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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理论的深刻性和内容的深奥性。本书是社会学理论的专业性书籍，需要具备较好理论基础的人才能读懂，适合作为社会学、哲学的研究生阅读。
二是分析的系统性。本书是理解解释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一本非常系统的著作。在本书中，吉登斯系统地清理了这一理论传统的源流，探讨了其得失，这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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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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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由“批判”和“建构”两部分组成。前者体现在对20世纪中期“解释社会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上，后者则体现在对“社会学方法”的新构想上。本书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吉登斯对于社会学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上的话，本书是理解其灵感来源的一本重要著作。结构化理论的灵感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客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清理上；二是对解释社会学方法的反思，主要是对“主体主义”理论传统的反思。结构化理论将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优点揉合在一起，同时又摒弃其不足。本书所阐述的内容正好是对主体主义理论传统的反思。在本书中，吉登斯以对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始祖作为反思的起点，系统清理了以舒茨、温奇等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以伽达默尔、阿贝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解释学和批判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流派尽管注意到了“行动”在社会分析中的重要性，但存在种种缺陷。比如，仅仅将行动视为“有意义的”而非“实践的”，未将权力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未注意到社会规范或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未能更多的讨论制度变迁及历史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分三个层次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是对于能动行为、交往意图、行动合理性等的理解，从个体心理层面建构起有关人类行动的理解；二是超越对行动的“个人化”理解，从行动分析延展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分析，考察人类行动如何形成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三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提升，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当秉持“双重解释学”（结构二重性概念）的立场，并为此提出这一解释立场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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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顾问。安东尼?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他对经典思想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解读，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他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他先后出版著作近50部，其中许多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译者简介：
徐发寅，美国肯塔基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校者简介：
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复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研究政治学理论及中国政府与政治领域，兼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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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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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二版导言 3
版导言 21
章 若干社会理论和哲学流派 35
存在主义现象学：舒茨 36
常人方法学 47
后维特根斯坦哲学：温奇 59
小结：阐释社会学的意义 68
阐释学和批判理论：伽达默尔、阿佩尔、哈贝马斯 70
第二章 能动性、行为识别和沟通目的 89
能动性问题 89
目的和谋划 94
行动的识别 97
行动的合理化 101
意义和沟通目的 106
第三章 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 114
秩序、权力、冲突：涂尔干和帕森斯 114
“唯意志论” 116
社会中的个体 117
秩序、权力、冲突：马克思 120
“有意义”沟通的生成 125
互动的道德秩序 129
互动中的权力关系 131
合理化和反思性 135
行动的动机 138
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 140
小结 148
第四章 解释性说明的形式 152
实证主义的困境 154
后期发展：波普尔和库恩 157
科学和非科学 160
相对主义和阐释分析 168
适当性问题 172
结论：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 180
注释 189
索引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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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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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然是一个更大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但的确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专著进行阅读。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未能详细展开，但对于我的整体研究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整体研究计划包括三个相互交叉的问题：一是批判地分析19世纪社会理论的发展及其在20世纪演变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制度化和专业化学科的过程；二是审视和批判19世纪社会思想的主要主题，因为这些主题深深地影响了关于发达社会形成的理论；三是详细分析和着力重建关于社会科学的性质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科学”假定：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和主体间性。虽然本书希望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中的第三个，但任何这样的讨论都将突破这种简单的概念区分，并直接涉及其他研究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这些问题都力图批判地分析19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理论对于当代的影响。本书是一本有关“方法”的著作，但这里的“方法”含义指的是社会哲学家们所使用的特定含义——涂尔干（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所使用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如何做实际研究”的指南，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而主要是澄清逻辑方面的问题。我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对“阐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的“建设性批判”（positive critique）。任何阅读本书的人都将注意到，这并不是“实证主义”（positivistic）的批判。我使用该词汇只是意味着“赞同”或“建设性的”（constructive）：这种含义早于孔德使用这一术语来定义一种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哲学。对于出现在章中的思想流派来说，冠之以“阐释社会学”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其中有些人特意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学”区分开来。我之所以使用“阐释社会学”术语，只是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关注“有意义的行动”（meaningful action）含义的词汇。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必须将行动视作人类行动者进行反思性（reflexively）控制的理性行为，必须强调语言作为实践媒介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语言的媒介作用使实践成为可能。这些观点具有很多重要的启示，本书将探索其中的某些启示。只要意识到以语言为媒介的自我反思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内在特征，所有人也必然承认：其作为社会“分析者”或“研究者”所从事的活动也是如此。此外，我认为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理论不仅仅是各种“意义框架”（meaning frames），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状态的阐释，而且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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