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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这个遭遇日军轰炸和洗劫后的“人间天堂”已是另一番残酷景象。残垣断壁、路有饿殍，与逐渐兴起的娱乐业形成鲜明对比，不禁让人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
苏州在抗战沦陷初期遭到严重破坏，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尤其是苏州作为伪江苏省省会，有大批伪政府公职人员、上海寓公、商人进驻，给其休闲娱乐业带来一种畸形繁荣，贫富差距尤其巨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物价飞涨、黑市猖獗，从中亦可窥见抗战时期沦陷区百姓的生存面貌。本书透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从普通市民大众及沦陷区百姓的生活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战历史。
2.“在苦闷的气氛下，也只好进菜馆、咖啡厅，以作为暂时逃避显现实的去处”“从今，我决不再刻薄自己了，交交神气朋友，有了钱尽管用，今天米卖二百，明天又许涨到二百五，前途茫然”……谁能体会这种纸醉金迷掩藏之下的“茫然”“哀鸣”？沦陷后的苏州，看似仍是繁荣的“天堂”，可有人在旅馆中享受、也有人在旅馆中自杀，有人为了一点点生存的利益打得头破血流、也有人消极避世麻醉神经……没有人能在战争中独善其身，时代的重压压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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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俗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富庶的天堂，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这动荡的八年，身处沦陷区的苏州百姓是如何度过的？
本书透过苏州的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的研究，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了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等的既定印象。同时从大时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从畸形的繁荣见民众的消费习惯与集体心态。此外，作者通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从普通市民大众及沦陷区百姓的生活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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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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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聚焦于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明清以来的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并多已在大陆出版，如《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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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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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第—节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回顾4
第二节章节概要11
第—章从传统走向现代17
第—节近代苏州的城市发展19
第二节新旧并陈的茶馆23
第三节从酒楼到菜馆32
第四节从客栈到旅馆40
第五节从烟馆的盛行到禁烟运动50
小结63
第二章从天堂到地狱
第—节苏州沦陷的过程67
第二节伪政权的建立与转移80
第三节汪伪政权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政策88
第四节沦陷后苏州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98
小结104
第三章严禁与取缔下的茶馆106
第—节茶馆的经营与发展108
第二节茶馆的多元功能114
第三节同业组织的成立与转型123
第四节伪政府对茶馆的控制127
小结136
第四章“利市三倍”的菜馆139
第—节沦陷前期菜馆业的恢复141
第二节菜馆业面临的难题146
第三节沦陷后期的畸形发展154
第四节菜馆空间分布的变化162
小结173
第五章高挂“客满牌”的旅馆175
第—节从浩劫到复苏的旅游业177
第二节旅馆的繁荣与其原因185
第三节汪伪政权对旅馆业的管制193
第四节旅馆业的经营与内部矛盾201
第五节旅馆与战时的社会问题206
小结213
第六章不戒吸的烟馆216
第—节鸦片垄断贩卖体系的建立218
第二节烟馆与吸烟的盛行230
第三节沦陷后期汪伪政权的禁烟运动241
小结253
结论257
征引书目273
一、史料273
二、论文281
三、专书284
四、网络资料288
附录289
索引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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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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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天堂”》之缘起
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故编者以为，本书取《劫后“天堂”》之名，原因有三：一、以“天堂”指代苏州；二、吸收当时报刊文章《劫后天堂》之题目，来表达同样的悲愤之情；三、“天堂”一词加引号，更有一语双关之用，一方面说明沦陷后随着城市重建和经济发展，从表面上看，苏州确实较其他沦陷地区更繁荣；一方面暗示，此种繁荣是“畸形”的，也是转瞬即逝的。通读全书，便知此书名之精妙，不可替代。
——编者按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也是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他回忆起那段日子，内心还是非常难过。张老师在抗战全面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凄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凄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采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点，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太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国军队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至于日常生活还算是正常。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著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底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专书的念头。
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因为接触军事历史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教授的邀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划“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划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伪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度过那八年。
本书得以完成，还要感谢多位师长朋友的帮助。叶文心教授阅读本书初稿后，提供给笔者许多宝贵的建议，本书结论部分即是根据叶教授的建议而作修改。本所的林美莉教授提供给我许多关于抗战时期税收方面的知识。苏州的夏冰与陈其弟二位朋友赠送了相关的研究著作与参考资料。本所已退休的张瑞德教授与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听过笔者的构想后，也提了不少意见。还要感谢老朋友Margherita Zanasi 教授，当我阅读她送我的大作后再与她讨论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她给了我许多灵感。难得的机会是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国斌教授讨论书稿，他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沉溺茶馆：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
自从事变以后，那市口上的几家茶馆生意，比了以前，益发的好起来了。不单是早晨人头挤挤，就是下午也宾至如归地热闹非凡，像观前的吴苑、品芳、三万昌，以及阊外的长安、彩云楼，汤家巷的梅园等处，可说座无隙地，这生意委实是发达极了。虽则茶价已经涨到了三四元一壶，可是一般茶客却不以为奇，还是拼命地如同潮涌般望那茶馆里去。
——独手：《闲话吴中四馆》
茶馆是苏州的特色之一，沦陷以后苏州的茶馆依然盛行，甚至繁荣更胜战前。当代学者王笛以四川成都为例的茶馆研究，已经说明茶馆是中国城市内“街头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一个不受阶级限制可以议论时政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提供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不仅如此，茶馆也是重要的商业交易谈判所、社会纠纷协调所。四川成都在抗战时期位于大后方，当地茶馆的政治文化发展到极高峰，尤其是将抵抗的政治文化带到茶馆之中。各种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都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茶馆俨然成了救国的舞台。但同时政府对茶馆的管控也愈来愈严，特别是压制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其他活动，政府如此大规模的举动可谓史无前例。沦陷下苏州茶馆盛行的情况，和四川成都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苏州处于沦陷区，正好可对比大后方的成都。
本章以沦陷区的苏州为例，想要探讨的问题是：茶馆这种所谓街头文化之代表，到了抗战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如茶馆所具有的功能是否仍然存在？茶馆的同业组织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在物价逐渐高涨的情况之下，茶馆的经营者如何生存？沦陷区的政府如何控制这些茶馆？这些都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实则沦陷后苏州的茶馆，反映了当局对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控制。透过这个例子，可以呈现出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
苏州沦陷之后的茶馆业逐渐复业，相对沦陷初百业萧条的景象，包括茶馆业在内的娱乐休闲业则是畸型存在。1938年的杂志形容当时各类商店已无货可卖之时，茶馆、茶肆、菜馆的生意还能照常营业，如观同兴、吴苑、桂芳阁、品芳、同和等家，依然门庭若市。不过，某些附属有书场的茶馆，虽然观赏弹词评话的价格已经十足平民化，但是营业仍是清淡不堪。苏州社会秩序稳定后，茶馆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尤其到1940年以后，反而有增长的趋势。据1941年的报纸形容，苏州的茶馆仍是“五步一家、十步一肆，鱼贯而立、项背相望”的程度。一说苏州城厢内外，估计有茶馆200余家。
据说当地著名的茶馆，属太监弄的“吴苑”茶馆。吴苑茶馆在战前就已闻名，沦陷后仍是苏州好的茶馆，上至乡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莫不趋之若鹜。吴苑可以算是苏州茶馆的典型，其内部的陈设有瘦竹点缀的天井、假山布置的园林，以及四面厅、方厅、爱竹居、正厅与书场等等，分布在各部分，若不是老茶客，简直摸不清门路。又据说内部空间可以容纳一千人。战前吴苑深处的茶馆广告，已可见其标榜内部有园林陈设之外，顾客层又锁定在
“士人学子”与“闺阁名秀”，亦即包括妇女在内的上层阶级。吴苑之所以维持不坠不仅是因为该茶馆建筑陈设高人一等，其匠心独运之处乃在于泡茶的水质，因为当地缺乏自来水，而河水或井水也不够清洁，所以该茶馆业者特别聘请人到胥门外的大河挑水进城烹茶，于是颇受好评。
除了吴苑，另一个著名的茶馆是梅园，座落上东中市附近的汤家巷，一切和吴苑相仿，虽然门口设置许多烘饼的大炉，乌烟瘴气中走进这茶客乐园后，眼前见到的是明亮的客厅。观前街与观内一带，还有许多著名的老茶馆，如桂舫阁、三万昌、汪瑞玉、品芳等。玄妙观内的茶馆有春苑茶社，曾经发生茶房锯树不慎，倾毁屋瓦，以致茶客惊逃之事不过，另外两处战前茶馆聚集之地，即阊门外与临顿路的茶馆，到沦陷后似乎没有看到持续或新的发展。
苏州茶馆依顾客的层级而有高低之别。像三万昌是投机者的聚集地，吴苑深处是公务员的憩息地，梅园是商人的集中点。“等而下之”的茶馆也都有他们的老主顾。在江苏其他的县城里也可以看到茶馆顾客的阶级性，如常熟县内茶馆依消费群之不同，空间分布也有别。其消费阶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绅士、商人、劳工阶层。城西石梅的四大茶馆，位在虞山山麓，用附近的水煮茶，味甘而美，顾客主要是绅士与知识阶层。南门外台上的茶馆则是商人讨论商情的聚集处，该地区其实也是常熟县的商业中心。至于西门内城隍庙附近也有一批茶馆林立，但房子低矮、设备简陋，当然茶价也便宜，主要是劳工聚集消费处，尤其以瓦匠与木匠占大多数。
从苏州的广告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茶馆转让经营权，或是生意清淡的例子；甚至著名的老牌茶馆—桂舫阁和记茶社的股东也无意经营，而让与老正兴酒楼，这反映了茶馆经营方面的难处。沦陷后苏州茶馆在经营上获利上面临的变量，和菜馆一样，就是原料价格的飞涨。苏州在沦陷时茶叶主要由邻近安徽与杭州一带销入，供应量与价格受到税收高低、运输顺畅与否的影响。尤其是1940年之后，安徽一带因为当局要加税，茶商要求减税，以致僵持不下，货产堆积如山却难以运出，因而影响市面价格甚巨。
茶叶价格的上涨也许对茶叶商有利，但茶馆业者却被迫不得不涨价。从1941年以后茶馆业者就曾公告将涨价。如1941年3月，业者就以茶叶与燃料价格大涨为由，决定每壶增价二分，又如吴苑茶馆已涨到每壶二角。到了1942年之后，茶叶原料输入的价格更高，苏州城内本地茶商不愿高价购买，使得市场清淡。3到1942年底，苏州茶叶供不应求，价高仍有业者要买，所以茶价上涨趋势难以遏止。到1943年时，苏州茶叶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吃紧，甚至有执货不卖者，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居高不下。
至于茶馆卖茶的价格也是愈来愈高，涨了70%，而且还有小费，即使汪伪政府有限价，仍然形同具文，苏州仍有大批消费者光顾。1944年有一位读者投稿报纸的文章里提到，吴苑一碗茶就要价5元，而且堂倌还要1元小费。他回想起数年前一壶只不过几分钱，而且也无小费。即使是去年底茶价亦在3元左右，一转瞬间就涨了70%。汪伪政府曾规定每壶不得超过3元5角，苏州其他的茶馆售价还是只有三四元，也没有小费之说；但汪伪政府的限价命令，似乎对吴苑这些高档茶馆是无效的。虽然如此昂贵，但是很多人仍乐此不疲，许多的茶馆营业依然兴盛。
当然在战时苏州人仍然热衷在茶馆消磨时光，这样的风气难免令外人质疑。当时杂志上有一篇《苏州的回忆》，对此给出了解释：
茶食精洁，布置简易，没有洋派气味，固已很好，而吃茶的人那么多，有的像是祖母老太太，带领家人妇子，围着方桌，悠悠的享用，看了很有意思。性急的人要说，在战时这种态度行么？我想，此刻现在，这里的人这么做是并没有什么错的。大抵中国人多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他的态度不会得一时急变，若是因战时而面粉白糖渐渐不见了，被迫得没有点心吃，出于被动的事那是可能的。总之在苏州，至少是那时候，见了物资充裕，生活安适，由我们看惯了北方困穷的情形的人看去，实在是值得称赞与羡慕。
苏州人在沦陷后还能留连在茶馆里，反映当地较战时其他地区“物资充裕”“生活安适”。
虽然苏州的茶馆在沦陷后依然兴盛，但是茶客的心理并不如想象中的适意。当时就有作家指出，苏州人称上茶馆叫“孵茶馆”， 看似徒耗光阴，但这也是苏州人孵茶馆的理由之一，即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是急要的事。不过，到了沦陷后苏州人孵茶馆的原因，并不只是如此单纯了：
苏州人确是特别懂得乐天安命，只顾个人享受，对于一团糟的国事漠不关心。看苏州人好像福气大，其实不然，只是苏州人虽在极度苦闷之中亦能自寻乐趣而已。
事实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也就是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这和苏州人热衷其他休闲消费的原因一致，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战争时期常见的现象。
沦陷时期苏州的报纸文章中，充斥着讨论现实与享乐的议题，反映出战争时期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大众的社会心理充满着苦闷，遂试图在休闲娱乐方面找到暂时的慰藉。如笔名小可的《抓住现实》一文就指出抓住现实，“这真是一般年青人的苦闷，因为现实实在是不容易抓住的，你虽然发出悲切的哀鸣，期望解除现实的痛苦，可是结果也许连一点点的稀饭都不会落到你口里”。比矛所撰《现实的安慰》一文，形容现实使人感到烦恼与苦痛，于是他找到饮酒作为慰藉，自嘲是“醉生梦死”之流。虽然文中透露作者其实是一位县政府的公务人员，但此文暗示对当时局势的不确定感。金军《享乐》一文就说：“从今，我决不再刻薄自己了，交交神气朋友，有了钱尽管用，今天米卖二百，明天又许涨到二百五，前途茫
然，我要努力把握黄金般的青年时代。”还有一篇名为《不是享乐的时代》的社论，也提及当时的苏州青年生在不应享乐的时代与国度里，“而实际上却在拼命地享乐，哪一处娱乐场所里不充斥着青年人的足迹，想以享乐来掩饰悲观，想以享乐来麻醉神经”。这些报纸的文章都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知识分子、青年人，甚至是公务人员的社会心理——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这也可以解释像茶馆及其他“三馆”在沦陷时期更为兴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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