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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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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机构。2.发掘被人忽视的正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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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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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讲述明朝的内阁制度——三杨内阁。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明成祖朱棣组建了大明王朝的任内阁，内阁制度由此进入明朝。本书讲述的是在明朝阁臣制度下，“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历四朝、辅政四十余年，开创仁宣盛世的一段明史，“三杨”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强、政治*清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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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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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杰，汉族，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晚明政治史、明清商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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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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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盛世的序幕1章三杨生平3
节三杨其人4
第二节三杨的政治理念16
第三节互补的三杨28第二章新机构的酝酿与发展33
节新机构的诞生34
第二节阁臣：皇帝的智囊团51第三章旧朝与新朝61
节变异的宗藩制度62
第二节新朝的政治构成66
中编开拓盛世77第四章君臣同心79
节三杨与太子朱高炽的关系80
第二节三杨的帝师经历91
第三节三杨与皇室内部问题101第五章三杨的政治角色扮演107
节三杨与永乐政局108
第二节三杨与仁宣政局114
下编盛世的落幕149第六章三杨联盟的危机151
节帝王的御臣之术152
第二节内阁与部院的矛盾165
第三节三杨的内部分歧173
第四节宦官权力的提升175第七章三杨谢幕179
节少年帝王明英宗180
第二节三杨的无奈与妥协197附录三杨年表209延伸阅读书目235后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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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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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行政结构是一个垂直结构，统治者是皇帝，他顺承天意统治天下、统治万民。面对庞大的领土与纷杂的事务，皇帝一人实难处理，于是便要设官辅佐。文武群臣中为重要、权力也的便是相。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相逐渐成为外廷百官之首，是政府首脑，与皇权产生了“离心”。历史上确有擅权、祸国殃民的相，但也有力挽狂澜、针砭时弊、对国家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的相。统治者不能离开相的辅佐，故而设有相，但从汉武帝开始，又在不断限制相的权力，于是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直至明朝。
鉴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拥有权力的明太祖废除丞相，并下旨后世子孙不得设立丞相，如有朝臣奏请，则“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后，直至明亡，明朝统治者再没有复设丞相一职。但凡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明称贤相，必首三杨”这一说法。既然没有丞相，那为何又有“贤相”之称呢？“三杨”又是指代谁呢？是否是《明史》编纂者的失误呢？答案显然不是。出现这一局面，与明朝内阁制度有密切关系，也与明朝官员内心对相的留恋与追忆有关。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一个棘手问题随之出现：在皇帝与六部等行政机构之间，形成了权力真空，外廷没有了丞相这一决策机构，六部只是执行机构，秉承皇帝旨意办事。进一步地说，明朝皇帝集国家首脑与政府首脑为一体，故而国家各种事宜都必须由其躬亲为之，否则朝政无法有效运转，甚至会瘫痪，此种情形万历朝为常见。明神宗怠政，不视朝、不批阅奏折，以至于机构完全停摆。史载，仅仅在八天之内，明太祖朱元璋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共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批阅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这对于帝王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可见，废除丞相之后，凭皇帝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朝事的，毕竟一个人的精力与才能都是有限的。明太祖废除丞相原本是想加强皇权，杜绝权臣干政现象，自己直接处理政务。原本以为如此为之能提高办事效率，但事与愿违。在繁忙的政务面前，明太祖朱元璋言道：“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但他又不能复设丞相，如此则是自扇耳光，于是他与谋臣遍览历朝故事，希望在古制中寻求帮助。洪武十三年九月，也就是废除丞相制度仅仅半年，明太祖仿古制设立四辅官制。但是因为限制太多，四辅官制没有实现明太祖的目的，于是，明太祖又废除四辅官制。明太祖的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然其一人实在无法及时处理繁杂的政务。明太祖又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仿照宋朝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士，大学士的职权主要为“侍左右，备顾问，然不得平章军国事”，也就是做好皇帝的参谋秘书，没有实际职权。此种规定主要是为了限制大学士的权力，防止出现权臣专政的现象。尽管此时大学士的权力与政治地位都比较低，但殿阁大学士成为一种常设制度，它的顾问功能与秘书定位成为内阁制度的范本。至明太祖去世，一直设有殿阁大学士。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对殿阁大学士制度做了一些调整。由于此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即靖难之役的爆发，建文帝与殿阁大学士之间的政治关系日趋紧密，从而使后者的辅政力度和顾问功能有所提高。明成祖朱棣时期，命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黄淮、胡俨七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以备顾问。此举一般被认为是明朝内阁制度之始。但是，终永乐朝，阁臣依然如洪武朝，没有实权，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办事；阁臣官衔也仅为五品，连独立的办公场所也没有，用印也是翰林院的印章。至明成祖中期以后，内阁的职权渐重。
一般认为仁宣两朝是内阁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其原因在于时任阁臣与两任帝王之间特殊的关系。明仁宗为太子时，深受明成祖的猜疑，赖东宫府僚的鼎力扶持，才得以保全，终继承皇位。故而明仁宗对杨士奇等人非常信任，在不打破祖制的前提下，以设置三公三孤、兼任六部尚书等方式提升阁臣的政治地位，加大他们的辅政职责。阁臣的品秩虽然还是五品衔，但通过加官的方式，其品秩已然为正一品、二品，与六部尚书平起平坐，甚至凌驾其上。但阁臣只是皇帝的秘书，拥有六部尚书头衔只是提升他们政治地位的方式，而不是给予实权。正如《明仁宗实录》载：“荣、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明宣宗朱瞻基时期，阁臣权力进一步提升，阁臣拥有了票拟的权力。在宣宗中后期，逐步形成三杨辅政的局面。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年仅九岁，无法亲自处理朝务。太皇太后张氏鉴于祖训，不能“垂帘听政”，考虑到三杨等阁臣与先帝的特殊关系，于是便委政内阁。朝廷一切政务先经内阁商议，再由太皇太后张氏核实，后交由部、院衙门执行。此外，明宣宗时，除阁臣外，吏部尚书等人也享有票拟权，但从此时开始，内阁独享票拟权。这一切标志着阁臣已全面参与朝政，不再局限于备顾问。至嘉隆万时期，内阁遂被认为是政本之地，而阁臣则被认为是前朝之相。
既已交代内阁的发展，那么所谓的“三杨”究竟具体指代的是谁呢？他们便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杨士奇，建文三年，参与撰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称帝后，机缘巧合下，他成为明朝首任内阁成员之一，得到明成祖的重用，参与机务。杨荣，建文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被明成祖拣选入阁。杨溥，建文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明宣宗时入阁。三杨因居第位置与籍贯的不同，杨士奇居西，所以时人又称其为“西杨”，杨荣居东而称“东杨”，杨溥居南而称“南杨”。
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人的政治仕途虽始于建文朝，但真正在政局中有一席之地是在明成祖时期，开始辅佐帝王，至明仁宗、明宣宗与明英宗三朝，三人始终居于政治核心层。他们辅佐帝王近半个世纪，对由靖难之役、太子之争等事情造成的明朝局势由动荡走向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矫枉除弊、减免赋役、整顿吏治、举贤任能、辅导帝王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辅政作用，可以说是与明初几代帝王一起构建了“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盛世局面，亦是“仁宣之治”的主要辅弼者。他们同朝辅政，政绩卓著，更为难得的是三人互补，“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因此不仅知名于当世，而且享誉后世，受到世人的推崇，故被舆论与史家并称为三杨。
精彩文摘（推荐）
一、明太祖何以废相
1. 底层的崛起
对中国古代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概都清楚，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得位“正”者。他起自平民，通过自身的奋斗，成功建立明朝，成为开国之君。这也许应对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再没有出现第二位平民皇帝。
恰是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前的这些苦难的经历与挫折，带给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同时也为其理政意识的发展与积累提供了特殊的客观条件。明太祖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因在家族中排名第八，故名之。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适逢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之风盛行，加上淮河流域出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灾荒中，他的父母、长兄先后去世，唯留其一人在世间。也许是这段经历造就了其坚韧、猜忌、不信任任何人的心理，如其自言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既非可倚，侣影相将”。大家各为自己的生计着想，也就无所谓互帮互助了。朱元璋：《皇陵碑》，见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卷16，黄山书社，1995年，第189190页。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前往皇觉寺剃度为僧。但是由于灾荒，民众已无法生存，很难有多余的钱粮向寺庙布施，皇觉寺没有了民众的施舍也很难维系，所以皇觉寺的主持决定让僧人自谋出路。朱元璋只得结束较为安定的生活，外出云游以谋生路。出去云游三年后，他又回到了皇觉寺。
明太祖晚年画像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而红巾军起义的核心地带就在安徽。朱元璋儿时的伙伴汤和参加了红巾军郭子兴部，因作战勇敢，屡立军功，被授职千户。后来他联系到了朱元璋，写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借此在乱世中赢得一条出路。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投奔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部。这次选择给朱元璋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转折，但他当时没有意料到此次选择会令他成为日后的九五之尊。
明太祖异形图(来源：《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明太世画像较多，据研究表明，大致分为两类，圆脸像(正相)和长脸像(异相)两类。对其真实相貌，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可参阅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对“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朱万章：《朱元璋画像再探》，载《文史知识》，2018年第10期。
参加红巾军，虽然承担失败的风险，但与朱元璋之前的生活经历相比，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说使他龙入大海。在起义军中，朱元璋迅速成长起来，深得郭子兴赏识。郭子兴又将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并命其统率军队作战。在取得一系列的战功后，朱元璋的威望越来越高，并且得到了龙凤政权的认可。当郭子兴与其子先后战死后，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部队的大元帅，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上的成功，并没有使朱元璋骄傲自满，他审时度势，反而更加谨小慎微，在狭缝中进一步壮大实力。朱元璋深知自身能力不足，非常信任自己的手下，并招揽文人学士。文人学士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声望。在乱世中，为了壮大实力，必须依靠文人学士。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对他们以礼相待，史载朱元璋“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解缙：《天潢玉牒》，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4页。，朱元璋也自言：“资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岁三月庚寅，第42页。此举在元末群雄中甚为少见，正因为此，朱元璋得到了诸如宋濂、刘基、李善长等文人学士的支持。朱元璋也正因为有了文人学士的鼎力支持，从而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经过近二十年的南北征战，朱元璋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由社会底层一跃成为一国之主，而他的成功经验似难以复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然朱元璋儿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在军旅生涯中成长为一名统帅后，明孝陵“治隆唐宋碑”开始注重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与文人儒士交流，常常与儒臣讨论治国问题，了解古今治乱，在讨论中，更加深知儒臣之重要。通过与儒士的交流，以及自身的努力，朱元璋的学识不断增长，自身文化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更喜欢阅读《左传》《史记》《汉书》《唐书》等史书。朱元璋为明朝开国之君，他设计了明朝的规章制度，促使新的王朝在废墟中顺利成长。由他一手建立的明朝延续了近三百年，即使在晚明时期，帝王怠政，国家机关尚可以正常运转数十年。清朝皇帝对其评价甚高，如顺治帝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丙申，第567页。康熙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明太祖朱元璋，还说：“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庚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2页。，并多次亲自或者派人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在某种程度而言，明太祖朱元璋是非常成功的，在古代中国所有帝王中，他不失为英主。但其为人诟病的便是他的权力欲，在永保朱氏天下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大肆屠杀功臣，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迥然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身份发生了改变，与此前的同僚、朋友等等，变成了君臣关系，由平等转变成不对等的关系。结合自身经历以及遍览古今史书，明太祖朱元璋的君臣观、皇权思想也逐渐成形。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历代君主以及儒士都鼓吹尧舜之道，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他仿效尧舜之君道。而在不断构建皇权政治的过程中，他将自己塑造成君师兼任的圣君。明太祖朱元璋不失为一代英主，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各项制度，使动荡的中华大地重归有序。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一直以尧舜之道要求自己，相比其他帝王来说，明太祖非常勤政。此外，他还有明确的臣道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君臣关系，形成君臣一体之局面。朱元璋曾专门创作了《臣用章》，系统地阐释其对臣的认识与要求。朱元璋认为臣是君的助手，是君治理天下的得力干将；臣是为君主服务的，臣的权力来于君，君与臣是统一体，臣必须为君服务。以此而论，他认为在君臣关系中，臣是君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君与臣不是平等的关系，臣必须对君负责，而君可不必对臣负责，也不可能约束君。朱元璋：《资世通训·臣用章》，续修四库全书第935册，第264页。
明太祖朱元璋对自身的要求比较高，他认为自己都以身作则，禁私欲，那么身为臣，也必须禁私欲。然而他认为“愚顽殖民”禁私欲是很难的，必须辅之以外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推崇重典治国，这也是他屠杀官吏毫不手软的思想根源。他如此为之，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保障朱氏天下的长治久安。也许是出于的皇权心理，或许是年少经历让他看透世间冷暖，以及不法官吏欺压民众，明太祖对官员的管控极严，从他的臣道观来看，他也明确认为臣必须辅佐皇帝完成君的使命，以促成君主成为圣君。当明太祖认定该臣不是忠臣而是奸臣后，便会毫不手软地加以惩治。
经过十几年的奋战，明太祖朱元璋与他的合作者取得天下。他们支持朱元璋为皇帝，而自己也成为开国功臣。打天下的过程中，凶险异常，为了拉拢各方势力，“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承诺便发挥其效用，而一旦成功了，打天下的功臣势必要享受成功的喜悦与成果。史书多载历朝开国功臣的骄纵、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但他们忘记了这天下是他们打下的，但并不是他们的，而是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分封他们为侯为官，甚至是赐予免死铁券，但是在皇权面前，在国家稳定面前，这些不值得一提。明太祖朱元璋可以忍得一时，但不能一直纵容，他多次在谕旨中以及与臣的谈话中，透露让开国功臣们安分守己，享受荣华富贵即可的意思。但是开国功臣们的私欲不断膨胀，僭越法制礼制。那些将领拥兵自重，让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担心，他要考虑自己皇位的安危。于是在各种内外因的刺激下，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理开国功臣们。胡惟庸案前后株连三万多人，包括一公、十四侯；蓝玉案致死者一万多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了自己的侄子朱文正、李文忠；周德兴因帷薄不修被杀；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被赐死。明太祖朱元璋共封了十二公、五十七侯、六伯，经胡蓝党狱以及其他形式的清洗，开国功臣基本退出明初政治舞台，诸如汤和等仅存之功臣也不再干预朝政。
除却对开国功臣进行清洗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大力整顿官员队伍，严厉处罚贪污渎职的官员。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与十八年(1385)的郭恒案更是使官署为之一空。两案与胡惟庸案、蓝玉案并称洪武朝四大案。还有始于洪武十八年的逮捕清理“积年民害官吏”，一直持续到二十年(1387)，历时近三年。
洪武朝的四大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比较令人震惊之事。明太祖朱元璋也因此被史家留下了肆杀的评价。限于篇幅，本书不一一叙述，因胡惟庸案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便着重阐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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