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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东百年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美国为什么能够主导全球秩序？
大英帝国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欧洲的版图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为什么瓦解？
纳粹为什么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这一切的答案都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
★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现当代历史学家埃卡特·孔兹诚意之作
一本书读懂凡尔赛体系背后的真相，弄清帝国间博弈的内在逻辑。从更高的维度理解当今世界格局，预判全球发展趋势。
★精选12张珍贵历史图片，图文结合还原激荡往事
★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专有名词有注释，大大降低了阅读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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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读懂一百年前的凡尔赛体系，才能读懂当今世界格局，预判全球发展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渴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希望永久和平。但巴黎和会及《凡尔赛和约》并没有结束旧世界各大国、小国之间的紧张对立局势，反而是将这些紧张局势延长到战后时期，并在此基础上造成了新的冲突，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德国历史学家埃卡特·孔兹带我们回到一战结束、凡尔赛体系建立的那个时期。从客观、中立的角度，通过一个个历史细节，生动还原了凡尔赛体系建立背后的复杂博弈，探讨了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揭示了所有对世界抱有和平的期望都不过是巨大的幻想，因为不管是战胜的协约国，还是战败的德国及其他战败国，都无意建立真正的和平。
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上承维也纳体系，下启雅尔塔体系，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旧秩序中大国博弈背后的底层逻辑，也能让我们看清当今复杂的世界局势，把握历史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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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丨埃卡特·孔兹（Eckart Conze），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著名现当代历史学专家。著有《寻求安全之路：1949德意志共和国至今历史》《德意志第三帝国外交部变迁史》等。
译者丨蒙敏莉，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获德语二级笔译证书，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曾在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任专职高级翻译和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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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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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问题
Part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
幻想之战：战争目的及和平倡议（1916—1917）
全面战争后的和平003
“胜利的和平”与“全面的胜利”008
进军直至夺取胜利018
战争，只有战争022
“兴登堡和平”与“谢德曼和平”028
“为了民主的安全”？伍德罗·威尔逊和十四点原则
世界大国总统035
没有胜利的和平043
潜艇战和参战049
新外交054
十四点原则057
德国的独裁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
民族自决作为武器070
俄国革命075
一个东德帝国083
西线的抉择096
“黑暗的日子”：1918年，德军崩溃和停战
无力再战100
停战努力和自上而下的革命103
与威尔逊的互换照会109
黑暗的日子118
兰辛照会120
贡比涅123
战争结束了吗？128
Part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出路
停火期的理想世界：会议之前对和平的期望
威尔逊万岁！141
对威尔逊式和平的期待147
竞选及民众的声音165
巴黎——世界的首都：全球政治角逐的舞台——和平谈判会议
权力体系和会议组织174
预备会而不是和平谈判集体大会183
1919年1月18日，会议召开187
大国主导——北部大国为首194
全球政治中心巴黎203
一个和平的世界？国际联盟与帝国统治的连续性214
世界和平联盟214
帝国作为国际联盟223
和平还是安全？230
国际联盟的综合平衡240
“维护帝国利益的世界安全体系”——国际联盟托管地 245
自决与文明使命251
中东冲突的根源258
Part 3 缔结和平
对德和约？巴黎谈判与《凡尔赛和约》
缔结和平的挑战与各种和平主张269
俄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295
赔偿和战争罪责问题305
阜姆危机与山东问题——用双重标准衡量317
国家荣誉问题：在凡尔赛宫签约？337
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370
不要迦太基式的和平375
宽恕和遗忘？和平条约的刑法规定
罪恶与赎罪382
莱比锡审判384
绞死德皇！393
伊斯坦布尔审判405
旧帝国与新国家：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暴力与自决411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417
东南欧的赢家和输家430
多民族国家及其少数民族443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人450
协约国政治与土耳其民族运动454
洛桑会议462
Part 4 从《凡尔赛和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凡尔赛和约》469
修正政策而不是暴力政策48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政治影响485
绥靖491
第二次《贡比涅停战协定》496
结语：100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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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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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中东冲突的根源
德国殖民地及其转化为国际联盟托管地的问题，到《凡尔赛和约》签署时，都得到了解决。然而近东和中东的重组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它造成的冲突比处理德国殖民地时的冲突要大得多，其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当代历史学家戴维·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眼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结束所有战争而引发的一场战争。近东和中东地区当时的事态发展，导致巴黎和会达成的和平是“结束一切和平的和平”。为什么会这样？战争年代，那些达成的协议和承诺相互矛盾，大多数是为了参战和提高胜利机会而签订的，并不是为了建立稳定的战后秩序。
这在巴黎可见一斑。在那里，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在1916年底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初期就已经接受了“阿拉伯国王”的封号，并于1918年12月在大马士革宣布成立独立的阿拉伯政府，作为独立泛阿拉伯国家汉志王国的官方代表。费萨尔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国总统身上。1919年元旦，在写给美国代表团的备忘录中，费萨尔首先不是从历史或文化角度，而是从技术飞速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愿望的合理性。“今天，铁路、电报线路和航空使统一成为可能。”在过去的条件下，一种共识不可能广泛传播。后来研究民族主义的文献将这种理由称为“民族作为传播工具”，费萨尔强调的那些方面，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费萨尔试图逐条批判大国的统治，试图说服列强：阿拉伯地区曾经是伟大文明的中心；它的所有居民都说相同的语言，并且属于同一种族——闪米特人；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是一体的，构成了统一的未来新生国家；在战争中，阿拉伯人与协约国盟友并肩作战，有两万人丧生，数千平民被屠杀；而且，协约国自己在美国总统的十四点原则里曾承诺人民有自决权。
费萨尔还谈到文化认同方面，阿拉伯人在文化上没有对抗和防御，而是力求相互理解，但同时反对西方文明论断。费萨尔向最高理事会表示：“请你们不要将整个文明强加于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让你们的经验为我们服务。”当然，各国自身仍需发展。阿拉伯人希望在未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纽带，以将西方文明传递给亚洲。”尽管费萨尔寄予了如此高的期望，但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对中东垂涎已久，他们想利用1916年签署的《塞克斯-皮科协定》，对中东实施托管地的管理，瓜分中东，建立各自的控制区。在最高理事会上，阿拉伯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反对此协定，要求法国和英国宣布该协定无效。但他没有成功。
1919年3月，法国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公开主张对叙利亚的控制权。该协定里涉及的地区，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几乎全部领土，即大叙利亚，首都为大马士革。巴黎和伦敦政府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倡导的调停不感兴趣，因此他们没有参加威尔逊所提议的联盟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该地区居民的利益和愿望。1919年夏天，只有两个美国使节亨利·金（Henry C. King）和查尔斯·克兰（Charles R. Crane）前往叙利亚。他们写的报告伍德罗·威尔逊可能从未读过。该报告直到两年后才发布。报告里建议将阿拉伯的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建议由国际联盟来托管叙利亚，而不要将其转交给法国。
可事实恰恰相反。1920年4月，最高理事会在意大利里维埃拉的圣雷莫举行会议，准备制定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条约。同年8月，该条约在塞夫尔签署。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分别是政府首脑劳合·乔治、米勒兰（Millerand）和尼蒂（Nitti），日本由一位大使代表，而美国只派一名观察员作为代表，因为，在此期间美国参议院第二次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磋商的结果毫不意外：承诺法国获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托的管权，英国获得对美索不达米亚，即后来的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托管权，这里有丰富的油田，法国也可以开采其中的四分之一。
巴勒斯坦首先按照《塞克斯-皮科协定》的规定进行了国际化，由国际联盟管理。不久之后，国际联盟将此国际任务移交给了英国。甚至在圣雷莫会议之前，有关协约国瓜分计划的传言就引发了该地区的暴力动乱，会议之后更加剧了动乱。法国军队立即进军叙利亚，并用武装力量粉碎了阿拉伯王国。根据“分而治之”的口号，叙利亚被划片分割，以便更好地控制该地区。叙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获得了独立，其领土基本保持了今天的模样。黎巴嫩也是如此。1920年，英国控制该地区后，伊拉克发生了大规模动乱，建立独立的大阿拉伯国家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为了平复局势并重新控制该地区，伦敦政府将新建立的伊拉克王国的国王宝座授予了被法国人赶出了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英国的托管权以及统治权得到了保留，并在1922年的条约中再次得到确认。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伊拉克没有任何主权。直到十年后的1932年，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英国的托管才结束。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无疑是战争年代，尤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产物。那些年的事态发展催生了反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特别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这些力量在战争结束时在政治上得以体现。与阿拉伯历史神话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存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团结情感，虽然只是在这几年才出现，但能够与历史以来传统的区域认同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这与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力量并不冲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是其留存至今的遗产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是在西欧大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组建的，肩负着政治统一的使命，结果却成为这些大国追求其帝国利益的棋子。所以，许多人此前的看法都错了，都对此感到十分失望。
巴勒斯坦问题的继续发酵，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今天，人们普遍认为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是巴勒斯坦冲突的起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冲突发展成为阿以冲突，在全球政治卷起大风浪，至今仍未消停。这种观点，既正确也错误。正确的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的承诺，导致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紧张关系。错误的是，这并不一定会升级为暴力和仇恨冲突。
在1919年1月，巴黎和平会议的前几天，埃米尔·费萨尔和参加和平谈判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团长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根据《贝尔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该协议规定了对阿拉伯人民、文化和宗教的保护条款，承诺穆斯林人可以自由进入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地。当然，该协议必须与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关联在一起。最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目标没能达到，《费萨尔-魏兹曼协定》也就无效了。
巴勒斯坦的未来问题变得十分尖锐。虽然在大马士革宣布成立的阿拉伯王国也应包括不与犹太移民相抵触的巴勒斯坦，但英国，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参与下，力推实施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这些局势的发展，虽未导致在犹太人主持下的民族独立，但达到了《贝尔福宣言》期望的结果。哈伊姆·魏兹曼已于1919年2月底向最高理事会表明，不排除会建立犹太人国家。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不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政府，而只希望建立在国际联盟托管下的管理机构，能让每年七万至八万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但是后来，“如果犹太人在那儿占绝大多数，那足以建立一个与该国的发展水平及其理念相符的政府”。
圣雷莫会议后，阿拉伯人反抗欧洲大国及因欧洲大国的中东政策所引发的动乱，影响了巴勒斯坦。例如，1920年复活节期间，发生了阿拉伯人的抗议活动，其目的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迁入。英国试图镇压动乱，这影响了原定于1921年在中东实施的计划，即将巴勒斯坦分为东部和西部两部分托管区。在约旦河以东部分，今天的约旦，在英国的托管之下，埃米尔·阿卜杜拉（Emir Abdallah）登基任国王。他的兄弟埃米尔·费萨尔（Emir Faisal）几乎同时在伊拉克登基。国际联盟也将巴勒斯坦西部与地中海沿岸的地区交给了英国托管，并规定在那里执行《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这项托管任务的目的并非组建国家，而是全面承认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群的公民和宗教权利。
在一百年前的事态发展中，中东冲突的巨大复杂性体现在争夺国家主权中。这虽然使得今天寻找解决方案变得十分困难，但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不可能。将这些冲突简单归结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显然十分不准确。当回顾1919年左右的决策时，很明显，在决策中，政治、经济、宗教势力、帝国利益和民族希望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内部发展和外部影响之下，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发生，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尤其是一百年以来，加剧了各种暴力和动乱，导致了战争、内战、恐怖主义等，受害人民不计其数。
巴黎和会既没有标志着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没有标志着民族运动时代的结束。1919年之后，民族主义原则和帝国主义原则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有时两者在大规模冲突中碰撞，有时又合并在一起，例如，当民族国家努力通过帝国主义扩张来增强其国家实力时，这一点就很明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帝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才达到其扩张顶峰。巴黎和会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主要来自英国的压力下，欧洲帝国通过托管体制，创建了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政治工具。
国际联盟为托管体制提供了官方认可。托管体制的全球使命与大国的权力利益不冲突。它不仅创造了稳定的世界秩序，而且有助于欧洲帝国的扩张，因为托管只是委托管理，很快就不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决定性因素是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权力无疑被掌握在托管国手里，尽管托管国需每年向日内瓦提交托管报告，但其统治不受任何限制。1919年以后，托管地与“真正的”殖民地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A 类托管”还是“C类托管”，都只是按各列强的国家权力利益来划分而已。这种托管体系，被解释为大国的文明使命和白人的责任，可以十分协调地融合到旧的帝国主义政治里。如在伦敦或巴黎看到的那样，这种责任不是由托管地区的人民背负，而是由西方大国背负。西方大国的责任因托管地的增加而增加。
托管体制以一种既巧妙又有创造性的方式，在确保不破坏美国主张的无吞并的和平目标的同时，又可以扩大领土。同样，实施民族自决权也是合法的，与《国际联盟盟约》中关于托管的约定并不矛盾。反而可以这么说，托管体制通向民族自决之路。
巴黎和会拯救了欧洲帝国，国际联盟为此赋予了新的合法性，正如扬·斯穆茨（Jan Smuts）在其1918年的文章中所预见、描述的那样：然而，托管体制的实施过程（一些无视民族诉求的情况除外）滋生了破坏稳定和帝国解体的病菌，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本合法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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