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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社会理论种类繁多、异彩纷呈，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这种状况为对话的不同思想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出于对当今社会巨变的敏感和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好奇，笔者基于不同的主题先后对吉登斯等一系列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而形成了本书。
所有访谈都出于笔者对当代社会巨变的明确感知和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浓厚兴趣。这种感知和兴趣既来自21世纪初以来与吉登斯所进行的一系列深入交往，也来自与基恩、雅诺斯基等许多其他思想家的偶然际遇。笔者把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高度现代性阶段看作“巨变时代”，围绕“巨变时代的社会理论”这一主题，全书共划分为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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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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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时代巨变已成为基本共识。从大变局的繁杂现象中提炼出理论，以达到对巨变时代的理性认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旨在以对谈的形式展现吉登斯、基恩等当代著名思想家对于巨变时代的理解。在追踪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思想家关于现代性思想的论述基础上，重点从政治和社会两个角度勾勒了巨变时代的基本面貌，内容涵盖民族国家、文明社会、公民身份、民主理论、福利制度等政治学基本主题。且在此基础上，对巨变时代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并对相关方法论问题做出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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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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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民身份理论、国家理论、概念理论与概念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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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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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巨变时代的思想追踪
经典思想家与现代性——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访谈
“人类创造历史”与现代性——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访谈
第二章 巨变时代的政治解读
民族国家的历史根源与当代状况——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访谈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谱系——对柯林?海伊的访谈
民主理论的新生:监督式民主——对约翰?基恩的访谈
欧洲福利制度的历史及当代挑战——对莫里斯?罗奇的访谈
第三章 巨变时代的社会解读
文明社会的领域划分与互动机制——对托马斯?雅诺斯基的访谈
公民身份的理论内涵与视角转换——对恩靳?艾辛的访谈
公民身份: 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露丝?李斯特的访谈
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困境与政治解决 ——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访谈
第四 巨变时代的展望与方法
世界主义共同体的构建与分析——对杰拉德?德兰迪的访谈
作为现代性研究方法的结构化理论——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访谈
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乔恩?埃尔斯特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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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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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阿克顿在剑桥大学发表就职演说，表达了其对于徐徐而来的现代社会的信念：
始料未及的是，在变革法则的支配下，自古以来的延续性纽带被剪断了，现代世界建立在新秩序的基础上。在那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存在条件；马基雅弗利把政府从法律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伊拉斯谟将古代的学说潮流从世俗引入基督教的渠道；路德打破了权威和传统锁链中最坚实的环节；哥白尼则更是激起了一种惊人无比的力量，为未来的进步树立起永恒的标记……这是新生命的觉醒，世界在一种前所未知的力量的影响下，运转在一条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轨道上。
阿克顿所表达的是人类历史在“曾是”（was）与“是”（is）之间出现的断裂，社会之基从锚定在“历史”上转变为锚定在“未来”上，现代社会正从与传统社会的分道扬镳中昂首前行。时下的社会尽管仍被看作“现代社会”，现代性尽管仍被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尤根?哈贝马斯），但当前的社会却似乎越来越与其早期阶段大异其趣。思想家们已使用了大量的词汇来标示当前社会的特异性，如“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后现代社会”（福柯）、“高度现代性社会”（吉登斯）等。无论如何，人类社会都似乎又运转在一条“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轨道上”，存在诸多的线索可以标示已然出现的断裂。
《巨变时代的社会理论：名家访谈录》：
吉登斯：你说得有道理，但当我写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我只能集中精力分析这三位社会学家。从现在来看，把这三位思想家看作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当我写作该书的时候，曾经对西美尔进行过某些分析，但实在精力有限，无法对四位思想家同时展开分析。即使从现在来看，对西美尔的研究也还非常不够，他的著作涉猎广泛，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应该对他进行更充分的挖掘。
郭忠华：那就又回到三大思想家上来吧！按照我对您的理解，三大思想家的著作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大解释范式，而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三大思想家进行了有力的综合，描绘了一幅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图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您描述了一幅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图景，但却对它的产生原因没有进行充分和专门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我描绘了一幅现代性图景，并就高度现代性社会对个人的认同机制、信任机制、亲密关系等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在该书中，我也提及了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形成原因，如设计错误、操作失误等，尤其是知识的反思性应用和行动的未预期后果等，只是没有对它们展开专门分析而已。
郭忠华：那您为什么不对它们进行专门分析呢？那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吉登斯：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使在20世纪中期都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以前，不论是媒体、政治领导者还是学术界，很少有谁提及“全球化”“现代性”词汇。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速。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世界，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迅速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感觉到了。“9?11事件”是人类的一次悲剧，但同时也是一次全球性事件，当第二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时候，全球有大约七百多万人在同步收看。与前三十年相比，这个世界正迅速进入一个与此前大不相同的时代。一边是大量的机遇，另一边是严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它给民族国家的主权带来了挑战，同时又给民族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那个时候，学术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分析却表现得严重不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感到最紧迫的任务在于解释什么是“全球化”和“现代性”，并且找到民族国家应对它们的现实策略。
郭忠华：我能理解您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所感到的时代责任，并试图对其原因做出解释。记得您在《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著作中曾提出过“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等概念，似乎是对其中原因的总体解释和展望，但您在这些著作中对它们的解释并不多。不知您是怎么看待这对概念的？能否对它们的涵义进行更充分的阐释？
吉登斯：这两个概念的确是一对我已经提出但又未多加论证的概念。我所说的“解放政治”，主要指启蒙运动以来的以人为中心、把其他一切都看作人的对象的政治。这种对象化集中体现在“解放”的追求上，追求从传统中解放出来，追求对自然的征服，追求从不平等状态中解放出来，推翻传统政治统治。解放政治体现的是一种“主奴辩证法”。但现实表明，历史并没有按照启蒙思想家所设计好的方案发展。从现在看，解放政治方案是不成熟的，当人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征服对象的时候，作为意外后果，人自身也成为自然、政治的“他者”。因此，我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生活政治代表一种生存理念，它不再把一切都看作“他者”，它首先要求我们考虑高度现代性条件下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复活被现代性压制的道德、伦理问题，重新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传统乃至人与自身的关系，重视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的意义。这些都是现代性迫使我们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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