体现。文章将目光投向行旅题材的宋代山水画，尝试通过图像细读来探索为宋代山水画建立一种图像阐释方法的可能性。基于这一考虑，文章从宋代交通体制、旅行文化和图像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重点讨论了几种主要图像元素的来源及意义，包括“骑驴者”、厢军、车船运输图像、驿站等，确认这些图像元素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植根于宋代社会。即如作者所说，正是在与旅行经验和交通制度的互动之中，宋代以来的山水画不断生发出新的图像元素，推动了山水画图像体系的形成。由此可见，如果说前文所揭示的图像与时代的关联还存暧昧，黄小峰文则将这种关联展现得透彻淋漓，充分彰显了图像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密切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时代背景未必都是整体性的，有着时、地限制的局部背景，亦会对图像制作施加影响，张南南《所谓“玄奘译经图”》即明示了这种可能性。文章首先辨析《洪武南藏》所收沙门义忠撰《百法忠疏》所附卷首扉页版画（习称“玄奘译经图”），实际应为“法相三祖图”，进而结合图文构成形式，指出图文浑然一体，自然过渡，似有以义忠接续三组（玄奘、窥基、惠沼）的意图，这与一般认识不同；版画如此绘制，或与其诞生于流行义忠信仰的义忠故里潞州相关。这里，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构成小环境、小背景，促成图像文本的创作。
对实体性物质文本的研究包括4篇文章。魏斌《汉晋上计簿的文书形态——木牍和简册》注意到汉晋时期总览性上计簿存在木牍和简册两种形态，前者项目较少，记于单枚木牍，是为“简簿”；后者内容稍详，需编联成册，是为“详簿”。循此出发，文章进一步追究上计文书的编制过程，指出在县—郡国、郡国—朝廷两个上计环节编制的上计簿，其实包括总览性统计简簿（要具簿、集簿）、详情簿和各种单项统计簿等不同类型的文书，而载体材料采用木牍、简册，则视书写内容多寡而定。这样，通过对上计文书编制过程的还原，各类文书的性质与功能得以明晰，其以木牍、简册制作的缘由也就不言自明。梶山智史《刘宋〈爨龙颜碑〉所见南中大姓爨氏》则对著名的《爨龙颜碑》之树立始末进行了勾稽。文章首先结合碑文内容与文献记载指出围绕宁州地区的统治，刘宋王朝与地方豪族爨氏之间存在争夺，进而以《爨龙颜碑》立于“禁碑”被严格执行的刘宋时期为线索，指出爨氏家族不惜触犯禁令兴建巨碑，其意乃是借立碑对内宣示自己作为宁州实际统治者的政治权威，对外牵制企图直接统治宁州的刘宋王朝。亦即在作者看来，《爨龙颜碑》固然是对碑主的哀悼和颂德，但更重要的功能则是作为宣示爨氏权威的纪念碑，具有显著的政治景观效应。这一思考令人想起仇鹿鸣对唐代德政碑的研究，二者可谓异曲同工。
如果说魏斌、梶山二文讨论的物质文本仍未脱离文字，出自考古学者之手的两篇研究则将目光投向完全没有文字的实体性物质文本。张闻捷《曾侯乙编钟乐悬再思》针对曾侯乙墓编钟的构成及陈设方式，指出编钟采用三层钟簴结构且上层钮钟不具备实际演奏功能，系与春秋中期以来诸侯通行的三列乐钟葬制相关；依靠中、下层甬钟演奏，源自曾国国君偏好甬钟的传统；而摆放成长方形曲尺状，则是对礼经所记多面乐悬制度刻意但又仅限于形式的简单模仿。亦即在作者看来，曾侯乙墓编钟呈现如此形态，乃是时代共性与曾国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展示了物质文本生成在宏观层面的诸多渊源。与之相对，彭明浩《龙门宾阳三洞开凿过程研究》更致力于对文本生成细节的追索。基于对云冈石窟营造过程的探讨，彭明浩意识到石窟开凿存在多道工序，进而将此视角移向龙门石窟，考察宾阳三洞在北魏隋唐时期开凿的过程。文章从洞窟现存工程遗痕出发，结合其与壁面、龛像的空间关系，反向推导洞窟从原始设计、斩山、造像、施彩到辍工、补凿的一系列过程，其中对石窟开凿细节的探究几乎达到极致，丰富详实的细节展示，令读者仿佛置身石窟开凿的历史现场。
对于非实体性物质文本的研究包括2篇文章。祁萌《汉晋“不名”殊礼渊源臆说——刘邦、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与官文书，官吏交往，人名避讳》围绕汉晋时期屡屡出现的“不名”殊礼，尝试挖掘其初次实践即刘邦赐予萧何时的社会渊源。关于君臣间的“不名”殊礼，儒家颇有解说，但文章并未将刘邦对萧何的“不名”简单比附礼书，而是立足二人实际生活环境，推测或更受秦代官吏交往中避讳他人私名习惯的影响，亦即刘邦与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和庶民生活世界的习惯主导了萧何“不名”殊礼的创制。这一见解未必即是定论，但无疑展示了“不名”殊礼源起的另一种可能，提示我们即便在儒家礼说成熟以后，庙堂仪礼仍可能与民间习俗密切相关。郭永秉《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聚焦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年号起始问题，在反思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汉武帝创设年号实际包括改元和加冠年号两个阶段——元封元年之前，六年一改元，元封元年后半，正式加冠年号；并认为在年号行用之初，仍多存在不使用年号的情形。通过这一区分，文献所见年号行用的诸多矛盾迎刃而解，年号在武帝一朝经历改元、动议到正式确立的酝酿过程也水落石出。文章资料翔实，论证绵密，毫无疑问应是今后年号起始研究的新起点。
以上从个人理解出发，对本卷专号所收文章内容和旨趣作了扼要介绍，限于学识，其中或有把握不到位或理解不准确甚至曲解之处，敬请作者、读者谅解。要之，由于文本类型不同，加之学科背景差异，不同学者研究文本生成的取径存有差异，但亦不乏共通之处。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其一，充分重视细节。由于文本制作环节大多不见诸记载，故对于文本生成，研究者不免会有一些宏观判断。这些判断往往未经检验，其是否契合事实，不得不说仍有疑问。对文本生成细节的究明，则可避免这类笼统甚至似是而非的论断，由此可以更准确地呈现文本生成的具体面貌。俗语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对文本生成研究同样适用。其二，注重整体把握。文本成于人手，至少经过人的改动，故将文本与制作者所思所想相连，势所必然。不过也应注意到，人类制作文本亦非随心所欲，诸如时代、地域、材质、技术、模板、传统、礼俗、制度等，亦会构成“枷锁”，制约甚至决定文本生成。这也就意味着，在思考文本生成时，应持开放态度，充分考虑与文本制作相关的各种背景、渊源，唯如此，才能更好展现文本生成的全景，对具体环节的理解亦不致发生歧误。
孙正军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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