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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立足当下，回望过去，以哲学思维方式，对农村问题进行方法论解读
本书立足实践，知行结合，是作者站在今天的高度回看过去的思考，尤其是过程中的时代轨迹以及反映时代轨迹的思想印记，对农村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可做为乡村振兴的思想与实践指导用书。对致力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学者、对乡村振兴实际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研究分享
本书介绍了“以县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方法论，较详细地介绍了作者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并进行了学术梳理而独创的诸如“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社会基础重构”等既具有学术含量又具有实践意义的系列学术概念，还以这些学术概念为框架和分析工具，对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领域进行研究，并基于潍坊实践的思考，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维格局回看作者在潍坊工作时农村工作的基本布局。逻辑层次清晰，既有理论角度总结，又有实践角度的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是乡村振兴实务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实用工具书。
3.一部将理论创新、政策研究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著作
本书在全面总结作者农村工作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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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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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三篇。篇“方法论沉思”，阐释要从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的农村工作“中度理论”，阐明了乡村振兴中的时空定位方法和时空工作维度工作法，并对农村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深度解读。第二篇“社会基础重构”，从实践中提炼总结乡村振兴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并进行了学术梳理，深度阐释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社会基础重构”等既具有学术含量又具有实践意义的概念。第三篇“‘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基于潍坊实践的思考”，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深入分析作者在潍坊工作时的切身经验，讲述生动实践案例，阐明乡村振兴大局。本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理论性、创新性、实操性，书中既有鲜活的案例、精到的分析，又有新颖的概念、独到的观点，更有一系列很实用的工作方法，对致力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学者、对乡村振兴实际工作者都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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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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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哲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共潍坊市委副秘书长，中共昌乐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潍坊市副市长、山东省对口支援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喀什地区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喀什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对策奖、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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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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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方法论沉思
章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
一、要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
二、以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
三、县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一个历史视角
四、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一个现实视角
五、结论
第二章关于乡村振兴的方法论思考
一、为什么要在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战略
二、到底什么是乡村振兴
三、为什么要以县域为单位推进乡村振兴
第三章合村并居应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因时而动
一、怎么看待“合村并居”：一个理论基础
二、农业农村区域化发展战略框架下，“合村并居”到底有无必要
三、“合村并居”过程存在问题，但不宜因此否定农业农村发展的总体
趋势
第四章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总遵循
一、深刻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和政策创新的丰富内涵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五章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系统性把握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安排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安排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安排
第六章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一、引言
二、城乡关系的新认识：城乡融合理念的确立
三、农村发展战略的新定位：解决新矛盾的重要选择
四、农村发展的新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五、农村发展的新举措
六、结论
第七章中国农村研究的“中度理论”论纲
一、对中国农村研究方法的梳理和检讨
二、“中度理论”的哲学依据
三、“中度理论”的适用范围：县域
四、“中度理论”之于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第八章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间维度分析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空间维度分析
三、进一步的结论
第九章改革开放40年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一、改革开放40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建立
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阶段遇到的问题与出路
三、改革开放再出发：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十章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基础
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基础
二、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内生动力
三、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
第十一章隐性农业革命背景下的喀什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一、隐性农业革命：喀什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隐性农业革命背景下喀什农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三、隐性农业革命背景下喀什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二篇社会基础重构
第十二章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重构与乡村振兴
一、从“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大意义
二、从“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得益彰”的重要论断
三、从“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要求
四、从“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角度出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任务
第十三章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重构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
一、实践中的困惑与思考
二、理论探索的心路历程
三、理论探索与实践确证
第十四章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第十五章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基础”概念
二、社会基础概念的理论取向
三、社会基础概念的分析结构
四、结语
第十六章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
一、理论原型
二、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命题
三、结语
第十七章“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
一、为什么要重读《组织起来》
二、如何把握《组织起来》的深刻理论内涵
三、《组织起来》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深刻启示
四、组织起来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
第十八章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一、社会基础再造的方法论意义
二、社会基础再造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三、社会基础再造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实践展开
第十九章“社会基础”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司法实践研究
一、社会基础概念的内涵
二、农村司法实践的历史背景
三、农村司法实践的现状
四、农村司法实践困境的突破口
五、结语
第三篇“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基于潍坊实践的思考
第二十章经济建设
一、从农业产业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构筑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
三、创新农村工作思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四、青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五、努力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建设
六、发展现代花卉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青州市花卉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七、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路子
八、青州工业择路突破
九、从区域视角看特色小镇建设
第二十一章政治建设
一、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为人大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二、发挥人大优势，促进科学发展
三、把群众满意作为不懈追求
第二十二章文化建设
一、县域文化建设的思考
二、发挥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以创新精神推动文化旅游大发展
四、深化经营城市必须解决好思想问题
五、坚持“三个统一”实现“三个度”
六、山东青州：观念思路更新，建设管理转型
七、古青州文化与音乐
第二十三章社会建设
一、农业“三税”取消后农村工作出现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二、顺时应变，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三、关于山东省昌乐县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调查
四、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五、关于经营城市问题的几点思考
六、关于经营城市的几点思考
第二十四章生态文明建设
一、以生态文明为导向，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二、探索“五化”发展模式，建设“三名一强”生态文明新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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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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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就学术来讲，农村研究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我的专长，因此，对农村问题发表看法就常常有些惶恐，生怕说错了话而误导了读者或耽误了读者宝贵的时间。但是，由于出生并长期成长于农村，后来又在农村工作20多年，我不仅熟悉农村、热爱农村，对农村环境和农村工作有着眷恋般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又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在农村工作生活中的体悟和思考呈现给大家，为农村研究界提供一些感性材料，为农村工作者提供一点工作体悟，以期对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行动起一点作用。特别是在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完成，中央明确提出要做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号召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大历史背景下，我更觉得应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人的工作走向，决定于自己知道的或者永远也不知道的很多因素。每当思考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我觉得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这个概念很有解释力。从进入山东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与理论研究结缘，毕业后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的8年，延续和强化了这种缘分。到基层工作后，虽然做的主要是基层领导工作，是一个改革开放实践中地地道道的实践者，是实践舞台上的“剧中人”，是在实践中滚爬摸打的群众中的一分子；但是在工作之余，我又时常有意或者无意地转换身份，成为自己参与其中的社会实践的旁观者和思考者，试图把自己的实践置于更宏观的思维框架中去衡量、去思考，进行所谓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这只能解释为自己思维的“路径依赖”了。也许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促使我在50多岁时走进了一直心向往之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也算是对很多朋友的一个统一答复吧，他们总是疑惑我为什么“官做得好好的却转身调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出版的时候，导师田克勤先生在为书所写的序言中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当时的情况，说我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相得益彰，是“为理论和实践同时找到了方向”。我知道这是老师鼓励我既要做好实际工作又要搞好理论研究，如果发挥好了，会相互促进，社会实践对理论研究有促进作用，理论研究对社会实践有指导作用。但是，事情都是辩证的，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呢？事实上，我时常感觉到这种身份设定的尴尬，我究竟是学者还是官员？学者求真，官员求善，真和善在实践中能够统一吗？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有令自己和他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这种矛盾却使我的工作和生活多了一点思维层面的苦恼和趣味。有幸的是，从2015年底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问题就豁然得到解决，我又可以像20多年前那样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了。
从经济研究所到哲学研究所，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岗位发生过一次变化，但是，农村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和思考的主题之一，我的这种研究格局始终不变。在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我一直重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农村调查研究，并率领团队探讨乡村振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又指出：“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把农业结构调活调优，把农民增收夯实夯牢，把脱贫攻坚战打好打赢，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并再次明确提出“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诸城模式”。我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山东尤其是对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山东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新探索的期望。我曾经在潍坊工作过12年，主政两个县市长达10年时间，现在作为学者尤感对这“三个模式”进行研究的义不容辞；加之近几年受潍坊市委、市政府和寿光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我对此下了较大的功夫，深入调研和思考“三个模式”问题。由于我是学哲学出身，所以不管是过去还是近几年，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往往着眼于方法论层面，对农村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本书收录的文章不管是过去在实践过程中所写还是近几年所思所发表，都有哲学思考的特征，故书名就叫《乡村振兴方法论》。
本书分三篇。篇方法论沉思，共收入文章11篇，按照每篇一章分为11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始终坚持的要从总体上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县为单位整体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张，并向读者推介了我所提出的农村工作的“中度理论”以及乡村振兴中的时空定位和时空工作维度工作法，对农村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第二篇社会基础重构，共收入文章8篇，按照每篇一章分为8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并进行了学术梳理而独创的诸如“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社会基础重构”等既具有学术含量又具有实践意义的系列学术概念，还以这些学术概念为框架和分析工具，对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领域以及的重要著作——《组织起来》进行研究。第三篇“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基于潍坊实践的思考，共收入文章27篇，按照每篇文章一节分为五章27节，以目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维格局回看自己在潍坊工作时农村工作的基本布局。
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近20年，文体不同，风格各异，尤其是时代印记明显，但是主题相同，聚焦点相同，对农村发展的热情和执着贯穿始终。站在今天的高度回看过去的思考，尤其是过程中的时代轨迹以及反映时代轨迹的思想印记，可以启发激励自己继续做好乡村振兴研究，同时对致力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学者、对乡村振兴实际工作者，应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也是出版该书的理由吧。
书中有些文章是笔者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的，都作了相应标注，在这里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典型样本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既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怎么做”即方法论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需要以党和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县是具有完整行政功能的基层行政单元，在国家行政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从历史视角和现实视角出发，以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可以更好地构建县域治理体系，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内源型城乡融合发展，将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一、要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三农”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概念首次被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这两方面讲，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原则、目标、主要任务和规划保障等，解决了“三农”工作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问题，即“做什么”的问题。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还需要解决一个“怎么做”的问题，即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问题。从研究现状看，对乡村振兴需要“做什么”的问题，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展开的讨论已较为充分。相较之下，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较少。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乡村振兴战略是系统性认识理解新时代城乡发展全局的思想体系和方法准则，而不是农业农村工作若干任务目标的简单累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时，要
“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同样，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时，也要深入把握其整体性和关联性，抓住重点。
首先，需要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布局。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这意味着乡村振兴需要整体推进、全面落实。
其次，需要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部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工作作了原则规定：“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下大气力抓好‘三农’工作，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在五级书记齐抓共管的基础上，文件特别点明了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战略“一线总指挥”的特殊地位，同时点明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法的基层落脚点。
后，需要明确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总结一些地方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可见，构建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那么，如何定位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从宪法上看，全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三级制，无疑，处于中间环节的县具有纽带作用。从行政区划数目来看，截至2017年底，中国大陆县级区划数为2851个，乡镇级区划数为39888个。以县为基本单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在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相比，以县为基本单位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整体性优势。与以省为基本单位相比，以县为基本单位可以直接接触基层，获取的相关信息更为细致、直接和完整。所以，以县为基本实施单位，能够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二、以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而“五大振兴”就是践行这一总要求的重要举措。“五大振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整体，其目的在于增进农民的福祉，不可将它们割裂开来。从小的方面讲，以农村厕所革命为例，其管道布线要与农村街区道路硬化协同进行，否则等道路硬化之后再铺设地下管道，就会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浪费。从大的方面讲，“五大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而产业振兴需要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方能实现。由此可见，“五大振兴”是一个整体，在具体推进时需要统筹兼顾。
乡村振兴千头万绪，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科学系统的统筹规划，而起主导作用的是党和政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各级政府都对其负有统筹协调责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中央统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统筹，是全国意义上的统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差异很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规划的具体责任需要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都承担起来。
关于乡村振兴基本实施单位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以县为基本单位进行农村问题研究和实践推进，是笔者的一贯主张。就中国的行政体系而言，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是连贯一体的，同时也存在着明确的垂直分工。一般来说，省级政府了解的乡村相关信息，涉及的主要是省域范围内的普遍性问题，而具体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则需要统筹考虑各个县、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落的特殊情况，因此，有必要以县为整体单位在村落分布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布局。作为行政单位的县既可以把一个县作为整体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又可以针对县域范围内的村落进行因村施策，做到整体性实施、区域性实施与局部性实施的内在统一。这样，就使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既贯彻中央和省一级的普遍性要求，又与村落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具备了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以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实施单位，是由处于国家行政体系中间环节的县一级单位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作为行政单位的县是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区域，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即城即乡的中间体，是城乡融合的空间表征。认真研究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后我们不难发现，乡村振兴在本质上是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再塑造，这个“再塑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实践看，就全国范围来说，城市发展突飞猛进，中国的大城市已经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没有大的区别，甚至比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在很多方面还要发达。但是，与此相对的是乡村发展相对滞后，故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新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实现城镇和乡村融合发展。
从空间分布和功能发挥的角度看，只有县兼具城和乡的双重功能。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乡镇一级具有从县城到村落的过渡性质，本质上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当日可以返家的空间经济场域。随着时代的变化，乡镇的范围大小也经常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只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两三个乡镇之间收缩和扩张而已。在本质上，乡镇不具备城市的性质。当然，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有些乡镇可能成长为城市甚至大城市，如深圳，但这种情况只是个案而已。从功能发挥角度来看，乡镇只是为周边村落提供行政和生活服务的中心点，不具有城市的相对整全的功能。它既没有像县一样具备完整的行政服务功能，也没有像县一样具备完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因此，以县为单位推进乡村振兴更能统筹城乡发展空间，进而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南兰考县结合教育实践活动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时，提出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不断取得事业发展新成绩”。这“三起来”中，“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明确指出了县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就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而言，与省和乡镇相比，县域视角下的统筹安排更具信息和效率优势。以县为单位的产业振兴下文再行涉及，在此不予赘述。就人才振兴看，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新型职业农民中，既要有了解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情况的农业经营人才，也要有在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领域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技术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这些人才当然可以从外地引进，但主体部分需要以培训的方式在本地形成，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培养。就人才培养来说，从规模和效果来看，以县为单位进行培训是合适的配置。如果以省和地级市为单位，就很难照顾特殊性和个性需要；如果以乡镇为单位，则很难达到基本的培训规模。以县为单位进行人才培养，在县域范围内，使县级职业技术学校和乡、村的培训网点有机分工，分担不同层次人才培训任务，是培训路径。同时，可以在县域层面整合县、乡镇、村三级农技力量，形成“专家组 试验示范基地 农技人员 科技示范户 辐射带动农户”的“五位一体”的科技推广模式，推动农民培训有效展开。正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因此，从人才振兴的角度考虑，以县为单位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合适的。
为实现文化振兴，需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文化设施建设来看，目前虽然在乡镇一级设有文化站，在村一级设有文化服务中心，但考虑到人数及面向的群体，它们可能在文化服务的多样性上与县级层面有一定差距。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多种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可以与乡村的文化设施有机结合，形成以村镇为站点、以县域为整体覆盖范围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明确指出了县域视角下的公共文化建设在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由于历史上县级行政区域的相对稳定性，方言、风俗等地域特色文化通常也以县域为单位存在，这些文化的保存更适合在县的范围内进行。
为实现生态振兴，需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在村、乡镇层级完成这项工作有一定难度。这种治理多是跨乡镇的，需要在县域范围内对生态环保进行统筹安排。此外，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密切关联，要做到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相互融合，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具体到实践层面，为实现产业和生态的业态融合，需要推动农业与旅游、康养、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而县域范围内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显得尤为重要。
要实现组织振兴，就必须建设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具体实践时，可以将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充实到基层党组织，让他们当好村支书，做好乡村振兴的领头人。县一级单位有着完整的党政系统，较乡镇一级单位有更为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这些干部人才可在县域内进行选拔和组织调配，为实现组织振兴提供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所指向的“乡村”，并不是实体性的概念，而是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中来定义的关系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理解为“农村振兴”。从指称含义上讲，农村与城市相对应，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强调的是物质方面的内容差异；而乡村则与
“都市”等概念相对应，指的是一个内涵更丰富、内容更综合，更有情感色彩和人文关怀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更加强调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归属感，凸显的是相对于都市来说的综合性关系，它的本质含义是“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这也就说明，所谓的乡村振兴，不只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的进步，还包括守护好中华文明的精神故土。农村不是暂时的栖居地，而是长久的家园。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建设好几亿农民的美好家园。
乡村振兴战略也不能简化为“村庄振兴”。行政村是农村基层的基本建制单元，但时有调整。例如，湖北、湖南、广东等地掀起了农村基层建制单元的“重组浪潮”，其路径也有所不同。在长达十几年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教训之一就是将建设重点和基本单元设置为村庄，结果在实践中将新农村建设简化为新村庄建设，甚至简化为新房建设。造成的结果是资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利用方式粗放，各种生产要素和发展因素高度分散，不能形成结构性整体，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不能很好地契合，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也无法实现有效整合。乡村振兴是县域内的全域振兴，必须做好村庄建设发展的具体工作，但是如果仍然将理解认识层次、着眼点和基本推进单元放在村庄，就无法将一个区域内的乡村作为整体和体系加以看待，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城镇化会导致大量村庄消失，这是自然规律。对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具备条件的村庄，要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对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村庄，要统筹兼顾保护与发展；对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村庄，要加大力度实施生态移民搬迁。”这需要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这一系列关于村庄的规划需要在县的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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