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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全面透视碳达峰碳中和，解码中国低碳发展之路，深入探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怎么做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意见》立足“十四五”时期以及2025年、2030年、2060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明确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加强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完善政策机制十方面重点任务。本书结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各项要求，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及概念内涵、实践路径、能源基础到全球合作等多个层面，全方位阐释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知识。
2．系统阐释，透析碳达峰碳中和
民众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认知比较模糊，很多知识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了解不够全面准确。本书结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各项要求，从概念内涵、实践路径、能源基础、投资需求、科技创新、消费变革、综合应对、碳定价机制、城市引领、目标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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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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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十四五”时期以及2025年、2030年、2060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结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各项要求，以十二章内容阐述了国际视野下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之道，并从概念内涵、实践路径、能源基础、投资需求、科技创新、消费变革、综合应对、碳定价机制、城市引领、目标协同、碳汇作用、全球合作十二个方面全方位阐释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知识，回答了碳达峰碳中和有什么深刻含义、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中国又该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双碳”行动又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等问题。内容宽而精，行文流畅、简洁、客观、规范，深入浅出，既可作为增强党员干部抓好绿色低碳发展本领的学习参考，也可作为一般读者的碳达峰碳中和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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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庄贵阳，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多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是我国社科界较早从事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并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气候变化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学术带头人之一。研究成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对策信息奖。2019年荣获第二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产业和政策研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2年获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八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家等。出版了《循环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著作。获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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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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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及概念内涵
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科学基础
三、发达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四、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意义
第二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路径
一、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推动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
三、降低工业“过程”排放的碳，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四、其他重要领域的碳达峰行动及其方向
五、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六、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对策建议
第三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基础
一、以能源转型为核心的“双碳”目标
二、中国能源转型现状
三、“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方向
第四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投资需求
一、“双碳”目标带来的投资机遇
二、碳达峰碳中和新增投资需求重点领域
三、保障“双碳”目标实现的投融资机制
第五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创新
一、碳达峰碳中和技术研发将掀起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
二、 碳达峰碳中和技术是覆盖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系统性技术体系
三、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四、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发展成效与挑战并存
五、典型技术的发展路径给予未来碳中和科技创新重要启示
六、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
七、碳达峰碳中和技术的推广体系
第六章 碳达峰碳中和下的消费变革
一、把握全球低碳消费变革趋势
二、深入认识低碳消费
三、低碳消费实践——衣食住行用
四、培育低碳消费模式中国在行动
五、多策并举点燃低碳消费引擎
第七章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综合应对
一、研究制定规划，提出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
二、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体系
三、完善技术政策，支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四、推进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设
五、加大与碳减排相关的绿色低碳发展资金投入
六、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为相关技术和产业提供支持
七、完善碳市场发展的制度安排
八、 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依法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九、 创建生态社会文化氛围，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能力
第八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碳定价机制
一、碳定价机制
二、碳市场定价机制的经典案例
三、碳税定价机制的经典案例
四、中国走向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碳定价机制展望
第九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城市引领
一、城市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二、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与启示
三、城市引领全国碳达峰目标实现
四、打造城市零碳发展新引擎
第十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同
一、碳达峰碳中和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碳达峰碳中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碳达峰碳中和与社会公平的协同
四、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
五、碳达峰碳中和与能源安全目标的协同
六、碳达峰碳中和与保留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协同
第十一章 碳汇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
一、碳汇常识及其重要意义
二、林业碳汇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
三、林业碳汇产品生产与交易流程
四、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进展和项目案例
五、其他碳汇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
第十二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全球合作
一、碳达峰碳中和全球合作背景
二、碳达峰碳中和全球承诺
三、碳达峰碳中和全球合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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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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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候科学愈加明确，人类活动很可能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也增加了高温、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温控目标从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 ℃ 过渡至1.5 ℃，要求全球在 205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近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警告称，除非全球在 2050 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否则 1.5 ℃目标将落空。国际社会日渐重视提升气候变化行动力，中国也遵循《巴黎协定》的要求，宣示了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阐释
中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排放提前达峰中的“碳”明确指二氧化碳，而且主要指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而“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的“碳”，则指全经济领域的温室气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逐步扩大的温室气体纳入范围既符合《巴黎协定》关于提交中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和更具雄心的长期目标的要求，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减排能力相适应。
（一）碳排放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碳达峰是指经济体内生产生活活动因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达到峰值，之后进入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平稳下降的过程。碳达峰包括以下要素：达峰路径、达峰时间点和目标值以及达峰后的减排路径。碳中和是指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零排放。简单地说，就是人为造成的排放源和吸收汇之间达到平衡，使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零。
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能源结构等因素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观察、总结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达峰规律、经济属性后发现，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双达峰”“双下降”往往出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之后，此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 1 万—2 万美元的水平。我国在上述因素方面均与工业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承担着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整体呈现从相关到脱钩的趋势。我国在客观上已经具备实现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如期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也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联系。根据挪威国际气候研究中心估算，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 1750 年的 935.05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340.75 亿吨。其中，绝大多数排放量是在 20 世纪以来的 120 年中产生的。从图 1 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量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显著。在 1929 —1933 年“大萧条”、 1980 —1982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90 — 1991 年美国经济危机、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 201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大幅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也显著下降。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内涵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不是快速攀高峰、争空间，而是要削峰发展、压低峰位，以便走向碳中和。一国选择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长以尽快达到高峰值的“冲锋”模式，与逐步控制碳排放增量而较晚达到低峰值的“削峰”模式，在达峰后将面临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中国走“削峰”模式，尽管前期对能源、经济转型提出较高要求，但能规避高碳锁定、路径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具有可操作性。碳达峰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排放轨迹和实践路径，也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间和困难程度。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我国面临着比工业化国家时间更紧张、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越早以“削峰”模式实现二氧化碳达峰，越能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仅需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再加一把劲儿。然而，在现有技术和政策体系下实现 2060 年前碳中和目标还面临诸多挑战。从能源系统的角度看，实现碳中和需要将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并通过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封存（ Biomass Energy with Carbon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等负排放技术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发展尚不成熟，各类技术系统集成难、环节构成复杂、技术种类多、成本昂贵，亟待系统性的技术创新。低碳技术体系涉及可再生能源、负排放技术等领域，不同低碳技术的技术特性、应用领域、边际减排成本和减排潜力差异很大。我国脱碳成本曲线显示，可再生能源电力可低成本减少我国初约 50% 的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在达到 75% 脱碳后，曲线将进入“高成本脱碳”区间，而实现 90% 脱碳的年成本可能高达约 1.8 万亿美元。如果仅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等，现有技术难以支撑我国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归根结底，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和主要矛盾在于能源问题。修正后的 Kaya 恒等式显示，碳排放主要与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和能源结构有关。我国人口趋近峰值，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收入水平仍在提升，正处于由经济规模型经济体向生活品质提升型经济体的转变阶段。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迈上百万亿元台阶，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主要着力点在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和调整能源结构。当然，在关注二氧化碳减排之余，还需要关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控。
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通过能源电力建立起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提前达峰目标的根本对策。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以技术创新提升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将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可预测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处于上升趋势，行业能效提升的空间也将不断收窄，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其核心特征在于推动以风、光等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提供电量支撑的主体电源。未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大规模集群并网和高渗透分散接入，风、光等电源出力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将给电力系统带来更为复杂的安全稳定挑战。预计未来电力资源将构成“三分天下、互为补充”的格局：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电源，提供主要的电力支撑；大型可控电源，作为维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灵活性电源，提供基础的调节服务；无所不在的短时电池储能与必要的长时储能互补构成全时间尺度的系统调节能力。 a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意义
碳达峰碳中和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我国低碳发展确立了新目标，注入了新动力，符合我国低碳发展战略内在演化逻辑。这一战略部署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气候安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打造生态文明发展新范式，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国内行动逻辑来看，近年来我国正在寻求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未来数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我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规划实现路径时将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在发展和减排中找到平衡点，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方面，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与生态文明理论高度一致。我国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扬弃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不仅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也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转型思路及指导方法。生态文明理念指导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果也佐证了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所发挥的推动作用。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既要求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求改变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从根源阻断气候变化的成因；还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诚信、相互理解，通力、真诚合作，促进区域资源禀赋深度融合。碳达峰、碳中和既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生产侧节能降碳，也推崇适度、低碳、健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开发、保护与末端治理方面，推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循环经济，复原生态红利。这与生态文明理论遵循人与自然相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相一致。
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布局新发展格局，应统筹安全与发展、当下与长远、自强与开放，需要碳达峰、碳中和在其中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同时，多目标协同、多角度系统规划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也将促进、保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明确了 2035 年远景目标。除此之外，我国还面临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等诸多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愿景，对多目标的综合考虑更有利于有效识别可能影响新发展格局构建、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实质问题。
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约束，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健全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化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国在政策引导之余，通过以点带面的政策示范效应，充分调动了各方面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注入强大动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设计逻辑和政治执行力，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继续秉持新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行动，我们打赢这场硬仗并不是天方夜谭。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之下，我国也必然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引领经济绿色复苏
从国际行动逻辑来看，地球处于气候紧急状态已引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警惕。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作为碳排放量世界的大国，我国碳排放量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和。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具有世界意义，将对世界产生重要的两点贡献：一是防范气候风险，维护气候安全；二是引领绿色复苏。
我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家。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 2019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 9825.8 百万吨，约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8.8%。同时，在世界发展格局演化进程中，中国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期望很高。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中国碳达峰，世界才能碳达峰；只有中国碳中和，世界才能碳中和。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维护气候安全，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特征，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避免其负面影响。由于长期行动不足，气候变化从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发展为环境问题；又从单纯的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更高层面的发展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高影响气候事件频发、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气候难民”数量上升， 15 个已知的全球气候临界点已有 9 个被激活。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刊载的文章中，科学家认为在先前指出的 9 个临界点中，超过一半的临界点已经呈现出活跃状态，更有几个临界点处于“接近被触发，或者已经被触发”的状态。 IPCC 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工作组报告称，很多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在百年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在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严重的经济冲击，正在并将持续对投资、就业、经济乃至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产生全方位的重要影响。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能源需求下降，除非立即采取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否则随着经济复苏，碳排放总量必定会反弹。考虑到过往的全球经济危机复苏过程通常伴随着碳排放水平的大幅跃升，国际社会呼吁各个国家和地区携手推进绿色复苏。
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有助于防范灾难性气候“黑天鹅”风险、化解气候变化“灰犀牛”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与绿色复苏逻辑一致。绿色复苏旨在建立一条发展目标、气候目标兼容可持续的经济社会低碳发展路径，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同时恢复经济发展。两者的关键都在于经济系统快速脱碳，抑制以高碳投资拉动经济的冲动，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以能源脱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目标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实现碳中和。
在后疫情时代，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应也不会成为阻止更大力度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理由。 我国的碳达峰是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工作，覆盖了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我国将以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方向，致力于加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并完善“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平台。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绿色公共投资计划是后疫情时代振兴各国经济以及更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与传统的经济措施相比，提高能源效率或者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绿色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带来了更高的短期回报以及长期的成本节约。我国的探索将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典型样本
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概念内涵
碳达峰说的“碳”是二氧化碳（ CO2），常温下为一种无色无味不可燃的气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在燃烧化石能源、发展工业以及农林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滞留在大气中。二氧化碳是造成气候变化主要的温室气体。除二氧化碳之外，具有增暖效应的温室气体还包括甲烷（ CH4）、氧化亚氮（ N2O）、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和六氟化硫（ SF6）等。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碳达峰是指全球、国家、城市、企业等不同主体的碳排放在由升转降的过程中，碳排放的点即为碳排放峰值。碳中和是指全球、国家、城市、企业、活动等不同主体在一段时间内人为碳排放源与通过植树造林、碳捕集与封存（ CCS）技术等人为吸收汇达到平衡的状态。
（二）认识误区和概念澄清
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社会上依然存在很多误解，需要澄清。
将碳达峰理解为达峰前还有排放空间，碳排放还要“攀高峰”
目前，一些地方、企业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认识存在误区，认为达峰前要赶快上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达峰后就没有机会了。碳达峰是具体的近期目标，碳中和是中长期的愿景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尽早实现碳达峰，努力“削峰”，可以为后续碳中和目标留下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而碳达峰时间越晚，峰值越高，则后续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挑战和压力越大。如果说碳达峰需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再加一把劲儿，那么实现碳中和目标，仅在现有技术和政策体系下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经济体系的全面深刻转型。
将碳中和的重点放在“中和”，高估碳汇的作用
中国森林碳汇估计为 11 亿吨二氧化碳，仅占我国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的大约 11%。同期我国已运行的碳捕集和封存与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CUS）示范项目的总减排规模约为每年几十万吨二氧化碳。专家估计，2060 年左右我国经过努力，届时通过碳汇和碳移除等地球工程技术可能实现负排放 15 亿吨左右，远远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因此，碳减排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点。
碳中和目标的吸收汇只包括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等人为活动增加的碳汇，而不是自然碳汇，也不是碳汇的存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会造成海洋的不断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陆地生态系统自然吸收的二氧化碳是碳中性的，并非永久碳汇。森林生长期吸收碳，但到成熟期吸收能力下降，动植物死亡腐烂后二氧化碳将重新排放到空气中。一场森林大火还可能将森林储存的碳变成二氧化碳快速释放。因此，人为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必须通过人为增加的碳吸收汇清除，才能达到碳中和。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搞运动式“减碳”
运动式“减碳”就是指一些地方、企业还没有弄清碳达峰、碳中和的概念内涵，就虚喊口号、蜂拥而上，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还有一些地方、企业提出了超出目前发展阶段的不切实际的目标，或为了减碳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例如，构建零碳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系统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但也必须统筹有序推进。如果一味盲目关停煤电，一哄而上发展可再生能源，也可能引起电网的不稳定，影响供电系统的安全。再如，为了增加碳汇在不适合造林的地方造林，结果不仅不能增加碳汇，还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
将碳中和理解为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忽视其他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不只是二氧化碳，还包括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等。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主题为“全球绿色复苏与 ESG 投资机遇”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上，首次明确了 2060 年碳中和包括全经济领域温室气体的排放。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也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 10 月 15 日《蒙特利尔议定书》197 个缔约方达成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以下简称《基加利修正案》），就减排导致全球变暖的强效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达成一致。我国是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制冷需求增长较快，而氢氟碳化物的削减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都密切相关。据《基加利修正案》要求，我国 2024年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消费冻结在基线水平，2029 年在基线水平上削减 10%，到 2045 年削减 80%。我国已接受《基加利修正案》，承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相当于进一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
（三）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演进
我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十一五”以来，每个五年规划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并由国务院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1.“十一五”规划（2006 —2010 年）能源强度目标及完成情况
“十一五”规划中次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概念，并设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 20% 左右的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9.1%，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
2.“十二五”规划（2011 —2015 年）二氧化碳强度目标及完成情况
“十二五”规划设定了提高低碳能源使用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10 年降低 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降低 17%。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 6 亿立方米。“十二五”期间，中国实现碳强度累计下降 20% 左右，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2%，均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此外，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3.“十三五”规划（2016 —2020 年）能耗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目标及完成情况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双控目标”，到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标准煤以内。根据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公布数据，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 49.7 亿吨标准煤，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0 亿吨标准煤以内”的目标，完成了能耗总量控制任务。但能耗强度累计下降幅度在 13.79% 左右，未完成“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单位 GDP 能耗比 2015 年下降15%”的任务。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约 22%，超过“十三五”规划制定的 18% 的目标。
我国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曾提出，到 202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 15% 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加 4000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亿立方米。实际上，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碳强度较 2005 年降低约 48.4%，非化石能源占比 15.5%，可再生能源专利数、投资、装机量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均占全球 30% 以上。我国森林碳汇增加全球快。与此同时，我国还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社会、环境与气候行动协同发展。我国不仅提前完成对外承诺的到 2020 年的目标，也为落实到 2030 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
4.“十四五”时期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期、窗口期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到 2030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 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十四五”规划设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性目标包括：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 13.5%，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1%。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进一步明确达峰路径和相关政策对确保 2030 年前高质量达峰，为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打好基础至关重要。
综合来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总体上体现了从相对目标（能源和碳强度目标），通过能源强度和总量双控目标过渡，终转向（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管控模式不断升级，管控范围从化石能源消费转向非化石能源发展、森林碳汇、行业及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等全方位发展布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已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扎实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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