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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部书并非是对英国殖民埃及的历史，而是对进行殖民的权力的研究。虽然聚焦于19 世纪后期发生在埃及的事件，它主要讨论的却是在对现代性进行评价时殖民主义的位置。殖民并不仅仅指确立欧洲的存在，也指一种政治秩序的扩散，这种秩序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空间概念、新的人格类型和新的制造现实经验的手段。《再造国家》（原书名Colonising Egypt）一书通过殖民计划的日常细节，在形而上学范畴内对殖民权力进行了剖析。
——蒂莫西·米切尔
全书理论阐发和细节描绘并重。作者化用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学说，从军队重组、乡村建设、城市规划和学校教育等殖民工程入手，细致呈现了殖民权力渗透埃及社会的内在过程和逻辑，又通过对阿拉伯语读写特点的分析，揭示出语言、意义、权力和秩序的复杂纠葛。
因作者创造性的视角，本书自出版以来，已有数个语种的译本问世，在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文化研究和艺术史等不同领域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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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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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1955— ），在英国出生，相继在英、美接受教育，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近东研究博士，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威廉· B. 兰斯福德教授，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殖民主义在现代性形成中的地位，中东的物质和技术政治，以及经济学和其他形式的专业知识在集体生活管理中的作用。出版著作数种，被译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土耳其语等多国语言出版，在中近东研究领域有着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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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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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本序言
致 谢
第一章 博览会上的埃及
第二章 集置
第三章 秩序的表象
第四章 我们控制了他们的身体之后
第五章 真理的机制
第六章 事物的哲学
注 释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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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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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本序言
（节选）
这部书并非是对英国殖民埃及的历史，而是对进行殖民的权力的研究。虽然聚焦于19 世纪后期发生在埃及的事件，这部书主要讨论的却是在对现代性进行评价时殖民主义的位置。殖民并不仅仅指确立欧洲的存在，也指一种政治秩序的扩散，这种秩序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空间概念、新的人格类型和新的制造现实经验的手段。《再造国家》（书名原文为Colonising Egypt—编者）一书通过殖民计划的日常细节，在形而上学范畴内对殖民权力进行了剖析。
本书二、三、四章检视了殖民权力在埃及的发展。第二章始于对19 世纪早期规范埃及乡村民众日常生活这一全新尝试的描述，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罗当局发布命令禁止村镇居民在其家乡以外的地区活动，规定了他们种植的谷物的种类，以及耕作、分配、缴纳谷物的办法，还设定了监视、监督以及惩罚的层级体系，前述那些规定正是依靠该体系获得强制执行的。自开罗控制尼罗河谷的农业财富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早些时候的各种控制模式总是疏漏甚多，且充满不确定性。通常，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家族将赋税施加于那些较为弱小的区域性统治家族，接下来这些家族又将此义务施加于他们周边那些更为弱小的家族。流向中央的利益容易在各个环节流失，只有通过统治的进一步对外扩张才能获得增长，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流失的环节，反过来削弱了该利益输送网络。19 世纪新的控制模式不仅尝试自农业收益中分一杯羹，而且尝试渗透进乡村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控制其基本环节，提升约翰·宝宁（John Bowring）（埃及政府的一名英国顾问）口中的国家“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规训手段（disciplinary methods）—米歇尔·福柯曾如此命名这些现代权力模式—的有效性并非体现在其力度和广度上，而是体现在其本地化的渗透、重整和殖民的能力中。
开罗当局的顾问宝宁是英国改革家杰里米· 边沁（Jeremy Bentham）的朋友和助手，而后者正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发明人，在该机构中，利用胁迫和命令控制人群让位于对空间的分割、对个体的孤立以及系统但却不可见的监视。福柯认为全景监狱的几何构造和规训性是权力微观物理形式的象征，这种权力兴盛于过去两个世纪，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经验。
福柯的分析聚焦于法国和欧洲北部，但此种基于空间秩序重构以及对身处其中者进行监视与控制的权力形式，本质上就其手段而言却是殖民性的。此外，在诸多情形下，全景监狱及类似的规训机构并未引入并推广于法国或英格兰，而是被建立在俄罗斯、印度、南北美洲、埃及等欧洲的殖民边界地区。杰里米·边沁与上述所有地区的统治者通信—其中就包括开罗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以鼓吹全景原则（panoptic principle）及其他新技术。对诸多欧洲人—包括军官、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工程师、教育家、医生及其他各色人等—而言，19 世纪的开罗提供了协助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机会，这个国家将建基于规训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所涵盖的诸多新手段之上。
如同第二章将阐释的那样，新权力模式在埃及的典型例证是“新秩序”（New Order），即19 世纪20 年代的埃及军事改革，这场改革以其控制和管理武装人员的诸多创新手段创建了一支规模和力量四倍于先前埃及军队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的创建在地区层面和埃及内部均产生了后果。在地区层面，它使埃及得以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该帝国自南部的苏丹和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北部的希腊和克里特岛，稍后还纳入了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地方叛乱及欧洲的干涉迫使该帝国解体， 其武装力量随后被重新部署，以建立和戍卫使埃及成为政治- 空间实体的地理边界。欧洲的商业和政治渗透进一步削弱了埃及的政权，并引发了后者经济上的崩溃，1882 年英国的入侵和占领随之而来。
在埃及内部，如同宝宁评论的那样，新式军队的创建“自身即确立了一种拓展至埃及全社会的秩序原则”。这种原则的拓展将在第三、四章被详加检视。在农业领域，通过把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村民及土地—转化为商品，对迁徙、生产和消费的全新控制得以在分权化的同时获得强化。同样的秩序原则还体现于对开罗及其他埃及城镇—以创造整齐、开阔的街道系统为目标—的重建，对卫生及公共健康的监控，以及—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引入。学校教育似乎提供了一种手段，得以将每个埃及年轻人转化为勤劳、驯顺的政治主体（political subject）。在19 世纪下半叶，学校教育的规训作用开始被视为这个现代国家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政治秩序将不再通过断断续续的胁迫取得，而是通过持续的教育、监督和控制。
规训手段对于理解被殖民国家和现代国家有着双重重要性，福柯只对重重要性进行了分析。首先，人们可以超越将权力视为由权威性命令和政策—它们由指导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强制性力量支撑—组成的系统这一印象。权力通常被视作一种外部约束，其来源是外在于社会且居于其上的一种至高权威（sovereign authority），它通过对行为设置限制、确立消极禁止事项以及引导正当行为来运作。
规训性权力与此相反，它不是自社会外部行使权威，而是在社会内部起作用，不是作用于整个社会，而是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细节，它不对个体及其行为进行限制，而是创造个体，限制性的、外部化的权力让位于一种内部化的、生产性的权力。规训性权力在地方性领域及机构内部起作用，它进入特定的社会进程，将其分解成多个独立的环节，对其进行重新安排以提高效率和精确性，将它们重新组合进更具生产力且更有力量的联结之中。这些手段造就了军队、学校、工厂以及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特有机构的组织化力量。它们同时在这些机构内部创造出了现代化的个体—孤立的、被规训的、逆来顺受且勤劳的政治主体。权力关系不再仅仅使这些个体去面对一系列外部命令及禁令，形成于上述机构中的个体个性已经是那些权力关系的产物了。
我们不应像福柯有时做的那样夸大这些技术的一致性，规训手段会失效、互相冲突或不自量力。它们提供了规避和抵抗的空间，而且可转用于反抗霸权。反殖民运动常常自军队获得组织形式，自学校教育中获得规训和教化手段。它们经常形成于兵营、校园或其他殖民当局的机构当中。与此同时，当抛弃了将殖民权力视作一体化、集权化的权威这一图像之后，我们同样应该对将抵抗领袖视作外在于殖民权力且拒绝殖民权力之要求的主体这种传统看法提出质疑。殖民统治下的主体和他们的反抗模式均形成于殖民当局的组织化领域之内，而非某些完全外在于此的社会空间。
规训性权力的第二重重要性是凭借相同的手段，权力关系现在在内在化的同时，看起来也获得了外部结构形式，米歇尔·福柯并未对此加以讨论，但这点对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别之处却更为重要。举例来说，19 世纪早期的埃及军队改革将武装人员团体转化成了类似于“人工机器”（artificial machine）般的存在。这一军事组织结构表现得较其各部分的加总更加强大一些，仿佛这一结构的存在独立于组成它的人。旧式军队一下子显得缺乏组织性，由“懒散而怠惰”的人组成，而新式军队看上去则具有双重维度（two-dimensional），一方面由个体士兵组成，另一方面则由这些士兵所寄居的机器组成。这一组织结构当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性，这是由其对人员有组织的配置，对人员行动的协调，对空间的分割，对各个单位的等级化安排所造成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是特别的实践活动。这种配置、安排和行动，即是军队全新力量的内涵所在，舍此无他。但这类活动的秩序性和精确性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存在着一套外在于其组成人员的组织结构，该结构反过来安排、囊括和控制着这些人员。
类似的双重维度效果也可在殖民权力的其他体现形式中观察到。比如，在19 世纪对开罗的重建中，新街道布局的设计是要体现一种规划安排，这样的规划安排并不仅仅是协助都市重建的工具，而是一种体现于城市街道布局，并印刻进市民生活之中的秩序原则。如同旧日的城市一样，新的城市依然仅仅是对土地和空间的某种分配，但这种分配的规律性造就了对某种外在于实体街道、作为其非实体结构而存在的事物的体验。现在，城市的秩序将通过事物自身的物质存在（如同人们现在说的那样）和它们不可见的、超乎物质存在（meta-physical）的结构间的关系体现。
作为现代机构特性的对空间和功能的精细划分，对这些功能的等级化安排，对监督和监控的组织，将时间标记为各种日程和计划— 所有这些行为都导向了一个并非由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组成，而是由一种二分性秩序（binary order）组成的世界：一方面是个体和它们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某种途径独立于个体、先于个体存在、包含并赋予个体生命以框架的静默的结构。这样的技术创造了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独特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其中世界分解为个体- 体系、实践- 机构、社会生活及其结构—换言之，即物质存在及其意义（meaning）—这样具有双重维度的形式。
关于意义或表象（representation）的问题是上述结构性影响（struc-tural effect）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本书的中心主题。本书认为，造成了全新的结构性影响的组织方法和安排手段，同时也引发了对意义的现代体验，这表现为一种表象过程（a 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在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中，对世界的体验在本体论层面截然两分为物质存在及其表象—以语言、文化或其他表达形式呈现。现实存在是物质性的、静默的、缺乏内在意义的，而表象则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无形的理解维度。《再造国家》一书通过展示促生了这种本体论的殖民实践活动，探究了前者的力量和局限。本书以作为欧洲殖民计划一部分的19 世纪大型世界博览会为例，展示了表象过程的性质。借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著作中的说法，本书将这种现代性形而上学指称为“呈现为博览会的世界”（world-as-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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