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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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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谈判，指与战争有关的谈判活动。它或者是战争最后的结局，或者是战争中间的手段，或者是在战争威胁下的产物。军事谈判的内容与战争目的直接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即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在追求国家与世界和谐的进程中，需要解决无数矛盾与冲突，通过谈判而达致和谐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通道。军事谈判的历史让读者感受历史的沉重和未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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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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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谈判，折射出大国崛起的艰难历程。从鸦片战争谈判后割让香港，到抗美援朝谈判后自立自强，中国人民走过了由屈辱、悲愤到自信、豁达的心理历程。军事谈判是谈判双方对立最尖锐、利益最鲜明的对话。它担负着一场战争的全部责任，寄托着战争双方的全部利益与希望。其中，有因愚昧而造成的恶果，也有因智慧而获致的成功；有因坚定而保持的尊严，也有因灵活而取得的一致。谈判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而谈判代表的才智与胆略，也在谈判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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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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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一青，湖南津市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军事理论与军事历史研究。代表作有《毛泽东与中国现代思潮》《毛泽东兵法》《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指导教程》；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有《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等译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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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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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中朝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开始了新的一轮谈判。
双方代表团成员再次见面时，战场上的硝烟并未消散，双方表情都很严肃，彼此板着面孔，没有打招呼。中朝方面出席的代表是南日、边章伍、李相朝、解方、郑斗焕；美方代表也作了调整，分别是乔埃、克雷奇、霍治、勃克和李亨根。
会议在第一次议定的五项议程基础上，直接进入第二个议程，即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讨论。
美国代表霍治重提所谓的“海空优势论”，被中朝代表顶了回去。霍治进一步说：“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
解方当即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解方的话令美国代表哑口无言。
经过几天的辩论，中朝代表团决定作出一定的让步，以争取谈判取得进展。 11 月 7 日，中朝方面提出方案：就地停战，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二公里为非军事区。
这样的方案应该说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不料，8日，美国方面又提出一个对案，毫无道理地要把开城划在非军事区之内，这实际是又要中朝军队让出 1500 平方公里的地区。这当然是中朝方面所坚决不能同意的。
11 月 10 日，中朝代表进一步提出如下对案：
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小组委员会应即根据上述原则校正现有实际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确定军事分界线两侧各 2 公里之线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划出非军事区；小组委员会在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但尚未签字前，必须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届时所发生的变化，对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作相应的修改。
美国方面于 11 月 17 日终于接受了中朝方面提出的方案，但加上了有效期30 天的限制。于是，双方进入了紧张的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工作。
具体划线的任务交给了双方的参谋人员，他们各自与前线指挥官取得密切联系，然后用铅笔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出各自前沿分队的准确位置。由于前线尚未停战，分界线的位置是经常变化的，故而画图作业中的争论也是经常发生的。前线的一座山、一条溪，在地图上就是一条条曲线与一个个黑点。
一天，中朝方面的代表柴成文指着地图质问美国代表穆莱，说：“你为什么把线画到这里？这是我们的阵地。”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它已在我们手中了。”穆莱幸灾乐祸地说。
“不对，我们有最新战报。”
“要不然咱们坐直升飞机去看看。”
“用不着，要去的话，我看我们还是骑马去看，这比坐直升机看得清楚，我们有好战马，可以送你一匹。”
他们俩的对话引出一片笑声，因为大家知道现场勘察是做不到的。
有时，双方的参谋人员对于某一个地点争执不下时，他们就将争议情况报到正式谈判的小组会上。
有一次，双方都说己方占领了中部地段的某个高地，报到小组会上以后，霍治命令会谈代表利用先进的通讯设备与那个高地上的美军指挥官通上了话。说话以后，霍治得意洋洋地对着解方裂开大嘴笑了起来，说：“事实证明，这个高地仍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控制之下。”
解方瞪了得意非凡的霍治一眼，对身边的中国参谋小声地说：“不要紧，我们今晚将它夺过来。”
不料，这句话被一旁的美方翻译凯瑟·吴听到了，他连忙报告给霍治。霍治立即通知前线高地的指挥官，要他们加强高地的守备。可是，中国军队仍然于当天晚上以优势兵力一举夺下了那个高地。第二天，霍治不得不承认必须同意将那个高地画到中朝一边去。
用了整整三天半的时间，双方终于在图版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实际接触线。剩下的就是画出双方各退二公里的非军事区的南缘和北缘。由于接触线是弯弯曲曲的，在弯曲的狭窄地段不足四公里，应该退到哪里呢？中朝方面的绘图员小王急得满头大汗，半天也画不出来。这时，代表团的翻译蒋正豪帮上了忙。蒋正豪在大学学的土木工程。他提出：“以接触线上的任何一点为圆心，以二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缘。”采用了这种方法以后，中朝方面很快就把非军事区的草图画好了。
第二天，双方的参谋会议开始后，美国代表首先提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从实际接触线各退二公里的非军事区的南北缘画不出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专家来解决的技术问题。我们已经向东京请专家去了。因此，今天讨论不成了。”
中朝方面的参谋人员立即将已经画好的草图展开来，将非军事区的南北缘指给美方代表们看。对方代表显得特别窘，但他们也无可挑剔，最终只得接受我们画好的图案。
12 月 10 日，双方在实际接触线的图表上签了字。这是谈判以来达成的一项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协定。
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幕后工作都十分紧张。中朝代表们不仅每天吃午饭的时候聚在一起讨论下午的预案，每天晚上都到李克农的工作组里，汇报一天来谈判的情况，然后大家讨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还要将重要的发言写成一份份稿子，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第二天谈判的代表每人一份。如果敌人提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中向李克农、乔冠华商讨对策。
美军的参谋人员每晚也在忙着。他们要预测第二天会议的情形，为会议准备采取的立场所需要的文件，其他代表团成员则将参谋们准备的文件加以分析研究，压缩提炼出实质性的东西。这种幕后的准备工作成了谈判进行中的一种程序。
中朝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始终是李克农。他总是将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贯彻到谈判中来，抓住谈判过程中的原则性、策略性问题，耐心地指导谈判代表。就在第二项议程谈判的过程中，李克农总结前一阶段的谈判特点，为代表团指出下一步的谈判方针。他说：
“这一阶段的谈判特点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谈判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们是世界头号强国，总放不下架子；而我们是刚刚取得了解放的人民，谁要想压倒我们也是不可能的。他要压倒你，你又不服压，这势必造成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对方讲，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
“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战场上的压力，战场上予以回击；会场上的无理要求，会场上揭露、批驳；对会外的肆意挑衅，要一件件地调查并抗议。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不行的。我们早就感到，会内会外都是硬碰硬，总不是个办法，可是扭不过来。原来以为小组会、参谋会可能对缓和谈判气氛好一些，可是问题一僵，又是硬碰硬。如何转弯，我也觉得苦恼。周总理与国民党谈判多年，虽然争得很凶，也是针锋相对，但个人交往很多，不少难题是在个别交谈中得到解决的。今天这种僵硬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 ‘诱导’才好。”
李克农又说：“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大了，这就是毛主席、金首相共同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对于第 3 项议程，李克农说：“对美方的无理要求要驳，但要主动促进。停战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最主要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当然我不是说别的议程就没有麻烦了。同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三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根据美方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所持的一贯主张，他可能要求无限制的监督，这是我方所不能够接受的。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战了难道能允许敌人到我后方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以上参见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第 180—182 页。）
李克农的分析使中朝代表们在第三项议程的谈判中心里有了底。
1951 年 11 月 27 日，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即讨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中朝代表首先提出五项原则建议：1. 所有武装部队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停止敌对行动；2. 所有武装部队在三天之内撤出非军事区；3. 双方在五天之内全部从各自的战线后方、沿海岛屿和海域撤出；4. 双方保证在非军事区不得有任何武装部队和出现任何军事行动；5. 双方指派数量相等的代表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各种具体事情的处理和监督协议的实施。
美方代表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乔埃立即向南日指出五点建议没有涉及重要问题。他认为，开始停火与从非军事区撤出所有部队的技术细节过于简单，而最重要的是双方采取措施减少发生敌对行动的可能性。他进而提出：在停战期间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朝鲜集结军事补给、装备或人员，不得修建和修复用于攻击目的的军事设施。同时，为了确保双方遵从这些限制，应该设立监督机构和观察员联合小组，并让他们享有足够的权力和行动自由，以便将整个朝鲜置于监督之下。为了使双方分歧能够协调，中朝方面进一步在五项建议的基础上，加了两条建议，即 6. 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7. 为监督第6 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的报告。显然，中朝方面提出的补充建议是充满诚意的让步措施。
起初，美国方面对于中朝方面提出的新建议十分意外，经过他们的请示以后，他们开始继续对达成协议制造障碍。
美方提出，应当准许美军从境外轮换补充部队，同时要禁止朝鲜境内的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
中朝代表指出：“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的是我方内政的不容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者那一种设备的恢复或者补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方代表嚣张地威胁道：“你们应该忘记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名词。现在我们正在干涉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中朝代表气愤地斥责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双方的分歧集中于限制朝鲜的军事供应、开放朝鲜全境观察、美国不愿从中朝后方沿海岛屿撤退以及限制朝鲜修复兴建机场等问题上。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12 月 12 日美方代表团提出了一揽子新建议，对一些争论问题表现出一些松动，其主要内容是：联合国军放弃沿海岛屿和分界线以北的领海，同意由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国家派遣观察人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允许美军人员的调动与补充、同意中立国小组下属于军事停战委员会。美方仍然禁止朝鲜境内重建和修复机场。
其后的争论又集中于机场修建和中立国成员的名单上。中朝代表仍然坚持修建机场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不容美国干涉。同时，当中朝方面提出苏联、捷克、波兰等国为中立国时，美方坚持不同意苏联。
由于第三项议程大部分内容已经达成协议，谈判代表团为加速谈判进程，于1951 年 12 月 11 日提前讨论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问题的安排。中朝方面的小组谈判代表是李相朝和柴成文，对方代表是李比和希克曼。没想到在这一议程中，谈判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原本，依据 1949 年 8 月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疑地释放并遣返”，“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战俘问题理应受到这一公约的约束。美国是公约的签字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52 年 7 月也宣布承认这一公约。可是，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上，却不准备执行这一国际公认的法规。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一开始，中朝方面的代表就提出遣返战俘的原则意见：停战协议签字以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美国代表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双方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
12 月 12 日，中朝方面以书面形式提出第四项议程的五点建议：1. 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2. 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3. 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4. 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5. 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美方坚持他们先交换战俘材料的意见，李比解释说：“双方战俘应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换句话说，就是在停战时的交换，将不给任何一方不公平的军事利益。”
显然，美国打算扣留中朝方面的战俘原则在谈判开始时就已经定下了，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中朝方面到底收容了多少战俘，故而要求先交换战俘材料，然后再谈交换原则。
谈判僵持了一周。为了解除对方拖延谈判的借口，中朝方面同意于 12 月18 日交换了战俘材料。美国方面交来了 132474 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 人，志愿军 20720 人。中朝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有南朝鲜军 7142 人，美军 3193 人，其他国家的军队 1216 人，共计 11551 人。
当时，双方要求休会研究战俘名单。美国人的名单混乱不堪，除了英文拼写的名字外，还有一堆战俘号码，根本无法查考。中朝谈判代表立即要求对方补交以朝文与中文书写的名单，及战俘所在部队的番号与级别。相反，中朝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清清爽爽，一目了然。美国代表还惊奇地发现，有 20 余个战场上已经“死亡”的人员还活着。其中有一个已经“死亡”的美国俘虏，妻子已经改嫁了，记者采访时问她：“你原来的丈夫回来怎么办？”妻子说：“让他们两个谈判吧！”
交换战俘名单以后，美国代表首先发难。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失踪”的人数为依据，向中朝方面提出质疑，说中朝方面提供的名单仅占美军失踪人数的27％，南朝鲜军失踪 87000 余人，战俘名单里只有 7000 余人，那些人到哪里去了？
南朝鲜战俘问题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即战争之初，朝鲜部队学习中国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的做法，将俘虏兵教育改造之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愿走的全都编入了人民军的队伍。直到美国参战以后，朝鲜战争的性质才起了变化，才产生了战俘的问题。
针对美国方面的质疑，中朝代表回答道：“以李承晚当局所发表的南朝鲜军失踪数字为依据，来衡量我方所收容的南朝鲜战俘的数字的大小，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不论在任何战争中，失踪数字与被俘数字之间都没有固定的关系。”至于美军的失踪人员问题，就连美国自己的报纸也认为美方发表的失踪数字有许多是虚妄的。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当美军第二师的一营人在 1950 年 11 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 800 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的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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