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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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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成笼罩性影响、堪称“精神导师”的人物，非李泽厚先生莫属。从“主体性哲学”到“情本体”，从“积淀学说”“西体中用”，到“告别革命”“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不仅是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大思想者，“文化热”“美学热”的灵魂人物；他晚年的各种思考和言说依然宏阔睿智，富有活力，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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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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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接续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相关讨论，历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界的变化，收录八篇相关文章。李泽厚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如“救亡压倒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西体中用”等，均是在本书中充分展开论述的。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变革，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紧接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哲学上“现代新儒家”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上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书中后半部分论说的“西体中用”，则在总结现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全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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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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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1930.6-2021.11），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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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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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二、救亡压倒启蒙
三、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一、二十年代科玄论战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一、提倡白话文与新范式
二、革命战士
三、提倡启蒙超越启蒙
青年
一、“动”、“斗”的宇宙一人生观
二、“贵我”的“道德律”
三、“通今”的经验理性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1918年-1927年
二、1927年-1949年
三、1949年-1976年
四、1976年-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一、转换预告
二、开放心灵
三、创造模式
四、走进农村
五、接受模式
六、多元取向
略论现代新儒家
一、熊十力
二、梁漱溟
三、冯友兰
四、牟宗三
漫说“西体中用”
一、“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
二、历史经验和“西体中用”新释
后记
附录：再说“西体中用”
一、背影来由：回应批评
二、词语问题：突出矛盾
三、历史回溯：三派意见
四、“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
五、“用”是关键：转化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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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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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衣、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甚在形式主张上（例如上述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与梁启超的许多论说）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当然，量变为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与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它之所以能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而兴起，获得广泛的注意和传播，则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忌。例如邹容《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是鲁迅塑造的这种典型形象，具有很深刻的代表性。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这一呼喊是中国先进知识者们深思熟虑，经过重新长久考虑思索的结果。陈独秀在1916年春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其中说：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这里强调提出了“多数国民之运动”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洋务、变法、革命，多也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结果“多数国民”并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自然让极少数人主持宰割。民国号称“共和”、“立宪”，招牌虽异，实质仍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而已。这怎么能谈得上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呢？所以，首要的问题便不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那么，“觉悟”什么呢？陈独秀接着说：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之觉悟为后觉悟之觉悟。
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理论论据。即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的“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从而，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所以，与上一阶段谭、严、梁相比较，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陈独秀便曾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角人物，与上一阶段康、梁、孙、黄也不同，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衣、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均大体如此。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
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通过“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做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它早成熟在先秦各家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而在孔学儒家传统中表露得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积极人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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