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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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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义是公司法的灵魂。公司的本质是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债权人等多方参与者不同利益关系交汇的平台。“利益关系 “不同于法律关系。公司法需要沿着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同路径，结合利益衡量方法，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规范。法官也需要在公司正义的指引下，借助利益衡量等方法来填补法律漏洞，创造性地适应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公司正义与公司自治都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正义更是一种思考的力量，是一种促使大家去反思我国公司立法与适用，进而推动我国公司法不断进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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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上上
浙江新昌人，主要研究民商法学、法律方法论。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代表性论文有：《利益的层次结构和利益衡量的展开》《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论公司正义》等；代表性著作有：《利益衡量论》《论股东表决权--以公司控制权争夺为中心展开》《图解新公司法》等。
博士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其他论著多次获得中国法学会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并获得方德法治研究一等奖等全国性民间基金会奖励。
2017年入选“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10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层次；2011年入选浙江省“钱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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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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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公司正义的理念
一、公司正义原则的引入
（一）认识正义的路径
（二）引入公司正义的必要
（三）公司正义的存在模式
二、公司正义的基本构造：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一）行为法属性——实体正义
（二）程序法属性——程序正义
（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交织
三、公司正义与利益衡量
（一）解析公司构造的工具：从法律关系到利益关系
（二）公司利益构造的解析
（三）利益关系的层次与制度修正：以清算义务人责任为例
四、公司正义对法律适用的指引
（一）公司正义原则对法律适用的指导
（二）对不正义行为的规范有利于实现公司正义
（三）适用公司正义原则应结合利益衡量
五、公司正义对公司自治的制衡
（一）对公司自治的误解：法院不能干预公司自治事项
（二）公司正义对公司自治的制衡
六、结论
第二章 公司人格否认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机理
（一）法人独立人格的意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的引入：衡平正义的体现
（三）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体系性重构
（四）滥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控制：法人人格否认的再平衡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规范模式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判例法模式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成文法模式
（三）成文法模式的问题与克服
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一）公司人格否认诉讼的原告
（二）公司人格否认诉讼的被告
（三）公司人格否认诉讼中的公司地位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行为模式及其重构
（一）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否定公司人格
（二）以人格混同为由否定公司人格
（三）以过度支配与控制为由否定公司人格
（四）公司人格否认行为模式的重构：资产显著不足 X
五、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抑或补充赔偿责任
（一）连带责任的解释没有太多空间
（二）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合理
（三）对《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修改建议
六、对指导案例15号的评析
（一）指导案例15号的基本情况
（二）对指导案例15号的评析
七、逆向公司人格否认
八、结论
第三章 股东派生诉讼
一、股东派生诉讼产生的基本逻辑：基于公司正义
（一）民事诉讼的法律障碍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突破：基于公司正义
（三）股东派生诉讼有赖于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适格原告
（一）股东作为适格原告
（二）监事会是否可以作为原告
三、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被告
（一）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
（二）以他人为被告
四、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一）《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的前置程序：先诉请求
（二）中国的前置程序：交叉请求
（三）我国前置程序的豁免
（四）对交叉先诉请求及其豁免的反思
五、派生诉讼中的公司调查程序
六、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反诉
七、股东代表诉讼的和解
（一）原、被告之间的和解需要经法院批准
（二）《九民纪要》应注意的问题
八、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费用承担
（一）诉讼费用的负担
（二）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九、结论
第四章 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
一、问题的提出：胡克案的疑问
二、股东盈余分配诉讼的主要类型与区分处理
三、法院对非基于公司决议的盈余分配诉讼不予支持的理由
（一）理念上的理由：公司自治原则
（二）具体制度上的理由
四、法院一概不予支持：可能与公司正义原则相冲突
（一）公司自治不能违背公司正义
（二）替代性救济措施不一定可行
（三）公司正义原则要求司法适度干预
五、股东盈余分配制度的重新检讨：忽视小股东利益保护
（一）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
（二）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三）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漏洞：忽视对小股东利益的恰当保护
六、强制盈余请求权救济的具体问题
（一）公司类型对强制盈余请求权的影响
（二）诉的种类：不能局限于撤销之诉
（三）董事、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
（四）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之诉的司法审查：以美国为借鉴
（五）多年未分配是董事失职的重要证据
（六）公司盈余分配具体数额的确定
七、结论
第五章 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债权人保护在2013年《公司法》修正后面临的新问题
二、作为补充责任的未出资股东赔偿责任
（一）补充责任是独立的责任形态
（二）作为补充责任的未出资股东赔偿责任
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区分解释
（一）“狭义说”的主要理据
（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该采取“广义说”
（三）解释方法的再解析：情境区分与适应性解释
四、“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确定
（一）“不能清偿”的确定：股东先诉抗辩权
（二）未出资股东的共同被告地位不会改变赔偿顺序
五、出资人的“未届到期出资”与期限利益
（一）“未届到期出资”的解释路径选择
（二）出资人的期限利益与利息扣除
六、对《九民纪要》第6条的评析
（一）《九民纪要》第6条第1项的评析
（二）《九民纪要》第6条第2项的评析
（三）《九民纪要》第6条的修改建议
七、结语
第六章 股东违规增持的民事责任
一、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面临的生存危机
（一）2019年前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的基本构造
（二）违规举牌难题的由来：从“宝延风波”开始
（三）2019年前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面临的生存危机
二、违规持股的救济：从行政责任转向民事责任
（一）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的利益衡量
（二）2019年《证券法》对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的修改
（三）理想的解决方案：违规行为的恢复原状
三、违规增持民事救济的路径选择：基于信息错误的解构
（一）信息错误的类型及其特性
（二）违规增持的构造及其改正规则
（三）违规增持救济途径的探寻：私法救济的引入
四、超比例股票买卖合同的效力
五、限期转让违法所购股票
（一）责令限期转让的一般可行性：其为证券法上常见的改正措施
（二）责令限期转让的具体可行性：向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借用”
（三）可行性的实现路径：从“责令限期转让”到“判决限期转让”
（四）判决限期转让的可行性旁证：来自美国的经验
（五）小结：判决限期转让具有适用空间
六、违规收益的吐出规则
（一）违规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二）违规收益的吐出规则：美国法上的经验
（三）收益归入权的行使
七、股票转让前的表决权限制
（一）违规增持股份的表决权可以限制
（二）表决权限制与表决权保全的区别
八、结论
第七章 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从股东到董事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指导案例9号的质疑
二、有限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的演进与现状
（一）有限公司股东责任体系的形成
（二）股东与债权人遭遇“冰火两重天”：以温州为例
三、股东不是清算义务人：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寻找
（一）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二）与董事相比，股东不应成为清算义务人
（三）与监事相比，股东不应成为清算义务人
（四）与直接责任人相比，股东也不应成为清算义务人
（五）小结：董事才是真正的清算义务人
四、制度错位的根源：陷入误解之网
（一）《公司法》第183条的误植
（二）对《公司法》第183条的误读
（三）对公司解散效力的误解
（四）对公司清算制度与破产清算制度差异的忽视
五、董事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建构
（一）清算义务人制度不应废止：解散与清算之间需要衔接
（二）制度漏洞的弥补：董事申请破产义务的特别设置
六、对《九民纪要》相关条款的评论
（一）对《九民纪要》相关条款的整体评价
（二）对《九民纪要》具体条款的评析
七、结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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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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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是一种巧合。
中、美两国学者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公司正义”的概念。美国著名公司法教授Todd J.Clark与andré douglas pond cummings于2016年8月出版了名为Corporate Justice（《公司正义》）的专著，引起广泛重视。我于2015年3月发表的《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一文中，提出“公司正义”的概念。接着，我于2017年1月发表3万字长文《论公司正义》，全面阐述了公司正义的相关问题。
什么是公司正义？
我认为，公司正义是公司法的灵魂，没有公司正义的指引，公司法就可能失去发展的方向。我国公司法应该确立公司正义原则，使其成为与公司自治相并列的基本原则。公司正义可以“法理阐释”的方式存在，无须在公司法总则中作出明文规定。公司正义既包括分配正义，也包括矫正正义；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公司的本质是多方参与者不同利益关系交汇的平台。“利益关系”不同于法律关系。公司法需要沿着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同路径，结合利益衡量方法，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规范。公司正义的含义具有模糊性，但有利于其弹性适用，法官也需要借助利益衡量等方法来填补法律漏洞，创造性地适应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但没有制约的公司自治会导致不正义。当法官借助公司正义原则对公司自治进行制衡时，应该采取谨慎而节制的态度。总之，公司正义是打开公司法的钥匙，没有公司正义的理念，可能难以理解公司法条款内在的机理。
这些观念，是站在公司法领域内对我国公司法的法律适用进行本土化思考后，对公司正义的一些认识。
我相信，离开公司法的场域，“公司正义”必将有更多、更有意义的见解。社会学者会从公司与社会的关系对其进行分析，政治学者会从公司与政治的关系对其进行考量，经济学者会从公司与经济的关系对其进行思考，法律学者会从公司与法律的关系对其进行回答。可以想见，不同领域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回答。
当然，不同的领域之间对公司正义会存在分歧。即使是同一学科内部，即使在公司法内部，也有不同的说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公司正义的观念。即使在那些支持公司正义的人们中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公司正义也并非完全相同。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因为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公司正义。我们不应忽视分歧，而应正视分歧、探讨分歧。分歧，恰恰可能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虽然存在分歧，但更多的是共识。公司正义是公司法的价值追求，它常常是一种批判性的观念，也是一种引导性的力量，推动我们现有制度从瑕疵不断地走向完善。
近，我发现大家开始关注公司正义问题了，开始讨论公司正义问题了。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司正义，讨论公司正义。
我相信，公司正义将成为公司法永恒的主题，公司正义将成为公司法不断前进的源泉与力量。
祝您阅读愉快。
梁上上
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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